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时间,媒体对苏州过云楼藏书的拍卖炒得沸沸扬扬,甚至还有归属权之争。这一方面体现了人们对于文化典籍的关注度日益增强,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们对于古籍乃至文物价值的认可。
铁瓶巷过云楼的首任主人即怡园创建者叫顾文彬。怡园实际上是顾家住宅过云楼的后花园。《苏州市志》为其两任主人顾麟士、顾公硕列了传,从中可以了解四代人的基本简历:
顾文彬,同治年间曾任浙江宁绍台道,归里后筑怡园,有花木泉石之胜;又建过云楼,收藏古代金石书画,著有《过云楼书画记》。顾文彬之子顾承,翰林院待诏,精鉴赏,好玺印,曾集拓新旧印章,出《画余庵印存》一书。
顾麟士(1865-1930)字鹤逸、谔一,自署西津渔父,或署筠邻,元和县(今苏州)人。深得家学,自幼酷爱艺术,能秉承先人遗志,广集金石书画名迹,因鉴别精审,收藏品位甚高。光绪二十一年(1895),他与吴大澂创办苏州第一个画社于怡园,名“怡园画集”。苏州书画界吴秋农、顾若波、王同愈、陆廉夫、费念慈、金心兰、倪墨耕、吴昌硕、郑文焯、翁绶琪、任立凡等先后入会,以吴大澂为盟主。每月雅集3次,“研究六法,切磋艺事”。顾麟士不仅精于鉴赏,尤擅长丹青。凭借过云楼丰富的收藏品,耳濡目染既深,所作山水设色清丽雅逸,点苔沉着老健。有《顾鹤逸山水册》、《顾鹤逸仿宋元山水册》、《顾西津仿古山水册》传世。顾麟士以鉴赏闻名,上门求售的很多。他矫重画轻书之习,先哲翰墨,尤所甄采。又好版本之学,与版本目录学家傅增湘等多有交往。顾氏收藏大量的善本图书,均为罕见的珍秘的宋元以来佳椠名抄,其中有贵州独山莫友芝的旧藏。其遗著尚有《续过云楼书画记》、《鹤庐画识》、《鹤庐画趣》。
顾公硕(1904-1966)民国7年(1918)毕业于吴县第四高等小学,后从学于张廷升、朱梁任、孙伯南诸人。年长后供职于上海华东银行和天香味宝厂。新中国建立后历任苏州市博物馆副馆长、工艺美术研究所所长等职。致力苏州的文博、传统工艺事业,先后筹组刺绣小组、刺绣工艺研究所,筹建苏州博物馆,多方征集藏品,并捐献出自己的文物;对苏州传统的玉石、红木雕刻、桃花坞木刻年画、缂丝等工艺美术品的恢复生产作出努力。曾当选为苏州市政协第五届常委、中国民主促进会苏州市委员会委员、苏州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苏州市文联执委。1966年秋,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1978年平反昭雪。
1995年底,苏州开始筹建方志馆,需征购苏州历代旧志,明刻《苏州府志》亦在征集之列。通过苏州大学地方志研究室了解到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出版的《中国方志丛书》中有明洪武抄本《苏州府志》共5册。但只是明抄本,其原真性无法与原刻本同日而语。后又查找全国各大图书馆的藏书目录和各种书目题跋,获知目前存世的明刻《苏州府志》有两种:其一在北京图书馆,是傅增湘捐赠本;其二在南京图书馆,即苏州顾氏原藏本。
后来从傅增湘的《藏园群书题记》了解到:民国元年(1912),傅增湘先生来苏州旅游,偶然于书贾杨馥堂手中购得洪武十二年(1379)原刻本《苏州府志》。从藏书印上得悉,此书原为常熟毛氏汲古阁藏本,后来成为苏州乾隆年间的状元石韫玉家的藏品,而且经过娄水宋宾王校补,是一种屡经名家藏校的精品。怡园主人顾鹤逸酷爱乡邦文献,听说此事后,马上与傅商量,希望傅能够把此书让给他,留《苏州府志》于故里。傅也是个嗜书如命的读书人,认定这套《苏州府志》是他此次苏州之行的最大收获,没有答应顾的请求,但许诺:他日见到别本一定代为购买。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傅返京不久,即在琉璃厂翰文斋购得此书别本,并于当年秋天来苏州,亲自将书交给顾鹤逸。顾又托傅将宋宾王的校补过录在这新得的书上。傅返京时又将此书带去。回京后,由于忙于事务,一直未能完成这一工作,可是顾鹤逸不久就去世了。傅为表达其司马相如返璧的深情,依顾嘱将宋宾王的校补过录上去后,趁有人返姑苏之便,将原书奉还其后人顾公硕等,等于吴季札延陵挂剑的意思。
时过境迁,顾氏后人谨慎寡言,家藏珍本亦秘不示人。“文化大革命”期间,顾公硕死后,苏州市文管会妥善地将顾氏藏书代管保存起来并编成目录。落实政策时,这批书籍又归还了顾家。
1992年,顾氏后人主动找到南京图书馆,希望该馆收藏过云楼藏书。当年,省财政拨专款40万元,让南京图书馆购买3/4的过云楼藏书541部3707册。内容涵盖经史子集四大部类,版本类别完备精善,几乎囊括古代纸质书籍的所有类型,在时间上横渡宋元明清,地域上除中国历代版本外,还有少量日本刻本和朝鲜刻本。这些典籍中,有7部宋刻本,10部元刻本,以及多部明清刻本、稿抄本尤为珍贵。其中洪武《苏州府志》50卷和《式古堂书画会考》60卷,都是极不易得的藏书。加上本次拍卖所得,顾氏藏书得以在南京图书馆合璧,总计720部,4999册。
洪武《苏州府志》的作者卢熊,乃元时吴县教谕,是位熟悉地情的博雅君子,还编纂过山东《兖州府志》。后世一般称洪武《苏州府志》为《卢志》。《卢志》之所以珍贵,除了洪武十二年初刻以后,再未出版过,流传稀少,本身“物以稀为贵”外,还有三个原因:其一,洪武年间编修的地方志书本来就少,在全国范围内,也屈指可数,哪怕是像天一阁那样有名的藏书楼,都没有收藏洪武年间编修的志书的著录;其二,洪武《苏州府志》是苏州历史上第一部称为“府志”的志书,而且在此之前的元代,苏州范围内传世的志书只有至正年间的《昆山郡志》和《重修琴川志》两种,要全面了解元代时候的苏州历史,还真少不了这部《苏州府志》;其三,此志《四库全书》未收,却一向为人称道。该志在体例上依类联属,把各自的效用逻辑地集结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宋濂在序中称“数百里之内,二千载之间,其事可按书而得矣”。
1997年12月,筹建中的苏州市方志馆用正式公函的方式,从北京图书馆获得所藏傅增湘本明刻《苏州府志》的复印件。这部《苏州府志》原志共20册,50卷,卷41、卷43及有关缺页抄配毛氏清初毛氏汲古阁影明抄本,前有宋濂序,次目录,目录后有《苏州沿革地理图说》l卷18幅图。目录分沿革、分野、疆域、山、川、水利、城、乡都、坊市、桥梁、园第、官宇、户口、赋税、漕运、赈贷、廪禄、学校、贡举题名、兵卫、祠祀、风俗、氏族、封爵、旌表、牧守题名、人物、土产、古迹、寺观、冢墓、异闻、考证、杂志、集文、集诗等类。刻本每半页13行,每行23字,黑口四周双栏,版心上记字数,下记刻工姓名,刻工古朴,犹有元代风范。就其参阅的典籍而言,单注明出处的就有130多种。作者用力之勤,可想而知。且书中所征引的资料,有些原书已失传,因而史料价值更高。
明刻《苏州府志》的得失经历不失为一则有趣的书坛轶闻。傅增湘从苏州书肆购得的本子,带到了北京,并捐赠给了北京图书馆,苏州市方志馆又让其复印件“重归故里”;苏州过云楼主人顾鹤逸托傅增湘从北京琉璃厂翰文斋购得的本子,来到了苏州。1992年,又连同大部分过云楼藏书去了南京图书馆。20年后的今天,一次颇有意思的古籍拍卖,让过云楼藏书在南京图书馆“合璧”。
古人谓典籍聚散有“五厄四劫”之说,私人藏书往往人存书聚,人亡书散。藏书聚之难,护之尤难。苏州历史上这么多著名藏书楼:黄丕烈的百宋一廛、邓邦述的群碧楼、吴梅的奢摩他室、王謇的海粟楼都仅存遗址,不复为藏书之用。但历代藏书家不辞辛劳,有的人为收藏传代典籍而节衣缩食,甚至倾家荡产。他们留下来的诸如薛福成的“存古开新,兴贤育才”等遗训,对当今继往开来的图书馆事业工作者来说仍是至为宝贵的一笔精神财富。
来源:苏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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