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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中市:清末民初钱庄一条街

 图为西中市老街

图为1904年专事铸造钱币的江苏(苏州)铜元局


  总策划:詹刚 薛峰
  执行策划:谢强 梁振华 曹勤良 何建平
  撰稿:首席记者 李婷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据苏州商会统计当时的苏州钱庄共有24家,开设于今东、西中市的有20家,阊门外的1家,玄妙观附近的3家;这一年成立的钱业会商处,也设在今西中市德馨里2号。西中市一带,由此成为苏州城清末民初时期不折不扣的钱庄一条街。

  铸钱的宝苏局、印纸票的银钱局全在这儿

  据苏州市志记载,清乾隆《苏州府志》 卷十五有记录:“明永丰仓在阊门内崇真宫后,四面皆水,天顺八年知府邢宥重建,明末废,本朝改为钱厂。”
  对照苏州碑刻博物馆1981年重刻的乾隆四十八年《姑苏城图》碑中所示方位,即今阊门内下塘久福里地区,南起崇真宫后,北至中同仁街,东起东角墙,西至西角墙。这些街巷就是当时的护厂河填没而成。在附近还有“路头堂”(供奉财神)、混堂弄(浴室)、更楼弄(报时)等因钱厂配套设施而得的巷名。钱厂前临中市河,向西出阊门水关连接上塘河(古运河),直通枫桥,运输十分方便。其后紧靠桃花河(第一横河),隔河就是桃花坞大街,与驻军校场近在咫尺,置于监护之下,这是设置钱厂的必要条件。
  宝苏局始建于清康熙七年(1668),由江苏布政使佟彭年奉诏负责筹建,初称江苏省钱局,局务由藩(即布政使,掌管全省财政、民政)、臬(即按察使,掌管全省刑狱和官吏考核)两司合办,设州府监督一员,协理员一名,帮办多名。初设熔炉12座,后又增加4座,每一熔炉有炉头一人经理炉务。岁铸铜钱11.2万余串,扣除成本,尚得9.5万多串,全部缴送省藩库,以每串作银一两搭成兵饷,其余作为地区财政及赈恤之用。
  由于苏州地区缺少铜矿资源,初期钱厂用铜均从云南调运,船只往返三年才能抵苏,有时因运输不及被迫停炉。后来宝苏局也相应设立官商、民商组织的出洋船队,经理采办,这才保证了所需之铜的用量。
  清光绪后期,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出现使用机器冲压的机制铜板、银元,先进高效的制作工艺代替了落后的范模铸钱,宝苏局被淘汰废弃。其铸造的年号钱,除清初顺治及末代宣统外,基本上贯穿整个清王朝(同治初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曾铸过“圣宝”钱),前后达242年,被称为宝苏钱。其间虽有间断停歇,但总铸量还是相当可观的。
  在铸钱的同时,随着金融发展的需要,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廷又开办了裕苏官银钱局,隶属苏州巡抚衙门,归藩库管理,地点在西中市德馨里。
  开办之初,由藩库拨15万银两作为资本,但不久因兴建沪宁铁路,需款紧迫,即被抽走。该局发行钞票,并经营存、放款和汇兑业务。发行的钞票有制钱票和银元票两种,制钱票面额分伍百文、壹仟文(改发铜元),均为直式。银元票有龙洋票、鹰洋票两种,面额分壹圆、伍圆、拾圆,均为横式。
  裕苏官银钱局发行的制钱票、银元票信用较好,发行适度。宣统二年(1910)起逐步收回。至辛亥革命时该局关歇,未收回的制钱票仅1万余文,银元票7.59万余元。

  钱庄让苏州成为长三角的“存款码头”

  有了宝苏局与裕苏官银钱局这样的机构,西中市一带占尽了金融服务业的天时、地利、人和。
  清嘉庆、道光年间,全国有工商业城市三十多个,最大市场为京师、苏州、汉口、佛山,号称“天下四聚”。据《山西票号史料》记载,道光八年江苏巡抚陶澍奏折中说:“向来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等处每年来苏置货,约可到银数百万两,……自上年秋冬至今,各省商贾俱系汇票往来,并无现银运到”,而在苏州设分号的山西票号,先后有18家。
  在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徐扬所绘的《盛世滋生图》中,写有“钱庄”招牌达8处。据苏州商会史料载,苏州钱庄在道光、咸丰年间,多设于阊门外渡僧桥一带。咸丰十年(1860)阊门一带被战火烧毁,此时苏州的纱缎行业集中于城东,故钱庄亦迁至城东平江路朱马高桥与魏家桥之间的区域内。光绪年间,阊门外商事渐次恢复后,钱庄业又从城东逐渐西移至阊门内今西中市一带。
  一般而言,钱庄和票号的业务内容和活动地区是有区别的。钱庄的主要业务是对商人办理存放款项,偶尔经营地区之间的商业汇兑,所以和商业的联系比较密切。票号是以汇兑为专业的,有放款,也只贷给钱庄而不贷给一般商人。
  清末民初至抗日战争前夕,苏州钱庄多为独资,部分合资。钱庄老板多为本地知名大财主,早年如程卧云,王驾六,俞子良,沈惺叔等,均有相当实力。但说来也奇怪,这些钱庄的东家们大多数却都不熟悉钱庄的经营管理,纷纷聘请镇江籍钱业人士经理钱庄业务,故时有“无镇不成庄”之说。
  苏州钱庄资本并不多。据民国二十年《中国实业志》载,当时苏邑有钱庄30家,资本总额为48.5万银两,平均每家不过1.6万余两。民国二十三年《全国银行年鉴》载:苏州当时有钱庄23家,资本总额共为110万元,多者6万元,少者2万元,平均4.7万余元。———看上去力量相当薄弱的钱庄,是怎么玩转这个“钱进钱出,钱生钱”的游戏呢?
  清代和民国初年,苏州全邑田租收入,每年不下千万银两,官漕银米和牙厘局捐等每年亦多达百万银两。浮资充斥,因之苏州钱庄业在民国二十年前资本额虽少,但存款来源充裕。据《江苏省资本主义工商业发生发展情况》载,光绪三十四年,苏州各钱庄存款高者达45万银两,低者亦在35万银两,存款总额约在1000万银两上下。民国初期,虽受政局影响,业务大多陷于疲软,但每家存款最高者仍有16~17万银两,约为资本额的10倍。民国十五年后,苏州钱庄拥有存款每家平均在100万元左右,总数高达3000余万元。
  早期苏州钱庄放款,纯以个人信用及其事业根基为主,不重抵押,即使新贷户,亦仅凭介绍人口头保证,并无书面凭据。清末及民国时期,苏州以机器生产的工厂不多,本埠商铺大户资金雄厚,故钱庄吸收的存款在本埠难以消纳。邻近的无锡、常州、常熟、昆山、太仓、镇江、以至南京、南通、泰州、湖州、嘉兴、蚌埠等地的同业与典当,均成为苏州钱庄放款的对象。早年苏州钱庄贷与外埠者占40%,故苏州是宁、沪、浙一带著名的“存款码头”。光绪三十四年苏州放款总额为1100~1200万两白银,时人有“无(锡)常(州)一倒,性命难保”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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