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底，新中国成立不久，一封来自南京中国地理研究所的信到过苏州专署专员李幹成的桌上。这封信来自中国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吴传钧（1918―2009），他代表父母与兄弟姐妹捐献在苏州的祖传田产。
吴氏乃苏州望族，吴传钧之父吴曾善（字慈堪）毕业于上海神州法政学堂，出任过首都地方法院院长和南京、安徽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在当时的司法界颇有声望。之后他在上海、苏州做律师，担任苏州律师公会会长，又与陆鸿仪共同为“七君子”案中的章乃器做辩护律师。吴曾善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而且主张男女平等，这种平等观念体现在子女们接受教育的平等和家庭财产分配的平等上。旧中国，多数家庭财产几乎都是传男不传女，但吴曾善打破了这一做法，他的三个女儿与五个儿子平分家中田产。
吴传钧是吴曾善的次子，他就读苏州中学时，从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中看到了祖国未来开发矿藏、修建铁路的美好蓝图，遂萌发了学习地理的兴趣。1937年，吴传钧如愿以偿，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地理系，1943年获该校理科硕士学位。之后远涉重洋，继续深造，1948年获利物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学成归国，他就来到中央研究院的物理研究所工作，从此一辈子与经济地理、人文地理打交道。
吴传钧海外游学期间，看到各国因采取合理的社会政治制度，出现战后经济复兴、社会稳定的景象。特别是他在1947年参加捷克举行的世界民主青年会，捷克“在新民主主义的纲领下实行土地改革，推进工业建设”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受启发。回国后，他就说服家人将田产捐给政府，可惜国民党忙于内战，没有心思顾及这等小事。吴家到吴曾善一代，他们已从传统封建士大夫家庭转向依靠工薪自食其力的现代知识分子。自抗战爆发，他们陆续离开苏州，由于他们都接受了高等教育，多数人为科技人员，自谋职业，有的在大后方，有的在上海生活，丝毫没有从田产上获得利益。正如吴传钧所说，抗战胜利后佃农们主动向吴家交租，但缴来的租“远远不够支付”田赋，因此他觉得“田地所有权对我们这批‘地主’是一种不合理的负担”。
1949年6月，吴传钧回到解放后的苏州，将家中“所有的田产整理，造具户粮表册，呈报苏州市人民政府田粮局”，并声明愿意自动捐献。吴传钧的言行其实代表了一大批从旧中国走过来的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政策的支持和对新生活的向往。当年10月初，华东局书记在松江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上号召开明地主拿出行动来支持土地改革。接着苏南区委书记陈丕显也提出“凡是爱国的人都应当促成土地改革”。当时河北和苏南的松江、无锡等地已有很多地主捐献田地而得到政府的表彰。政府的呼吁、他人的表率无疑坚定了吴传钧及其家人捐献田产的决心。吴曾善服务司法界三十年，虽然此时在华东重工业部石油公司做事，但与司法界还有密切联系，主动写信给最高司法机关表达捐献的想法。在这样的情势下，吴传钧再次代表家人写信给苏州专署，表示一旦政府接受其请求，他们立即将所有田契送到苏州。在信的末尾，吴传钧附了一张“呈献田地人姓名职业简表”，表中罗列了他与父母、兄弟、姐妹、大嫂、弟媳等十二人拥有的田亩数量，共计1151亩。11月9日，李幹成专员亲笔回信，表示“实行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剥削土地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是人民政府既定政策”，但鉴于苏州的情况和全国尚未全部解放，在苏州等新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的时机尚不成熟，目前实行减租减息的办法，因此一时无法接收吴家田产的捐赠。但在信中，他鼓励吴传钧“一切真正爱国民主人士亦应为此正确的减租政策贯彻，并为准备条件迎接土地改革的提早实行而努力”。直到苏州实行土地改革时，吴家的田产依法处理。
苏州市档案馆馆藏吴传钧与李幹成的两通书信揭开了吴家捐献田产的往事。上世纪五十年代，政治、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得到飞速发展，应该说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密不可分，从吴传钧捐献田产到顾家捐献怡园，苏州涌现了太多感人的故事，他们的言行已载入史册，值得后人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