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野中的苏州评弹

　　　　　　　　　　　　　　潘 讯

　　一

　　作为一门以说唱历代故事为主要形态的江南曲艺艺术，苏州评弹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16至17世纪的晚明，明末清初之际的苏州文化成为孕育评弹艺术的温床。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将明清之交视为中国近代化进程的滥觞。明末清初，伴随王朝革鼎，时代兴替，社会环境急遽动荡，思想文化领域也波澜起伏。嘉靖以降，以王阳明“心学”为先导，一股宣扬个性解放、反对人性桎梏的文化思潮逐渐涌起，其左派更发展成为带有异端色彩的泰州学派。在“理欲之辨”中，泰州学派充分肯定人的情欲的合理性，“凡世间一切治生产业等事”都是合乎“天理”，都是天经地义。[1]36他们大多以“狂生”、“狂士”自诩，豪放洒脱，狂荡不羁。这些悖逆传统规范的言论举止，将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尊重、理解、体认与推崇展示得淋漓尽致。正如深受“心学”思潮洗礼的汤显祖诗云：“天地孰为贵？乾坤只此生。海波终日鼓,谁悉贵生情。”[2]1250这是泰州学派的精神核心，也是其最具近代意义的文化特征。

　　以苏州为代表的吴中地区正是这场社会思潮的中心。享有“人间天堂”美誉的苏州是水土丰腴的鱼米之乡，占据水陆要津，四方辐辏，商贸繁华。明朝中叶以来，承平既久，苏州经济更趋发达。唐寅在《阊门即事》诗中描绘道：“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更擅雄。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五更市卖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若使画师描作画，画师应道画难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苏州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市民阶层也随之壮大。新兴的生产关系携来新兴的社会思潮，新兴的社会阶层呼唤新兴的文学艺术。繁荣的商品经济促动了人性的复苏，催生了富有市民气质的新型文艺家。唐寅、祝允明等江南才子长期生活在市井之间，离经叛道、落拓不羁，他们的艺术创作充满了市民精神；凌蒙初、冯梦龙等吴地小说家秉持“为市民立言”、“为市井细民写心”的创作宗旨，在“三言”、“二拍”等系列小说中塑造了众多崭新的市民形象；金圣叹、
毛宗岗等批评家突破传统成见，高度评价小说、戏曲等通俗文艺的杰出价值，发前人所未发。放眼明末清初苏州文化，精品佳作琳琅满目，它们充满着先锋与探索的精神，激荡着前所未有的思想活力，闪耀着皎洁的人性光辉。

　　评弹艺术从诞生之初便吮吸着苏州文化的乳汁，承受着晚明以来新兴思潮的濡染，因而，在这一江南曲艺中同样萌发出人性的苞芽，展现出富有近代色彩的文化特征。

　　从评弹的创作主旨看，对“情”的肯定与高扬是评弹文学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早期的评弹作品多出自下层文人之手，流传在艺人口头，盛行于民间社会，泥沙俱下，其文化面貌十分驳杂。但是，在我们对这些流传书目进行仔细鉴别、分析之后，特别是经过与以往同类叙事作品比较之后，就会发现，在驳杂的外表下潜藏着某些新兴的文化特征。正如郭沫若评论长篇弹词《再生缘》所云：“以封建道德反对封建秩序，以爵禄名位反对男尊女卑，挟君威而不认父母，挟师道而不认丈夫，挟贞操而违抗朝廷。”[3]534可以说，驳杂之中见出时代的矛盾，矛盾之下又贮存着叛逆的激情和人性的曙光。虽然评弹也宣扬忠孝节义，但是礼教纲常的外表掩盖不了对至情至性的炽烈追求。不论官府如何禁绝，卫道士如何抨击，评弹书目中出现最多的还是那些“逾墙递简，男女相慕悦之词。”[4]90我们忘不了《玉蜻蜓》中金贵生与智贞一见钟情，生死相托；忘不了《珍珠塔》中陈翠娥与方卿情赠珠塔，私订终生；忘不了《三笑》中唐伯虎载美回苏的机智与甜蜜；忘不了《再生缘》中孟丽君女扮男装的胆略与挚情，“情”是评弹作品的生命所系。一位佚名文人在某部弹词的序言中总结道：“尝观古来著作，垂绪不朽者，曰情，曰性，曰理，曰义。”[4]74作者旗帜鲜明地将对“情”与“性”的推崇放置到“理”与“义”之前。评弹作品“虽皆常言俗语，实切至情至理”。[4]75“情”能够超越生死，无视尊卑，穿透古今，连通人心，“世人未免有情，情之所钟，足以传为异事。” [4]91在世人眼中，弹词《双珠凤》之所以取得“出已意以吐其奇，发冥想以避其俚”的艺术效果，关键在于能够“移人情”。[4]98对“情”的反复描写、渲染、演绎与说唱成为评弹艺术最具近代性的精神内核。

　　从评弹塑造的人物形象看，评弹人物中虽然也有帝王将相、达官贵人、才子佳人、神仙妖怪，但对其描写总如鲁迅所讽刺的“皇后娘娘吃柿饼”一样存在几层隔膜。因为评弹艺人大多出身社会下层，他们只能以自己的思想观念和生活阅历去揣摩那些遥不可及的贵人（古人）。在苏州评弹的人物画廊中，刻画得最为逼真、生动的是丫鬟、伙计、小商、小贩、轿班、更夫、媒婆、掮客、门上人、船老大、算命瞎子、烧火丫头、徽州朝奉、绍兴师爷等充满市民气息的人物，这些人物就生活在艺人的见闻经历中，是他们的左邻右舍，近亲远戚，他们无时无刻不在观察、体验、摹仿、提炼，并融贯于自己的艺术创造中。这些人物无法随意归入传统类型化的生、旦、净、丑行中，但是他们身上却能最敏锐地传递出时代的气息，他们的神态会令我们联想起《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卖油郎独占花魁》、《施润泽滩阙遇友》、《转运汉遇巧洞庭红》、《玉堂春落难逢夫》、《叠居奇程客得助》、《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刘小官雌雄兄弟》等通俗小说中的著名形象。评弹人物图谱中即便是传统的才子佳人，他们或许在外貌言行上与以往同类角色有相似之处，但是在性格上却透露出新的风采。《玉蜻蜓》中的女尼智贞在最初的刻画中不免流于淫荡与浮面，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弹词艺人与听众都从这个人物身上发见了可爱的精神因子，在后世表演中这个人物风流的一面逐渐淡化，而着重描写她的美艳、庵堂生活的苦闷和对金贵生的深情，智贞在书中所占篇幅也随之增加。《三笑》故事的变迁与人物形象的演化也颇有意味，早期在《唐解元一笑姻缘》、《唐六如逸事》等作品中秋香只有“一笑”，到了乾隆年间的弹词本中，秋香由“一笑”变成 “三笑”。这个演变过程不单是艺术结构的增益，更伴随着对唐伯虎、秋香等人物理解的深化和对他们恋情的美化；故事也不再是通常的风流韵事，而是具备了更为丰富的思想内涵。

　　从评弹的作家群与听众群看，评弹作家姚民哀、戚饭牛、陆澹庵、平襟亚、姚苏凤、陈范吾等都是近代化的职业文人。他们往往身兼数任，既是报人、编辑，又是通俗小说家、弹词作家。他们为艺人编书，虽然有出于情趣相投的交谊，但更多是出于商业利润着想。评弹作家大多活跃于近代大都市上海，他们交游广泛，讯息灵通，既熟悉书坛行情，又通晓市民口味。穿梭于文商两界令他们别具慧眼，他们常常一眼瞄准坊间畅销小说，另一眼寻觅有潜力的艺人，一旦发觉两厢得宜，便专为该艺人量身定制，创编弹词。然后利用他们手中掌握的报刊等媒体资源，长篇累牍大肆宣传，艺人多有因此而一炮走红者。明清以来，苏州一直是评弹艺术的中心，评弹演出活跃于苏州城乡。清朝末年评弹进入上海之后，评弹艺术中心亦随之由苏州转移至上海。近代城市成为评弹传播的主要空间，城市市民成为评弹艺术的主要听众，评弹演出每天面对的是小商人、店员、小公务员、新闻记者、帮佣、家庭妇女、产业工人等群体，为适应这类听众的欣赏口味，评弹无论是书目还是表演都更趋市民化、城市化、近代化，艺术风气为之一变。

　　二

　　苏州评弹的源头虽然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柳敬亭、苏昆生等一辈艺人，但是他们的演出并不是纯粹的商业行为。柳、苏等人是近似于李龟年式的遗民人物，他们上交名公巨卿，下结市井细民，虽然穷愁潦倒，操弦卖艺，却不同于后世一般艺人；他们借弹唱糊口，更借弹唱避世，满腹块垒，一曲苍凉。到了乾隆年间王周士时代，才出现了第一批纯商业演出的评弹艺人。此时，评弹演出活动已经相当繁盛，评弹走进街头巷尾的茶馆，出入大家显宦的堂会，逐渐成为江南市民阶层最主要的精神消费。频繁的演出实践迫切需要理论总结，王周士撰写出《书品》、《书忌》。为了协调艺人与茶馆之间的经济纠纷，维护与保障道众的权益，在王周士的主持下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创立了富有近代意义的评弹艺人行业公所——光裕社。这是苏州评弹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潮。到得咸丰、同治年间的马如飞时代，评弹的商业演出更趋繁荣，诞生了评弹史上第一个流派——马调。流派的出现是一门艺术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苏州评弹迎来了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高潮。

　　在此过程中，商业刺激是推动评弹艺术不断发展的最直接、最有效的动力。评弹是艺人在书场中直接面对听众表演的曲艺艺术，听众的好恶褒贬关乎他们的票房收入，关乎他们能否在码头上立足，关乎他们在业界道众间的声誉。为此，评弹艺人丝毫不敢懈怠，他们需要灵活调整自己的演出方式与内容，以迎合不同听众群体的口味。徐珂《清稗类钞》中记载：

　　“善弹词者之唱篇科白，悉视听客之高下为转移。有名书场，听客多上流，吐属一失检点，便不雅驯。虽鼎鼎名家，亦有因之堕落者。苏州东城多机匠，若辈听书，但取发噱，语稍温文，便掉首不顾而去。故弹词家坐场近城东，多作粗鄙狎亵语。不如是，不足以动若辈之听也，然有时形容过刻，语涉若辈（彼业谓之千），则揶揄随之，甚且饱以老拳。”[4]127

　　甚至在评弹书场还有以“听专书”为业者，他们的口碑舆论影响颇大，令评弹艺人不得不战战兢兢，小心应对：

　　“书场口碑，多出之‘听专书’者。中以轿役为多。倒面汤（逐客令也）捉漏洞，冲口即出，不稍假借。而且场地愈合宜，则‘听专书’者亦愈多。弹词家于此等处必兢兢，惟恐失若辈欢。”[4]127

　　这种紧张、兴奋的精神状态有力地促进了评弹艺术的繁荣，促进了新的流派、书目和名家响档的不断涌现。当今苏州评弹界最具影响力的流派大多崭露于评弹最为繁盛的1930年代。当年书坛上蒋调、薛调、魏调、沈调、夏调、祁调、周调、徐调、严调、李仲康调等流派翻新出奇，异彩纷呈，盛况空前。究其原因，商业利益的刺激是评弹流派产生的最有力的动因。当时大凡有实力的艺人都深感只有创立别具一格、富有个性的新流派才能在书坛上确立地位，才能长久地抓住听众，形成自己的听众群，保证较稳定的票房收入；竞争压力与经济利益使他们不能也不愿在前人后面亦步亦趋。“严调”创始人严雪亭曾师从徐云志学《三笑》，但是他自感软糯的“徐调”、《三笑》的书性与自己的个性气质相距甚远，于是他转而说唱《杨乃武》。他在陈范吾的文字助益下，结合自己的表演风格在“李家书”之外另创一路，一举成为书坛响档，并由此创立“严调”。在创新书目上，艺人们也绞尽脑汁。他们或从自身艺术个性出发创编新书，或对传统书目不断修改更新以适应时代要求。当时，一旦某部通俗小说在市面流行，便立即成为艺人们争逐的焦点，他们竞相邀请文人改编，登台搬演。为了不落窠臼，甚至同一部新书会同时出现多种改编本，多档艺人同时说唱的情形。张恨水名著《啼笑因缘》是1930年代最为流行的长篇小说，小说畅销不久，就有评弹名家赵稼秋、朱耀祥邀请陆澹庵编写弹词，旋即另一对响档沈俭安、薛筱卿又邀请南社老人戚饭牛重编。陆本与戚本同时登台奏艺，各领风骚。竞争的结果促进了书目的完善，此后艺人姚荫梅吸取陆、戚两本精华，不断充实锤炼，使《啼笑因缘》发展成为长篇弹词的经典之作。随着新的流派、书目的次第诞生，一大批响誉书坛、影响深远的名家响档也接踵登场。周玉泉、蒋月泉、薛筱卿、徐云志、严雪亭、邢瑞亭、李伯康、李仲康、王畹香、沈俭安、朱介生、陈瑞麟、姚荫梅、刘天韵、张鉴庭、郭彬卿、范雪君、潘伯英、张鸿声、顾宏伯、曹汉昌、贾彩云……这些闪亮的名字共同书写了评弹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

　　与商业的密切关系，也使得评弹的消费、传播总能得风气之先，紧随时代潮流与最新传媒工具紧密相联，借先进媒体扩张自己的听众群。茶馆是中国近代市民社会重要的公共空间，茶馆是三教九流，鱼龙混杂之所，也是各种资讯收集、汇聚、交流、传播的场所，在江南某些地区，茶馆甚至成为调解、仲裁民间纠纷的约定场地之一（“吃讲茶”）。可以说，茶馆在中国近世社会发挥了某种意义上的“传媒”功能。评弹演出的最初形态是在广场露天表演，当茶馆在苏州城乡相继出现以后，评弹艺人便捷足先登，进入茶馆演出，茶馆也借此招徕顾客。随着评弹的流行风靡，听书逐渐成为茶馆的主题，喝茶品茗反而退居其次，直至出现了专门的评弹书场。当无线电台在上海兴起的时候，许多艺人携带三弦走进电台，先是应邀在先施、永安、新新等大百货公司的推销广告中插播弹词开篇，后因广受听客欢迎，影响力逐渐扩大，遂发展成为专播评弹节目的空中书场，流行至今。上个世纪70、80年代，当电视开始普及的时候，评弹界又不甘落后，电视书场应运而生，评弹艺人开始通过银屏走进千家万户。

　　当然，商业竞争也给评弹发展带来了诸多弊病。妓女弹词的产生便是评弹商业文化特征的畸形发展。据文献记载，妓女弹词最早出现于清嘉庆年间，在同、光之际的十里洋场愈演愈烈。当时的弹词名家马如飞曾对这种现象大为不满，作开篇数首揭露之，但是沪上的达官显贵、浮头浪子却趋之若骛。这些女艺人挂牌书寓，名为弹唱其实从事皮肉交易，与“幺二”、“长三”无异。正如当年一首竹枝词所嘲讽的：“卖嘴原来不卖身，此中身价独超伦。谁知几曲琵琶后，一样桃源许问津。” [4]259妓女弹词的恶性发展滋生了艺术的堕落。商业操作还使针对女艺人的“书仙花榜”、“词史金钗册”、“评弹皇后”等评选活动甚嚣尘上。各种小报竞相刊登花榜、选票，轮番炒作。富家公子、无聊文人也趁机大作《沪北名花十咏》、《海上名花十友词》、《申江十美赞》等艳诗肉麻吹捧，内容多为“虞山旧是女儿家，碧玉芳年未破瓜。见客羞将姓名问，低鬟敛袖弄琵琶”[4]280之类的陈词滥调。至于那些入选花榜的女艺人，最终只有极少数能在书坛立足，大多以名列花榜炫人眼目，或作为进身之阶，很快就脱离了书台，如流星转瞬即逝。这些评选活动戕害了评弹艺术的健康发展。

　　三

　　陆文夫在为《苏州文化丛书》所撰总序中说：“苏州是个得天独厚的地方。得天独厚不完全是土地肥沃，气候温和，还在于它的文化积淀的深厚；地理的优势是得于天，文化的优势是得于人，天人合一形成了苏州这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作为一座2500余年的历史文化名城，苏州文化传统自成一格，源远流长，特别是明清以来，苏州在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各个门类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产生了杰出的作品。它们具有哪些共同的美学特征？贯穿苏州文化的精髓何在？我认为，可以拈出雅致、细腻二词，雅致与细腻是苏州文化的总体美学特征，是苏州文化的精髓。雅致与细腻的苏州文化也决定了评弹的艺术风格与审美情趣。今天，充满地域特色的评弹艺术已成为苏州乃至江南地区重要的文化符号。

　　苏州评弹雅致的特点至少体现在如下方面：

　　格调之雅。评弹艺术格调高雅，不落俗套，在全国数百种曲艺中首屈一指。在苏州评弹史上，固然也出现了不少品位低俗甚至恶俗的作品，但是它们大多流传不久即销声匿迹，那些凭藉媚俗作品暴得一时名声的艺人也很快湮没无闻，可谓人书俱亡。评弹史上能够流传下来的经典书目大多是格调高雅之作，艺人们以精益求精的严谨与执着在书目上刻苦经营，孜孜以求，这些作品最终经受了听众的检阅和时代的汰洗，人书俱传。即便是生活在市井街肆中的普通百姓，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精雅的吴文化熏陶，书品低俗为听客所不取。在一部诞生于19世纪上半叶的弹词作品《倭袍传》中，作者为我们记录了当年艺人张梦高在江南某地书场说唱《白蛇传》的情景，当这位张先生说唱到白娘娘分娩等不雅不洁场面时，忽有听众立起，神情激动地批评道：“住朵，先生。俉个《白蛇传》是陈遇乾先生传授个，要说得文俊点好……”[4]99这个有幸记载下来的细节意味深长，“说得文俊点好”充分显示了苏州评弹听众崇尚文雅、拒绝庸俗的欣赏品位。

　　文辞之雅。苏州评弹的说表儒雅清通，潇洒脱俗，即便是《三国》、《武松》、《岳传》等开打的武书也含蓄蕴藉，风致高爽；弹词作品中的唱篇也大多工整文致，可玩可品，《珍珠塔》、《西厢记》、《杨乃武》等长篇弹词中的唱篇因具极高文学价值而屡受文人学者的赞誉；弹词开篇更是苏州评弹文辞之雅的杰出代表，“其手笔多出文人，有清词丽句，可作律诗读者。”[4]126弹词开篇并非如一般人所误解的只是唐诗宋词、戏文唱段的堆砌重组，熟词陈句，鲜有回味。其实，优秀的开篇作品大多是创作者结合评弹的演唱、音乐特征对文学经典、典故的再创造，平中见奇，殊为不易。如琴调开篇《潇湘夜雨》：

　　云烟烟烟云笼帘房，月朦朦朦月色昏黄。阴霾霾一座潇湘馆，寒凄凄几扇碧纱窗。呼啸啸几个琅玕竹，草青青数枝瘦海棠。病恹恹一位多愁女，冷清清两个小梅香。只见她薄嚣嚣嚣薄罗衫薄，黄瘦瘦瘦黄花容黄，眼忪忪忪眼愁添怀，眉蹙蹙蹙眉恨满腔，静悄悄静坐湘妃榻，软绵绵软靠象牙床，黯淡淡一盏残泪烛，冷冰冰半杯煎药汤……

　　《潇湘夜雨》典出《红楼梦》第四十五回“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风雨夕闷制风雨词”，是原小说中极富诗意的片段之一。如何将这段文学经典改造为弹词开篇，这位无名作者别开蹊径，独运心思，巧妙地将顶针、互文、回环、迭音、叠字、反复、谐音、对仗、通感等多种修辞手段糅合在一起，取得了异乎寻常的审美效果。作者抓住原著所营造出的诗画意境，如调遣电影镜头一样，由远推近，反复渲染，将缠绵病榻，悲秋伤怀的女诗人形象刻画得传神入微。

　　台风之雅。传统的评弹表演一桌二椅，桌围椅批上苏绣花样清秀淡雅。上首男演员一袭纯色长褂，潇洒飘逸，下首女演员身着苏式旗袍，怀抱琵琶，淡施粉黛，清新脱俗。吴地文人雅士众多，出身社会中下阶层的评弹艺人也“多与文士游，非丐其揄扬也。以操是业者多失学，略沾溉文学绪论，则吐属稍雅驯。”[4]128评弹艺人多乐于与文人雅士交游，并非意欲借此抬高身份，而是想“沾溉文学绪论”，提升修养，其见识确非一般卖艺者所能企及。在老听客的评论中，一流的评弹艺人不仅要技艺精纯，更要举止儒雅，有书卷气。故而，在当时人眼中，善操弹词尤擅琵琶的吴升泉“恂恂儒雅，无浮薄习气，能作画”。[4]129现代弹词名家朱兰庵、朱菊庵、黄异庵、杨振雄、周玉泉、蒋月泉、朱介生、徐云志、周云瑞、魏含英等都是以富有书卷气的台风和表演而颇得听客好评。江南风雅的文化氛围也影响着评弹艺人的生活情趣。《续沪北竹枝词》（1872）中为我们留下弹词女追逐风尚的实录：“愈时髦矣愈矜怜，巾帼衣冠任倒颠。不信但看弹词女，拜年也用小红笺。” [4]255当年沪上弹词女大多出身低微，目不识丁，但是她们也常有“拜年也用小红笺”式的附庸风雅的举止。可见当时评弹艺人“崇雅”、“效雅”的普遍风气。现代书坛上，杨振雄能画，黄异庵擅诗也是名噪一时，传为美谈。

　　书场之雅。书场是评弹演出的具体空间，是风雅凝聚之地。布置精雅的书场能够创设审美情境，烘托气氛，书场之雅与表演之雅相得益彰，相映成趣。以苏州评弹博物馆内设书场（吴苑深处）和光裕书厅的陈设为例，大略可见一斑。苏州评弹博物馆位于平江路中张家巷，原址为清末民初沈宅，是一处文保建筑。在二进大厅内布置成古典书场，一式红木八仙桌、扶手椅，中间置状元台，完全依据传统格局。正前方为一座木结构仿旧书台，造型古朴洗练，不假雕琢，上方悬横匾曰“珠落玉盘”，左右挂一副对联，上联“沧浪亭御前弹唱垂青史”，下联“光裕社启后箴言耀艺坛”，俱为银杏木阴刻填绿，古韵悠然。书场两侧放置四面绘有经典评弹插图的屏风，从旧印本绣像翻制放大而成，墨线典雅生动，过目难忘。光裕书厅位于苏州城中宫巷第一天门，此处是光裕社旧址。一楼为改装后的新式书场，呈玉璜型，座位为联排沙发椅，外罩浅蓝色椅套。书台背后装饰圆形苏绣屏风一扇，几只白鹭在数丛芦苇间翩跹起舞，整个构图疏朗有致，格调素雅。台口两侧是卐字回纹花窗，左右悬一副对联：上联“光前应种书中粟”，下联“裕后宜耕心上田”，八分书体，静雅端重。苏州评弹的演出场地，无论是旧式书场，还是新式书场，都着意营造浓郁的姑苏风韵，听书其间，陶然欲醉。

　　至于评弹细腻的艺术特征早已为专家、学者所瞩目，像经典弹词中“陈翠娥下扶梯”、“婆媳相会”、“庵堂认母”、“闹柬酬柬”等著名关子书已经成为苏州评弹精细刻画人物心理的代名词。评弹的细腻主要体现在对书中角色心理的悉心体察与充分展示，评弹尤其擅于将身处矛盾情境中的人物复杂的心理隐衷一层层剥露、剖析、展现出来，令听众信服，感同身受。这是评弹艺术不同于传统小说、戏曲以及其它曲艺样式的鲜明风格之一。中国传统小说（无论是短篇还是章回）擅长借助细节刻画来表现人物心理，通过外在的动作描写来反映人物之间的冲突，心理描写是其弱项；戏曲则主要依靠写意、细腻的舞台动作和长段抒情性的唱词来呈现人物的心灵世界；其它曲艺如相声、快板、琴书、时调、大鼓、清音、道情等也不擅表现人物心理。评弹的细腻就在于它着意于剖析、呈示书中角色的心理，着意于揭示角色外在语言之下潜台词，并用细腻严密而又平易通俗的说表讲述给听众，为听众揭幽发隐，条分缕析。

　　评弹说表语言有表与白之分，“表”是评弹艺人跳出书情作为第三人称的叙述与评析，“白”是评弹艺人模拟书中角色声口神态的代言体语言。表与白又被细分为官白、咕白、表白、衬白、私白、托白等“六白”。“六白”被评弹艺人赋予了各种不同功能，在剖析与展示角色心理时发挥重要作用，咕白是人物的自言自语，私白是人物内心的思考、潜台词，都与人物心灵活动密切相关。戏剧大师曹禺在听过评弹后，敏感地指出评弹艺术在“说、噱、弹、唱”之后还有更为重要的第五性——“评”。“说、噱、弹、唱、评”是评弹最重要的表演特征，而不是通常所说的“说、噱、弹、唱、演”。“评”即艺人所说的表白与衬白，最能体现苏州评弹细腻的特征。所谓“讲论只凭三寸舌，秤评天下浅与深”，“评”是分析、详解与评论，而评析的主要内容则是书中角色的心理状态及冲突。

　　正因为评弹善“评”，这使得艺人的讲述并不是客观的平铺直叙，而是始终伴随着主观的分析、评论，始终伴随着与听众的交流、对话。评弹艺人既熟悉书中角色的心理，又熟悉场下听客的心理；他们在为听众一层层展示、剖析角色心理的同时，也在一步步逗引起听众的欣赏趣味。因而，评弹在分析人物心理时，总是如抽丝剥茧般一层层剥示出来，而不是破茧取蛹，直入主题；艺人的每一层讲述与剖析虽透不尽，总是留有余地，令人寻味无穷。如《杨乃武》“密室相会”这一关子中，杨乃武与小白菜在临刑前最后一面，彼此内心都积压着难以言明的痛苦与期望。杨乃武要寻根探源，试图说服、感化小白菜，促使她吐露真凶。而小白菜在恐惧、疑虑、怨愤、绝望等种种情绪的压抑下，一时又不愿说清真相。如何将人物之间的心灵冲突表现出来，如何将人物内在复杂的、不易觉察的心灵波动传递给听众，颇费斟酌。评弹艺人对此掌握了丰富的技巧，他们在充分体悟角色心理的基础上，运用细腻、灵活的说表语言将杨乃武与小白菜之间的心灵交锋分成若干层次，逐层展示出来，丝丝入扣。同时又留足想象空间，使每一层进展之后事态发展都出现可能的多种趋向，使听众充满了期待。

参考文献：

[1]李贽.答邓明府[M]//李贽文集：第三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汤显祖.徐闻留别贵生书院[M]//汤显祖诗文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

[3]郭沫若.郭沫若古典文学论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4]周良.苏州评弹旧闻钞（增补本）[M].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