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城名的由来，元代高德基在《平江记事》中有这样的记载：“胥山，在吴县西四十里，吴王杀子胥投之江，吴人立祠江上，名其山为胥山。阖闾即其山筑台以望太湖，名姑胥山，下有九折路南出太湖，故老云：吴音谓“胥”为“苏”，今以“须”为“苏”是也，故谓山为苏山，台为姑苏台台，后人号为胥州，讹为苏州，至今不能改也。”其实“胥”和“苏”字在古代通用，但立祠以祭子胥，确有其事。苏州古城的最初规划，也是春秋时吴国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相土尝水，象天法地”精心谋划的结果。
古城由于设计精心、布局合理，历2500年风雨沧桑而城址不变。建设的初衷也是因为吴先建城邦，再有逐鹿中原之意，只是多次在战场上争雄未果后，苏州人的兴趣开始转向，这个时候，苏州人身体中最充沛的激情开始燃起，翰墨风流，商贾经营，苏州的轮廓开始刻画的更加清晰。
1 风云·剪影
苏州历史的起源有多个说法：一是泰伯、仲雍从中原来到这里，入乡随俗、断发文身，把先进的中原文化带到江南。这种说法影响较大；二是从三山岛人类遗痕中，把吴地的历史推前七千年到一万年，并考证出吴地先民最早创造了稻作文化；三是比泰伯、仲雍稍早的商朝第四代君王太戊帝的王公大臣巫咸，当年是他从中原辗转来到东海之滨。使这块荆蛮之地燃起了文明的火焰。而最近巫咸碑石的发现使最后一种说法有了证据〔1〕。
《东汉越绝书》中记载“虞山者，巫咸所出也，虞故神，出奇怪，去县五百里。”这里所说的去县五百里的虞山就在常熟。
虞山山南陡峭险峻、气势磅礴；云湖苍茫、烟岚高旷。山北平缓幽静，风景秀丽。商末仲雍、春秋“东南夫子”——言子、元代大画家黄公望等商周以来的名人墓冢；鹁鸽峰的屏庐故址、尚湖如镜、剑门高耸……这样的一块福地可以养起苏州的一派清凉。当时上剑门的时候，曾写过一首绝句：十里青山入剑门，门鉴尚湖碧玉粼。一门峻出江南表，湖山唤出翰风尘。现在想来，翰风的说法未免牵强，当时对苏州的认识依然停留在烟雨朦胧的感觉上，后来看到元代陆友仁《吴中旧事》才知道在苏州的历史上，豪气忠勇，冒矢进言的丈夫可是历代不绝。而且，剑门唤起的也应该是那种血脉偾张的激荡之气，这股激荡之气上升不久便冲到了天空。
春秋时期，周室衰微，诸侯国之间互相攻伐，硝烟蜂起，僻处东南的吴国亦有觊觎中原之心。吴国逐鹿中原的历史也需要从阖闾谈起。《史记》载：光之父曰吴王诸樊。诸樊弟三人：次曰余祭，次曰夷昧，次曰季子札。诸樊知季子札贤而不立太子，以次传三弟，欲卒致国于季子札。诸樊既死，传余祭。余祭死，传夷昧。夷昧死，当传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吴人乃立夷昧之子僚为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当立；必以子乎，则光真适嗣，当立。”故尝阴养谋臣以求立。
公元前515年，公子光夺取王位，史称“吴王阖闾”。光上台后开始实施富国强民振兴计划。广泛搜罗人才，任贤使能，并在全国推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鼓励政策，使吴国国力迅速得到增强。并命伍子胥在苏州建造了阖闾大城，当时建都苏州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第二，吴国虽僻处东南，却有争霸中原之心。今江南运河苏州至镇江段，春秋时已经形成。可以为吴国北趋中原提供便利。第三，吴人习水，当时就发展了海上航行，而由苏州顺吴淞江入海，甚为便捷〔2〕。阖闾大城的建造，使长三角地区有了第一个中心城市。
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率师伐楚，五战五捷，一路进入楚国国都郢（今湖北江陵西北）。翌年，越国君主允常率兵攻吴，阖闾亲自出征，大败越军。阖闾十一（公元前504）年，吴师再次伐楚，迫使楚国迁都，从此，吴国威振中华。阖闾十九年，吴王兴师伐越，两军在今嘉兴南交战，越大夫灵姑以戈击阖闾，斩阖闾大趾。阖闾被迫还师后不久便死。
阖闾死后，子夫差继。夫差二年（公元前494年），即在夫椒（今苏州吴县西南太湖中）打败越军，乘胜攻入越都，迫使越王勾践退保会稽山。这时，勾践犯了致命的错误，他没有听从伍子胥继续进攻、翦灭越国的劝告，而是选择与越国讲和。《事文类聚》载：“吴王夫差破越，越惧，乃进西施，甚宠之，为筑姑苏台。伍子胥谏曰：臣恐姑苏台不久为麋鹿之游。吴王不听。”《史记正义》又载：“夫差作台，三年不成，积材五年乃成，造九曲，高见三百里。”读到这里的时候，曾即兴写过一首诗：古来王气亦钟吴，手握东南做乘除。终是越女频舞袖，贪听琴音满太湖。后来想，历史中多情的老祖宗并不在少数，也未必是什么坏事，但爱情伤害了很多人，轻的身败名裂，厉害的丢了江山性命。以至史书大呼红颜祸水，这种说法是得了便宜还卖乖，很不厚道。但西施是有备而来，她和夫差之间没有什么爱情可言。
后吴晋相争，吴夺得霸主地位时，因国内空虚，越王勾践乘虚而入吴都，大败吴军。夫差匆忙回师，与越议和，经此一变，元气大伤。此后屡遭楚、越攻击。夫差二十三年，都城被勾践攻破，夫差自杀。越灭吴后不久为楚所吞，此后秦国鲸吞六国，清平四海，统一中国。
秦朝建立后，横征暴敛，民不聊生，一地揭竿，天下响应。起义的队伍很快变成楚汉两个集团之间的斗争。而楚霸王项羽队伍的原始力量——八千江东子弟也多数是苏州人民。
宋朝以前，中国的政治中心相对集中于黄河流域，而长江三角洲相对落后，人口稀少。但一旦中原烽火四起，特别是天灾人祸持续发生时，就会有大量人口南迁，长三角地区就是重要的迁入地。战国末年，在秦灭六国的过程中，楚国一些贵族、大臣携其部属迁入江东（当时对长江下游江南的别称），而项羽就随叔父项梁转入吴中（今苏州）。
西楚霸王项羽力能举鼎，英雄盖世。率领八千江东子弟登上历史舞台，兵之所至，无不披靡，在消灭秦王朝主力后，痛感战祸蜂起，人民离乱，寄愿天下早日靖平，一次次错失灭汉良机。垓下一役，四面楚歌，精锐部队丧失殆尽，终自刎于和县乌江。随英雄流血的有一匹战马，一个会跳舞的美人和江东子弟的滚滚热血。对于项羽，后人评论虽然莫衷一是，但对江东八千子弟却无不褒扬：
胜败兵家事不骄，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唐．杜牧）
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战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宋．王安石）
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宋．李清照）
这一次，虽然不是苏州人手把乾坤轮转，但江东八千子弟的集体出现，使苏州男儿的形象又一次挺立如山。
历史到了三国时期，苏州为东吴输送了陆绩、朱恒、顾雍、陆抗等一大批优秀的将领，其中，陆逊的出现给世人展现了苏州人最后的武略风流。
陆逊，吴郡吴县（今苏州）人。公元204年，被孙权征用，历任东西曹令史，后出为海昌县屯田都尉，并代理县令职务。此后因靖平山越暴动、讨平鄱阳暴乱、巧夺荆州、火烧夷陵七百里联营等一系列战役中，陆逊运筹帷幄、雄才大略，一次次挽东吴于将倒。官至大都督、丞相，是东吴继周瑜、鲁肃、吕蒙之后的又一个声望颇高、功勋卓著的将领。他智勇兼备、品质高尚，孙权把他比做成汤之伊尹和周初之姜尚。公元245年，陆逊病势。
陆逊的病势，象征了东吴的衰落在所难免；而对于整个的苏州历史，也可以认为是武功时代的悄然落幕。虽然在以后的苏州历史中，也有如洪武时严都堂之刚鲠在喉，也有如明末颜佩韦之蹈死不顾。但作为强势出现的个人或者集团已经基本久违。
苏州武功趋于式微的原因很复杂，其独特地理环境、区域文化对此应深有影响。京航运河开通以后，经济重心逐渐从东西走向的黄河流域转移到南北走向的京航运河一带，“姑苏为东南都会，富庶甲于天下，其列肆大贾，皆靡衣甘食，其子弟自幼读书相，能执笔识姓名，即教为商贾事〔3〕。”商业的发展造就苏州人细致精明的个性，也消磨了争雄快意的性格。另一方面，由于文化的发展，重文轻武的现象成为潮流，明杨循吉在《苏谈》中有这样的记载：郡中常开宴，一右列指使据坐上席，继中骂之，贞木践继中足，劝使勿骂，继中骂愈急。太守问故，继中曰：公今日设会，当以尊士为重，更无日子使一武臣坐诸宾上耶？”右列惭谢，退避下座。苏州社会的发展使武功意识退避边缘。
2 风雅·剪影
在苏州的历史中，陆逊的病势悄然结束了这个地域的武功时代，而他的孙子陆机、陆云却在苦难的磨砺中催发了苏州人身体中最充沛的那一缕激情。
“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随着晋军团的一路征讨，国家逐渐完成了统一。这本来是民族的一大幸事，然而社会中不仅人与人之间有尊卑之分，地域与地域之间亦有等级之别。中原地区开发较早，文化生产相对发达，对于周边地区形成了长期的心理优势。等级的存在拉开了社会的距离，伤害了人民的情感。反正“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想法只能存在于泛黄的书页和文人的记忆里罢了。所以，国家统一以后，即使吴郡陆氏这个江东地区最为显赫的家族，一门二相、五候、将军十余人，特别祖父陆逊、父亲陆抗都为孙吴柱石的陆机、陆云兄弟，依旧被北人唤作“亡国之余”。
所幸的是依然有人认识到风流俊雅、才情丰澹的二陆是真正的“南国之金”而举荐他们仕入青云。这时，提携后进，甄选乡贤变成了他们兄弟责任。从那个时候起，读书以求修身，格物以求闻达的风气悄然成型，二陆对苏州文化的开拓性工作影响深远。
“古宫闲地少，水巷小挢多。”被誉为“姑苏第一名街”山塘街东起阊门渡僧桥，西至虎丘望山桥，长约七里，故有“七里山塘到虎丘”的说法。山塘河是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时开凿，山塘河的开凿和山塘街的修建，大大便利了灌溉和交通，使这一带成了热闹繁华却悠闲雅致的市井。和白的前任韦应物和继任刘禹锡一样，作为大诗人的他们，为苏州的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也无形里滋养了这片福土，推进了苏州文化的发展。也为北宋的大肆兴学搭建了高雅的平台。
范仲淹对苏州兴学之风可谓功莫大焉，这位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为苏州吴县人，从小勤奋好学，襟怀远大。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中进士后，因忠直敢谏，屡次被贬。其于1034年任苏州知州，任内兴修水利，创设府学，惠泽乡民。范仲淹在苏州创设的府学，成为苏州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也为明清文化的全面繁荣培植了丰沃的土壤。
明清时，由于京杭运河贯通南北后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苏州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当时的苏州大地，星灿云涌，遍地开花。形成了“天下才子，半出江南‘的盛况。各种思想、科学、艺术形态全面繁荣。在各个领域的代表人物有：
工程、科学技术方面：明初北京故宫的总设计师、建筑师蒯祥；明末卓越的机械发明家薄珏；清初光学仪器制造家孙云球；科学家王锡阐；巧手绣娘扬卯君等。
文学、艺术方面：“吴中四杰”高启、杨基、张羽、徐贲；“江南四才子”文徵明、唐寅、祝允明、徐祯卿；明初书画大家沈周、仇英；通俗小说家冯梦龙；现实主义剧作家李玉；文学批评家金盛叹；明末文坛盟主钱谦益；明末大思想家顾炎武；清代虞山画派创始人王翚等等。明黄省曾《吴风录》中云：“自六朝文士好嗜词赋，“二陆”撷其英华，国初“四才子”为盛，至今髫龄童子，即能言词赋；村农学究，解作律咏。”明代文艺之盛，可窥一斑。
明清苏州文化的全面繁荣有地域、历史、文化性格方面的原因，但最重要的是苏州人学习和传承的结果。那时的苏州人或从政事；或能于治家；或长于技巧；或精于文艺，成就虽然庞杂，但整理扒索，亦是有迹可寻。特别在文学、技艺方面，有非常明晰的规律：
①集团性：在相对较小的时间和空间内，一个领域的人才相对集中的集体涌现我们称其为集团性。苏州在明清时人才以集团出现的形式十分突出，比如精于书画的江南四才子；文学方面的吴中四杰等。
②向心性：这种人才也通常具有在某一个地域、集团集中成长、出现的的特点，只不过这个集团中有一个专业实力强，在这个集团享有尊望的领袖。比如苏州派戏剧的向心领袖李玉；“香山帮”建筑群体的领导蒯祥。
③师承性：包括两个方面，授徒和家传。它和集团性最大的不同是在时间上有一定的跨度。后人师承前人、前代提携后代。使得一个体系的文化一脉相传。这也是苏州人才大量出现、绵延不绝的最重要原因。明代王稚登《吴郡丹青志》中记载：“沈周先生启南，相城乔木，代禅吟写。下逮童隶，并谙文墨。先生绘事当代第一……先生父恒，字恒吉；伯父贞，字贞吉。沈贞吉、恒吉二处士，并善丹青，风格明秀，埙篪相应，时谓赵文敏同流。”周之祖父沈石田当时也有重名，而周的子、侄、孙辈亦多并嗣其先，赤帜绘林。
而且明朝时期，出现了古代社会难得一见的现象：由于明初为向周边国家展示天朝威仪，郑和七下西洋后，社会渐渐开放宽容，一些大家闺秀嗜好书画，多习律咏，如明王登在《丹青志·闺秀篇》中云：仇氏之女，号杜陵内史，卓有文风。赞曰：粉黛钟灵，翱翔画苑，寥乎罕矣！仇媛慧心内郎，窈窕之杰哉必也。《吴中旧事》也有记载：徐稚山侍郎有妹能诗，大不类妇人女子所为，其诗冲淡，萧然出俗，自成一家。当时的苏州，也出现了一些才情丰澹的歌妓如嫁于明末文坛盟主钱谦益、秦淮八艳之一的柳如是。
清朝后，卫道风盛，女子枷锁在身。但一些大家闺秀亦好词赋，如《红楼梦》中诸姐妹。而金陵十二钗之首林黛玉就是苏州人。可见当时苏州女子的才情已是声名在外。
明清时期，苏州共出现文武状元50位，清亡后，苏州在文化方面的影响从没有停止，相反，苏州文化的痕迹已经四处蔓延，无处不在。两院院士中，苏州籍贯的有83位。也出现了一批走出国门，有世界影响的科学家、艺术家如吴建雄、贝聿铭等。
3 风气·剪影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重文轻商是一个传统。但苏州却是个例外。封建社会中，它一直是一个重要的传统手工业城市。所以，在苏州的历史中形成了既重文、又重商的理念。这种理念为资本主义萌芽提供了适宜的土壤。
明朝中后期，在苏州的纺织业中，出现了许多拥有大量资金、部分织机和相当数量雇佣工人的机户。万历时苏州府长洲人陆粲的《庚巳编》中记载其里人郑灏“家有织帛工及换丝佣各数十人”。浙江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苏州富民潘璧成之狱时说“潘氏起机房手，至名守谦者，始大富至百万，生子、璧两人。”郑、潘这些拥有一定数量资金、机器和雇佣工人的业主就是中国最早的一批资本家。现在看来规模并不大，后来也是命运多舛，但毕竟在全国引领了风气之先。
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苏州又一次站在了改革的风头浪尖，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特别是所辖县市的发展，走在了全国的最前端。昆山现象、张家港现象等成为全国县级市竞相研究的样板。昆山、张家港、常熟、吴中、太仓这些苏州所辖的县级市，在一个个耀眼的光环下，依然有一颗雍容的心。他们把苏州这种敢于立舞潮头的精神演绎的淋漓尽致的同时，也把苏州那种雍容儒雅的的气质竖起了一各个鲜亮的品牌。
4 风物·剪影
水：风和日丽的时候，或呼朋引伴，或负笈单行。站在虎丘山上登高原望，极目吴中大地，可以清楚的理解苏州为什么被称为“东方的威尼斯”。它东濒大海；西抱太湖；南环运河；北枕长江。其间河网纵横，湖荡密集。苏州的水是有人性的，无论是碧波万倾的太湖、澄静如练的横塘；还是寒山寺外的客泊小船和浅斟低唱、即兴吟咏一起寄予了人类对自然、对生命、对爱情的美好祝愿和向往。“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水文化在苏州衍生了大量的文化形态，飞阁临水的楼台；悠闲清雅的生活；欢笑往来的舟楫；连天映日的荷塘连同大小四百多个湖泊构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水乡。
山：如果仅仅有水，苏州的历史不会这样荡气回肠，苏州的文化也不可能这样技出多门，兼容并蓄。想想烟峦高旷的虞山、古钟梵音的寒山、埋棺藏剑的虎丘或者烟云飘渺的西山，你可以找到中国任何一种文化形态的自然载体。清朝张霞房在《红兰逸乘》中对苏州山脉有这样的记载：“吴中诸峰，以秦望山为镇。百里之内，风云雷电，皆出焉。山脉自西而南，若穹隆、楞伽、天平、华山，蜿蜒起伏如游龙而结穴于磨盘山，又穿湖底而为横山、茶磨诸峰……形家云：吴城系三条龙脉，大抵西北自九龙、惠山而来；西南自天目、狼山、洞庭而来；正北与虞山通络，而松江之横云、兰笋皆相应也。”有山无水，失于刚猛；有水无山，失于阴柔。在山水形胜的苏州你可以在中国的堪舆学中找到太多的吉地痕迹。
园林：这是天堂里真正的建筑，这是生活中真正的天堂。苏州城内有大小园林200余处，其中拙政园、留园、沧浪亭、网师园、狮子林、环秀山庄、艺圃、藕园、退思园等九处园林已经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园林多为文人设计建造，他们高雅的思想在规划中穿引渗透：凿池引水、叠山造景；栏桥、镜池、水榭、亭台、书法、扇屏、木刻、回文诗……自然与人文的两大元素在这里深情融合。造园讲究主次开合，平远、深远、高远和前景、中景、近景的视觉和谐，中国人的透视学、建筑学、人文学等学术理念在这里传递。四方古今，岁月轮回；玄黄寒暑，时光轮转。中国人的宇宙观由此传承。青苔石板，池水无痕，时间与空间轮番演绎；轩窗生画，尺幅无心，自然与人文渐次通融。
民居：在中国人安家选址、定基建城的过程中，都会追求“崇尚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而散落在苏州的一个个古镇民居，把中国传统的这种思想演绎的淋漓尽致。穿镇而过的河道，枕河而筑的民房，磨滑泛光的青石板，修饰精致的石桥，在江南的梅雨春风里脱尽妖娆。河岸的垂柳古木，房后的翠竹修竿，河道上的渔舟小船连同空气中散发的桂花糕，酒酿蛋的香味使古镇祥和而悠远。周庄、同里、千灯、木渎、黄埭、沙溪、浏河、锦溪、平望、震泽……这些散落的珍宝，如一首首唱之不衰的歌谣，温润苏州人千古的闲淡与风流。
在苏州，动人的远不止这些。无论在繁华闹市，还是里巷弄堂，可能都会有一堆陈年辉煌的往事；无论一条街道，一汪水荡，或者一块山石，都可能铭刻一段动人的传说。
通常的说，文化发展的规律，在于继承与创新，但对苏州历史文化的解读中，我们看到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轨迹，刀光剑影，文才风流，雍容敦厚，立舞潮头，这些基因在苏州的历史性格中一并包容。可见，在文化的发展上，能包容，能吞吐才能够生命强劲，常变常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