《姑苏晚报》2022年10月17日 B05版
陈益
一个自视甚高的狂人
清代学者毛奇龄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狂人。他自视甚高，凡是别人说过的道理，总要另外说出一套来。有一次，他跟一位李姓读书人谈论音韵学，李某对于顾炎武先生的学问赞不绝口。毛奇龄听了，非常不服气，大骂其“邪妄”。李某立即站起身来与之激辩，毛奇龄怎么也辩论不过他，挥起拳头就打架。谁知李某是北方人，身材魁梧，毛奇龄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被打得满口流血，于是留下话柄。
然而，不要以为他是一个等闲之辈。毛奇龄，浙江萧山人，世称“西河先生”。他四岁开始识字，母亲口授《大学》，很快就能朗朗成诵。十三岁时参加童子试，主考官陈子龙故意逗他：“黄毛未褪，敢来应试？”毛奇龄随口回答：“鹄飞有待，此振先声。”意思很清楚，自己年纪虽小，将来却要干一番事业。陈子龙惊叹他思维敏捷，以“春蚕作茧”为题请他作文考试。毛奇龄下笔成诗，其中有两句“经纶犹有待，吐属已非凡”，抒发了不凡抱负，被传为美谈。
有趣的是，毛奇龄不仅才气逼人，往往还能一心二用。写文章的时候，他一边构思，一边与人畅谈，随想随写，随问随答，互不影响。甚至一边舞文弄墨做文章，一边还会跟老婆吵架，嘴里骂不绝口。骂不赢则老拳相加，随后坐下来安心作文，行云流水般，仿佛刚才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民间流传的一个故事，说的是苏州周五郎巷有一货郎出售纸团扇。某天早晨，一个乞食的道士路过周五郎巷，货郎请他书写扇面。道士便提笔写了几把团扇，其中之一写了首《菩萨蛮》，是集唐人的词句：“玉楼明月长相忆（温庭钧），侍儿扶起娇无力（白乐天）。不语欲销魂（李珣），云环枭翠翘（魏承班），抱琴时弄月（李白），皓腕凝霜雪（韦庄）……”看见的读书人，无不为之惊叹，纷纷怀疑道士的身份。毛奇龄知悉后，特意考证了这首《菩萨蛮》。他从《花间集》中发现，乞食道士题写的个别文字与原作不符，并且说，这首词是张也倩所作，张也倩号梅禅道人，不知他的词集中有没有收录？显然，苏州小巷深处文人聚集，已明白无疑。
曾以度曲知名
对于昆曲的起源和发展，毛奇龄也做过认真的研究。他说：“古歌舞不相合。歌者不舞，舞者不歌。即舞曲中词亦不必与舞者扮演照应。”但是经过唐、宋、金的变迁，到了元代，情况变了，“则歌者舞者合作一人使勾栏。舞者自司歌唱，而第设笙、笛、琵琶以和其曲。每入场，以四折为度，谓之杂剧。其有连数杂剧而通谱一事，或一剧或二剧或三四五剧，名为院本。西厢者，合五剧而谱一事者也。”“唱着只二人，末泥主男唱，旦儿主女唱。他若杂色入场第有白无唱，谓之宾白……至元末明初，改北曲为南曲，则杂色人皆唱，不分宾主矣。”显然，对于起源于昆山、苏州一带的昆曲，他内心是折服的，并且仔细研究过发展的过程。
毛奇龄十分嗜好昆山腔，自称“予少不检，曾以度曲知名，凡坊曲，伎人争相请教”，甚至还以自己作的词让他们演唱。他不仅经常拍曲，还研究乐器。云间（今上海松江区）有一个冯行人，在周王府获赐一件珍贵乐器，用花梨木作琴身，饰以象齿，龙形琴首，有两弦从龙口中出，琴腹缀以蛇皮，像三弦，然而形制比较小，另外配有棕弦攀绊曲木，似乎是一张弓。太仓乐师杨仲修能识别古乐器，看见后说，这是提琴。试一试，发现少音，于是将琴弦和琴鼓作了改良，使声音变得十分动听。恰逢魏良辅正热衷于改良昆山腔，非常欣赏杨仲修的改良，将提琴携入太湖洞庭，作为伴奏乐器，连续演唱了一个月。从此，昆山腔的伴奏乐器在箫、管、笙、笛和琵琶的基础上，又有了三弦、提琴等，昆山腔堪称当时伴奏乐器最多的一种声腔。
毛奇龄在《西河词话》里记载了这段逸闻，成为昆曲史中的一份珍贵资料。他说：“唐宋旧乐器甚夥，然移时即没。此亦不过唐宋间所造，而独得盛行，亦属异事。”这句话看似平易，却使我们得以把昆曲音乐与唐宋宫廷音乐建立起密切联系。
蒙辱回乡
1645年，清兵铁蹄践踏江南，四处屠城，血流遍地。作为一介书生，毛奇龄义无反顾地投笔从戎。抗清复明失败以后，他不得不逃入深山避难，筑土室读书。但清廷却一直在密切关注他，以各种罪名通缉他。毛奇龄无奈浪迹天涯，写下了《续哀江南赋》等名篇。康熙皇帝坐稳江山后，很快宣布大赦天下，学者毛奇龄也在赦免的范围之内。
康熙十六年正月，已经呈现文治武功之象的康熙皇帝颁布诏书曰：“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阐发经史，以备顾问。朕万几余暇，思得博通之士，用资典学。其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士，勿论已仕未仕，中外臣工各举所知，朕将亲试焉。”博学鸿词科的开试，意味着清廷准备一举网罗尽天下“已仕未仕”的优秀读书人。
随着时局变化，毛奇龄的政治立场也发生了变化。他不仅捐资为廪监生，还参试博学鸿词科，喜滋滋地被录取，去往京城翰林院，在清朝的大臣手下预修明史，开始过上了安逸日子。当时和他一样抗清失败后亡命天涯的顾炎武，既不愿考博学鸿词科，更断然拒绝为清廷修明史。同样是生活在改朝换代、天崩地裂年月的江南学者，所选择的道路如此泾渭分明。
毛奇龄拿着清廷的俸禄，不甘平庸，很想干一番大事业。在修明史时，他不仅专心致志，更锋芒毕露，常常因为一些观点、做法与别人争吵不休。但是没想到，即使他背负贰臣之名为清廷效力，清朝政权的实力派仍不允许他任意置喙。没过几年，这个率性而为的学者就怎么也干不下去了，称病南归，从此隐居不出。他感慨道：“吾游遍北南，似无如吾土之美者。嗟乎，远游者可知已！”蒙辱回乡以后，毛奇龄心无旁骛地研究学问，著书立说。他的著作被收入《四库全书》的有28种，存入目录的有35种，这个数量别人无以企及。毛奇龄终于成为朴学大家，在清代思想学术史上有了与顾炎武、张尔岐等人比肩的地位。
清学界最初的革命者
梁启超先生曾这样评价毛奇龄：“本是一位有才华而不修边幅的文人，少为诗词，颇得声誉，然负才佻达，喜臧否人物，人多怨之。”将他看作清学界最初的革命者。
比如，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一直作为科举取士教材，被读书人顶礼膜拜，毛奇龄却不买账，专门写下了《四书改错》一书，毫不含糊地指出，朱熹作注的错误，多达四百多处。不仅如此，他还心存幻想，打算在康熙南巡时，把自己的《四书改错》献呈皇帝，指望能以此改变八股取士制度。谁知道，作为政治家的康熙皇帝，可以赦免包括毛奇龄这样的反清文士，以获取人心，却决不允许江南读书人忘乎所以，得寸进尺。很快，《南山集》案发，几乎有三百人涉案，戴名世被砍头，方孝标被戮尸，而朱熹则被列为大成殿的十一哲。毛奇龄感到绝望了，赶紧把已经刻好的《四书改错》的木版付之一炬，永远也不收入《西河全集》。到了晚年他才省悟，为人千万不能太任性，还是为家乡文化做些好事吧。他的三卷《湘湖水利志》，概述湘湖的由来及其文化内涵，尖锐地抨击和揭发毁湖渔利现象，至今仍然是研究湘湖的重要历史文献。
毛奇龄的一生，享年94岁，可以说是很长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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