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欣晔
对于剪金桥巷，许多居住于此的老居民都有一个共同的孩童时代的回忆，那就是升平小学，但由于时代久远，许多人对冯桂芬父子曾在此创设洗心局的那段历史或已遗忘。
洗心局是清末收容和教化不肖子弟的新式慈善组织，类似于惩戒所。洗心局雇有“司事”和“教习”数人，分别负责管理号舍、处理文牍、劝导和教育子弟等事。在清《（同治）苏州府志》有载：“洗心局在剪金桥巷，国朝同治十年郡人冯芳植创建。旧家子弟不肖者送局管束，共建号舍若干间，严行禁锢。”在民国十年（1921年）《邓巷蒋氏宗谱》也有记载：“送官惩治一：到庄领米，各人自备船只、米袋等件，庄中留饭一顿，不准饮酒，自带铺盖，止宿一宵，不得逗留城中。废时失事违者，停给。一族中败类甚多，因照洗心局章程设立号舍，严为约束。”清代余治《得一录》卷十六中亦收录了《苏郡洗心局章程》，由此可见洗心局在当时已制定完备的规章制度。
上面《（同治）苏州府志》中提到的冯芳植是晚清著名思想家冯桂芬的次子。那么冯桂芬本人是否也参与了洗心局的筹建呢？吴云《两罍轩尺牍》中有一封他写给冯桂芬的信函中提道：“尊处所办安节、洗心二局，经费及顺之季玉诸君紧要善举之用，以期周妥。”这里的“尊处”指的就是冯桂芬；“安节”指的就是冯桂芬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在沪上避居的同时创设的慈善机构“安节局”，用于救济难民。此外，在吴县议事会的一份《议县知事交议洗心局辨别性质案》（1913年11月4日）的档案中亦提道：“冯绅桂芬与城绅数人会商后，从女普济堂名下拨出房屋开办。”由此可见冯桂芬与儿子冯芳植一同创办了洗心局。
冯桂芬(1809-1874)，字林一，又字景亭（又作景庭），自号邓尉山人，江苏吴县（今苏州）人。道光二十年(1840）一甲二名进士，故邑人称其在木渎的宅子为“榜眼府第”。冯桂芬高中榜眼后仕途并不顺畅。自父亲离世，道光三十年（1850）回乡丁忧后， 他便逐渐淡出仕途， 以乡绅的身份在苏州和上海一带从事慈善活动。除了创办洗心局，冯桂芬在苏州还办过女普济堂、锡类堂、丰备义仓等慈善组织。冯桂芬也是将西方慈善理念引入中国的先行者，他曾读过西人袆理哲的《地球说略》，从中了解到荷兰的教贫局：“（荷兰）国中如有乞丐，该处官吏必令是人就习艺事，给之衣食；如不听，则强之，盖不许其游惰故也。”荷兰所谓的教贫局就是教养院，冯桂芬由此受到启发，在他的成名作《校邠庐抗议》中提出了“严教室”的主张：“凡民间子弟不率教，族正不能制者，赌博、斗殴、窃贼初犯未入罪者，入罪而遇赦若期满回籍者，皆入焉。三年改行，族正愿保领者释之。”创办洗心局实际上就是冯桂芬“严教室”思想的具体表现。
洗心局起初由冯氏父子拨款筹办，后改由官方与民间士绅合作，通过藩库出银、房租所得、官拨茶捐及存典生息等多种渠道筹措资金，来维持洗心局的日常运营开支，民国《吴县志》有载“洗心局在剪金桥巷。清同治十年郡人冯芳植创建，旧家子弟不肖者送局管束，共建号舍若干间，严行禁锢，其费由藩库每年拨银六百两，租房七所约收租钱八十千文。绅筹存典生息银，按季折取五十两，官拨茶捐一成，按季领一百数十千文”，但“宣统末，因官无拨款停办”。
洗心局停办后，在其旧址上开办了简易模范识字学塾第七塾，专教年长失学贫民。民国初年学塾停办。1913年，吴县县立女子高等小学校又在旧址房屋基础上兴办校舍。之后学校几度改名，1972年，恢复“升平小学”校名，2010年，沧浪区培智学校迁入升平小学原址。
未来这个地块将纳入32号街坊滨水剪金坊的一部分进行整体规划，不久的将来它将成为苏式文化生活体验街区的一道靓丽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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