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古人多助学

发布时间：2010-12-31   来源： 郑凤鸣

常熟游文书院

    范仲淹曾经说过：“善国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劝学”。为了普及初等教育，进而提高教育程度，苏州自古就实施了许多帮困助学的好办法。

僧道族长场地助学

    选用学址需要一笔大资金，一般办学者是难以做到的。但是，苏州古代的僧道族长大多开明，愿意把寺院、祠堂提供出来用作教育设施。范仲淹奏请建立的吴县县学，就设立在县治东南的三皇庙基。宋朝主学宋楚材，请太守陈均，将县治东北的广化寺改建成长洲(元和)县学。得到了僧人的支持。嘉靖二十年(1541)，由于场地狭隘，欲迁址城东福宁寺重建，又得到了僧人的支持。同是嘉靖年间创办的文正书院，设在浒墅关镇的广福庵。还有明代创建的道南书院，曾经以黄鹂坊桥明南京兵部尚书杨庄简公专祠为院址：后来还迁址到过虎丘二山门里。清同治四年(1865)，里人孙毓菘，则在祥符寺创办了蒙养义塾。道光九年(1829)，绅士杨于高、周士涟，于齐门外石狮泾浜，倡建了专供贫苦子弟学习的供膳义学。同治元年，里人顾泰樽，也在悬桥巷回真道院内创办了义塾，以教育里中子弟。

 

朝廷官府公费助学

    办学经费仅靠学费收入是远远不够酌。在得到地方人士的申请后，朝廷或官府大多会同意申请，公助办学经费。宋景祐二年(1035)，时任苏州郡守的范仲淹，应地方人士朱公绰之请，奏明朝廷，获准给田5顷办学。《百城烟水》载：吴县学，是“万历二十九年巡抚、巡按何熊祥、知府燮元，各捐助”的。
    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所建的紫阳书院，初建时，经费来源主要靠巡抚张伯行拨吴江县水北庵僧人官田，以供学生官粮。雍正十一年(1733)，雍正皇帝又以银1000两令官置田。紫阳书院的课生，分内课和外课两种。内课住院，每月膏火2两4钱、米3斗。外课没有。为了保证内课住院学生的膏火费用，巡抚杨永斌又于乾隆三年(1738)，奏请拨银4万两，得到了公助的学习经费。
    沧浪亭北的正谊书院，在初建时，江苏巡抚汪志伊规定，每年拨银3000两，一切供给按照紫阳书院办理。同治十年，巡抚张之万又拨银4000两生息，补充给学生。同在沧浪亭北的学古堂，建于光绪十四年(1888)，其经费来源也主要靠朝廷拨款和地方官筹集。
    校舍的大修，也是一笔大费用，没有外来的大支持是很难办的。明宣德九年(1434)，苏州知府况钟到任后，看到文正书院栋宇坍塌，立即奏请朝廷，加以修复，规模比前有了扩大。乾隆二十七年，知府李由书到任后，见义学学舍年久失修，马上在原址修葺扩建。义学学舍还因此改名为平江书院。

仁人志士捐款助学

    学古堂、太仓州学、山塘街西首的清节堂等义学、义塾的经费，主要是靠政府划拨的学田、仁人志士的捐助来维持的。
    在创办苏州府学时，范仲淹将自己购买的南园捐献出来，建成学斋22间。道光二年，布政使廉敬率部属捐银1万两，充实正谊书院经费。创办于清同治十年的存养书院(博习书院)，在光绪四年得到美国肯塔基州科文郡巴芬顿父子先后向监利会捐赠的6000多美元。监利会便在天赐庄买地，兴建了校舍和住宅。光绪十年，存养书院改名博习书院，以纪念巴芬顿父子。
    清光绪十八年，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传教士海依士博士，来到苏州十全街学萃英书院，到光绪二十六年，在美国募捐到了一笔资金，把学员搬迁到了木杏桥堍。后来经费困难，又把书院搬迁到了上津桥堍，改名两等小学。宣统三年(1911)，美国教会派白朗博士到苏州视察后，拨给一笔巨款，才在今义慈巷兴建了像样的校舍。两等小学改名萃英中学(今市五中)。
    同治年间，苏州纱缎巨子孙春岩在西白塔子巷创办义学。孙毓菘在祥符寺创办的蒙养义塾，有田480多亩。光绪十五年，甪直镇绅士沈国琛等也捐献了巨款，在鲁望寺旁重建了甫里书院，同时还捐献员昆新田400多亩。义学专收孤寡贫苦子弟，不收学费，还供给膳食。

贫寒家庭牵手助学

    有的贫寒家庭，自己请不起私塾先生，就以同姓为维系，附读于家境富裕家庭设置的私塾读书。还有的一家请不起私塾先生，就由数家联合设立私塾，合请私塾先生，费用公摊，负担就轻了不少。这种私塾大多借设在义庄或宗祠内，就没有了建造学舍的困扰。
    还有一种互助形式叫做社学。社学是元代开始的初级教育模式。据《苏州市志》载：元太祖诏州、县，每50家里社学1所。元至正九年(1349)，达鲁花赤八不沙在氏族后设立社学130余所。明洪武八年，苏州共有社学737所。
    值得一提的是从明代开始，苏州船民还互助办学，兴起了船学。由于船家居无定所、家庭分散，船家子弟难以上塾馆求学。因此几条船就联合起来办学。由1位威信比较高、收入比较好、热心子弟教育的船民出面，与十多个船家联系，取得共识，然后合聘塾师到选中的船上，把学童集中过来，同教同学。费用轮流负担或者当期分摊。塾师和学童日夜教学、生活在同一条船上，由船主供应食宿和学习条件，以25天为一轮。在最后的一天，船主要办“过船酒”，请塾师和学童聚餐，然后用小舢板把师生送到下一家船上。

皇帝官员精神助学

    虽然是封建社会，但是皇帝、官员也懂得精神激励的作用。元至正元年，魏了翁曾孙魏起，向朝廷提出请求，将南宫坊租宅设学奉祀，以扩大鹤山先生学问和道德的影响。当即得到元文宗的恩准，并且命学士虞集题写了“鹤山书院”匾额，予以赏赐。
    府学内尊经阁的紫阳书院，由康熙五十二年巡抚张伯行所建。创始之日，康熙皇帝亲自书写了“学道还淳”匾额，予以赏赐。乾隆十六年，乾隆皇帝又亲笔题写了“白鹿遗规”匾额。乾隆六次下江南，到苏州，都到紫阳书院，题字作诗，以示嘉奖鼓励。
    道光十二年，道光皇帝以“正谊明道”匾额赏赐给正谊书院。乾隆十六年，乾隆皇帝南巡时，还向文正书院赏赐了匾额“学醇业广”。
    宋以后，明智的郡守，到苏州上任，往往下车伊始，先到府学查看，以表示尊孔重教。
    雍正三年，江苏布政使鄂尔泰，不但重修了紫阳书院，而且常常在公余，与士子共聚紫阳书院中的清风亭，一起作诗唱和。由于他的示范，紫阳书院，乃至苏州，“士风一时振起”。

宗师学政临考助学

    为了选拔人才，光绪十三年，有个名叫唐继盛的无锡人，附读于吴县种善局义塾。他的才情和文采都非常好，特别是对于辞赋有独到的研究。那年王宗师按临苏州监考。唐继盛与苏州童生一起参加了三月二十九日的经卷和古文预考。走出考场后，一些士绅以唐继盛不是苏州籍童生禀请王宗师把他清退出去，不准参加正式考试。唐继盛知道自己无财无势，只能叹息而已。不料在正式考试前一天，突然有巡捕官手拿着督学的亲笔谕单，飞快地递送到吴县办考处，要立刻调取唐继盛的册卷。不一会儿又有两个承差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地先后跑来传呼送册学官，由一名廪生开具保结予以准考。大家窃窃私语：“不知王宗师为什么这样厚待唐继盛”。等到正式考试结束，对经卷和古文的阅卷结果，唐继盛的成绩都名列第一，方始感叹王宗师不拘一格识拔真才的难能可贵。
    光绪二十三年，常熟有个大户人家子弟，名叫席大成，是个瘫痪之人。年过40岁，但没有进入读书人的行列。父亲席少甫就他一个儿子，殷切希望儿子成材。在典试学政瞿鸿机当监考时，席少甫当面禀明了席大成的情况，请求在席大成赴考时允许由一个仆人背负进考场。瞿鸿机听禀后作出批示：“该童虽已成废，尚有志上进，但仆从进院有违功令。着巡绰官扶送，以示体恤。”席大成进考场后，抽秘骋妍、挥毫自得。等到成绩公布，居然名列前茅。
    由于官府、私人在场地、经费上的支持，通过多形式的办学，富家子弟有条件优越之喜，贫苦学生无辍学失学之忧；塾师尽心尽力，学童孜孜以求。经过教育培养，学子们养成了高尚的道德和卓越的才华，苏州出现了“举南北榜者十有三人”，而且累科皆有隽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