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民间文学，也许有人会觉得那是下里巴人，不值得探究。苏州一位老者，却半个多世纪如一日搜集、整理民间文学，把一颗颗遗珍串成“项链”，累计出版相关作品300万字，而且大多再版，直接证明了这些作品的强大生命力。他所编著的有关古城街巷掌故的 《苏州古城街巷梳辨录》，也即将由古吴轩出版社出版。
这位老者，就是原苏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江苏省苏州监狱教育科科长潘君明。在他眼里，民间文学集中反映着民间的智慧，是丰厚遗产和宝贵财富，挖掘、保护这些遗产、财富，是每个人应尽的义务。他希望，在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今天，有更多的人关注民间文学的抢救，不要让这些遗珍从我们身边消逝。
民间故事伴成长
苏周刊：潘老师，许多人都知道您搜集了大量有关民间文学的资料，出版了大量民间文学著作。您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
潘君明：应该说，成长环境对我有很大影响。
我小时候家在常熟农村，家门前有一块较大的空场，场上有两棵老榆树，约有一人合抱粗，树叶茂盛，绿阴如盖。空闲时候，村民们常会围坐在一起，讲几句闲话之后就开始讲故事，什么牛郎织女啦，白娘子啦，八月十五吃月饼啦，立夏称人啦，等等，很多很多，像是讲不完似的，我总是全神贯注地听着。
我的父亲潘生也是个讲故事的好手。他少年时在磨坊里当学徒,青年时到栈房、冰糖厂、南北货行等处工作，阅历丰富，见识广。闲下来他又喜欢喝茶听书，喜欢跟人家谈古说今，而且记性好，所以积累了大量的故事。在喝茶或饮酒之际，情趣来了，他就会讲几个历史名人和民风民俗故事。
我热爱民间文学、走上民间文学这条道路，与村民们和我父亲都有一定关系。可以说，我是伴着民间故事长大的。
苏周刊：除了成长环境，还有其他因素吗？
潘君明：我个人的爱好也是一个因素。我从小爱听故事、爱看书，13岁跟父亲来苏州后，有了零用钱就省下来，去旧书摊淘书，陆续读完了《三国演义》等四大名著，也读了《封神榜》、《包公案》、《施公案》、《七侠五义》 等，这对丰富民间文学知识、搜集民间文学资料也有一定帮助。
另外，我碰到与地方文化有关的东西喜欢打破沙锅问到底，爱钻“牛角尖”。比如苏州有许多街巷，我就问父亲，为什么叫乌鹊桥弄，为什么叫十全街，为什么叫长洲路……父亲知道的就告诉我，不知道的我再去问别人。对苏州方言的出典，我也喜欢问个究竟。这样问来问去，就问到了许多民间故事、传说﹑神话、歌谣，等等，这些都是民间文学的组成部分。
苏周刊：爱好民间文学的人很多，多数人只是喜欢听、喜欢看，您怎么还会想到整理后发表出来呢？
潘君明：主要是10多岁时受了别人在《少年文艺》上发表文章的“刺激”。我初生牛犊不怕虎，萌生了“人家写文章给我看，我也要写文章给人看”的想法。后来去新华书店，看见满架图书，又萌生了“我也要写书上书架”的志向。
苏周刊：您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跟民间文学有关吗？
潘君明：我第一篇发表的作品是一首新诗，题目叫《儿女来信能看明了》，发表在1956年9月13日的《新苏州报》上。此后我也经常写作新诗，不断投稿，并在《江苏文化》、《新华日报》上陆续发表。但我更关注民间文学，从1955年起就搜集民间文学素材，那一年我才18周岁。1957年12月22日在《新苏州报》上发表第一篇民间民俗故事《积谷甏》。这个故事讲的是，元末苏州城被朱元璋军队围困，城内缺少粮食。据守苏州的张士诚发现，苏州老百姓家的灶头旁置有积谷甏，烧饭时发现稻柴上有稻谷就勒下来，放进甏里，积多了用于喂养鸡鸭，就发动百姓捐出积谷甏里的稻谷做种，在南园、北园开荒种地、生产自救。
故事发表后，我积极性更高了。以后就不停搜集民间文学资料，到了乐此不疲的地步。
十大“战术”搜遗珍
苏周刊：民间文学来自民间。要搜集民间文学的素材，必须深入民间。您是怎样搜集的呢？
潘君明：在长期的实践中，我形成了十种搜集方法：一是随处搜集，用心记取；二是利用亲戚朋友和周围的一切人员，介绍讲故事者的线索； 三是专门走访民间故事手；四，积极参加采风活动；五，听导游讲故事；第六，请故事家来家做客；七，不受讲述者地域的限制；第八，不受搜集地点、场合的限制；九，不受讲述者职业的限制；第十，以故事引故事。
苏周刊：能选择您的部分“战术”具体说说吗？
潘君明：比如说我曾去吴门桥地区采风，结果从一位年近古稀的居委会干部宋景平那里，搜集到了伍子胥关照城墙上砌“将军洞”的故事。
这个故事说，伍子胥造苏州城的时候，在城南看见民工正在砌城墙，就说这里要砌个洞。民工们不理解，问为啥要砌。伍子胥说，当初他逃到吴国，楚王派人来抓他，他躲在一个洞里才没被抓走。民工们听后就在城墙上砌了一个方形的洞作为纪念，并取名叫“将军洞”。现在盘门城墙边确实有个洞，游客们听着“将军洞”的故事，游兴倍增。
再如“专门走访民间故事手”。这种故事手能讲几十则乃至上百则民间故事,是民间文学一宝，一旦得到这方面的线索，我就不会轻易放过。有个同事的父亲叫颜金保，从农村来城里看病，我听说他能讲故事，就到招待所去拜访他，第一天先跟他列出故事的题目，第二天晚上再去，请他一个个讲，我用纸张记、录音机录。先后花了3个晚上，共录了40多则故事，而且结构完整，趣味性浓，有教育意义。在我出版的《隋炀皇帝看琼花》一书中，就收进了他讲的《包公梦对破命案》等9则故事。
苏周刊：您说搜集资料不受讲述者地域和职业的限制，能否也举些例子？
潘君明：我从事政法工作，出差的机会比较多，接触的人也比较广。根据这一特点，我坚持不管碰到哪里的人，只要有故事就收，这就是不受讲述者地域的限制。当然，我搜集的重点还是跟苏州有关的。记得1983年10月，我在北京编监狱学教材，空余时间与朋友闲谈，一位朋友说：“我讲家乡的唐伯虎故事，你要听不要听？”唐伯虎是我们苏州人，这位朋友是河南新乡人，他家乡能有什么唐伯虎故事？我有点不相信。他说：“唐伯虎名气大，我们那里也知道，也有他的故事。”结果他讲了两个，回去后还专门给我寄来了唐伯虎故事资料。
就我接触的讲述者职业来说，既有画家、书法家和工艺美术家、评弹艺人、音乐工作者和报刊编辑，也有教师、医生、普通工人、农民。像浙江省监狱管理工作局的张纹邦，就讲给我听了20多则鲜为人知的故事，如《慈禧假孕生同治》、《徐达装金手》、《女秀才出对求婚》等。尤其是《纪晓岚巧对乾隆》的故事，讲得生动有趣。故事说：乾隆到杭州游玩，走上一座四方桥，出了一句上联“四方桥，桥四方，站在四方桥上望四方，四方四方四四方”；叫随从的大臣对上来。其他大臣都对不上，纪晓岚却对上了：“万岁爷，爷万岁，跪倒万岁爷前呼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个下联用七个“万岁”对七个“四方”，不仅对仗工整，还巧妙地拍了乾隆皇帝的马屁，受到乾隆的赏识。这个故事，文学性、趣味性极浓，旁人都听得笑起来了。
苏周刊：在十大搜集方法中，您用得最多的是哪一种？
潘君明：应该是最后一种“以故事引故事”。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在跟别人闲聊或专门采访时，如果一开口就要对方讲故事，人家可能会一时摸不着头脑。这时候我会自己先讲几个故事给他们听，作个示范，他们受到启发，随后就会讲给我听了。
苏周刊：您搜集苏州街巷路名的出典、方言的出典时，也用上述方法吗？
潘君明：这些内容跟民间文学密不可分，所以我也沿用上述方法，像孔子“入太庙，每事问”那样，碰到什么都要问，问到了就作记录。经过20多年的搜集，我弄清了大量街巷的得名来历，如凤凰街、卧龙街、锦帆路、铁瓶巷、剪金桥巷、八宝街等。举个例子，凤凰街以前有孔庙，地名叫孔圣坊，皇帝经过也要下轿、叩头。后来乾隆皇帝要来这里，为了避免让这位真龙天子尴尬，地方上就取“龙凤相会，有成功之验”的意思，把这里改名为凤凰街了。
串“珠”成“链”亦学问
苏周刊：搜集到民间文学资料后，发表前还需要做多少工作？
潘君明：民间文学作品是群众性的集体创作，许多素材不可能很有头绪，不可能十分完美。因此，必须经过整理写作、补缀和润饰，才能成为“项链”，成为一篇真正的文学作品。这个过程也是一门学问。
苏周刊：您在整理写作、补缀和润饰时，有几个原则？
潘君明：主要有五个，就是注意故事的完整性、逻辑性、真实性、可读性和教育性。
苏周刊：在完整性、逻辑性上您是怎样处理的？
潘君明：所谓“完整”，就是要有头有尾，情节连贯，前后呼应，体现一个主题，且观点鲜明，否则就不能算“完整”的故事，就没有整理的必要。
在搜集民间文学资料过程中，我发现讲述者讲得不合逻辑，会适当指出来，让讲述者考虑后再讲。在整理时，也会对有的情节作适当调整，有的情节作适当补缀，使故事的发展符合常情。我认为，如果故事的情节发展违反了生活规律，颠三倒四，前后不能呼应，就有损于故事的效果，也失去了民间文学作品的艺术性。
苏周刊：民间故事、传说大多是虚构的，您提出的真实性怎么理解？
潘君明：民间故事等有它们的历史背景，是在真实的基础上虚构的。所以，还是要注意它们的真实性的。这里主要有两点：一是历史的真实性。就是故事发生在某个朝代，并与该朝代的重要事件或人物有关，就需要查考一下历史，免得把朝代搞错了。二是人物的真实性。人物的生长年代和姓名、字号等，也要查考一下有关历史或词典，核实清楚，切不可随意写定。这样整理出来的民间故事，不仅与历史相符合，具有真实性，而且也增添了知识性。
此外，我搜集、整理的民间故事、传说，最后都要交代讲述人姓名、讲述时间、地点，这也是真实性的一个体现。
苏周刊：您怎样保证故事的可读性和教育性？
潘君明：在可读性方面，除了以情节引人入胜外，我坚持以普通话写作为主； 对必须保留的本地方言，也会在文末作注释，便于读者阅读。
在教育性方面，我认为，一个故事应含有一种教育意义，使人们在听（读）过以后，能获得某种益处。民间故事作品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它的流传范围是无法估计的，它的教育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所以我在整理搜集到的故事时，尤其是拿出去发表或出版时，很注意它们的内容是否积极向上，是否健康有益，是否有教育意义，凡是有教育意义的民间故事就积极整理，反之则弃之。
比如我花24年搜集、整理再出版的《唐伯虎外传》，共收入50篇传说故事，实际上我一共搜了80多篇资料，出书前我进行了认真筛选，存其精华，去掉糟粕，重点反映唐伯虎如何用功画画，使人读后受到启发。如《三上焦山》里说，唐伯虎为了画好山水画，三次去焦山：第一次站在山上看，第二次坐在船上从水里看，第三次观察长江水的动态，边看边打草稿。
三百万字已付梓
苏周刊：到目前为止，您一共搜集了多少民间文学作品？
潘君明：我是一个业余文学爱好者，在业余时间除了写些诗歌、散文、小说外，大部分精力花在搜集整理民间文学作品上了。半个多世纪来，我搜集的民间文学素材已有1000多则。
苏周刊：已经出版的有多少？
潘君明：除了诗词等方面的作品外，我个人出版的民间文学类书集有《吴王试剑虎丘山》、《唐伯虎外传》、《苏州风景名胜传说》、《苏州历代名人传说》等5种，主编《苏州民间故事大全（12册）》等4种；此外还有50多种民间文学类单行本收录了我200多篇作品。算下来，目前我出版的民间文学作品已达300万字（重复收录的不计）。
此外，我还出版了11种与苏州有关的历史散文类书籍，如《虎丘趣闻录》、《子城》、《横塘》、《苏州街巷文化》、《苏州话寻根》、《苏州楹联选赏》、《苏州楹联集成》（主编）等。
苏周刊：您的历史散文类书籍中，也加入了部分民间文学内容，会不会有人从此把它们当正史？
潘君明：只要在行文时严格区分就不会。我一直认为，民间文学可以补正史的不足，价值不可低估。一个景区、一条街巷、一个人物，如果没有故事、传说，就很难吸引人的关注。但文学、历史学毕竟是两个范畴的东西，不能混淆。所以我在撰写这类作品的时候，先写正史，并注明出处；再写故事、传说，而且要写上“相传”之类的词，请大家阅读时注意。
苏周刊：您出了这么多成果，除了方法得当，也离不开您半个多世纪的辛勤耕耘。有人说您是“不务正业”，您对此怎么看？
潘君明：说实话，我工作时很忙，既要教育犯人，又要撰写论文，还出版了不少监狱学方面的著作，搜集民间文学素材只能利用休息天，整理则放在晚上。从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我就给自己立了个计划，要求每月至少搜集整理两篇以上。这个要求看看简单，但要始终坚持是不容易的，经过十年、二十年，才出了成果。
在整理工作上，我既要把录音变成文字，又要分类整理，还要查找资料，考虑文章构思，一般要忙到深夜才休息，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苏周刊：对于您取得的民间文学成果，您是怎么认识的？
潘君明：我虽然发表了一些作品，出版了几本书，在继承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弘扬民族文化方面作出了一些努力，但作为一个民间文艺工作者来说，我所作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我还要提高搜集整理民间文学的业务水平，研究提高民间文学作品艺术质量的方法。
别让遗珍再散失
苏周刊：不知是否出于某种偏见，社会上还有人不太重视民间文学，您认为民间文学有什么价值？
潘君明：民间文学来自民间，是千百年来群众智慧的结晶，是珍贵的口头文学，反映着历代的政治、经济、风俗和社会面貌，是研究历史不可缺少的资料，也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所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民间文学被置于五大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首。
苏周刊：对苏州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您有什么意见或建议？
潘君明：苏州埋藏着丰富的民间文学宝藏，需要我们继续去挖掘和整理。在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今天，这项工作尤其需要重视。因为许多善于讲述的人都是年长者，如不及时搜集，他们记忆的民间文学素材很可能彻底散失；还有些讲述者会因搬迁等原因而很难联系。所以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关注民间文学的抢救，不要让这些遗珍从我们身边消逝。
苏周刊：对希望参与民间文学工作的人，您又有什么忠告？
潘君明：就一句话———做一个有心人。我们知道，挖矿山里的宝藏，一定要有掘宝人，而且，这个掘宝人必须非常细心，如果粗心大意，宝藏很可能在眼前流失。搜集民间文学跟掘宝一样，必须有心。无论城市和乡村，随处都有民间文学资料。不论走到哪里，不论群众在讲哪方面的故事，都要留心听讲，注意搜集，并且随时记下来，就可以积少成多，聚沙成塔，日子一久，数量就十分可观了，就可以为整理、发表、出版奠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