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近數年間從事《傳書堂藏書志》的標點整理，注意到民國初年南潯蔣氏所藏宋本中五種皆有光緒五年己卯（1879）冬十月十三日新建勒方錡、吳縣潘遵祁、中江李鴻裔、元和顧文彬、長州彭慰高、吳縣潘曾瑋、歸安沈秉成集聽楓山館觀書題款，並於2007年夏在臺北“中央”圖書館親見其中二種；同年又於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獲見吳雲校定本《二百蘭亭齋收藏金石記》也有七人同日題識，從而引發對此次觀書雅集的興味。茲不揣固陋，試為搜討、條理七人題跋與光緒初年吳門真率會的淵源，進而考述黃丕烈舊藏五種宋本自士禮居散出之後百余年間遞藏情形，就教于並世方聞之士。
俞樾《春在堂詩編》乙已編有《蘧園七老圖》詩，小序云“（李）友鷳以其先祖眉生先生《七老圖》見示，七老不署姓名，屬余辨別，余亦不能盡識也。題詩四首，舉所知者告之” 。俞曲園此詩附有自注：
當日流傳七老圖，姓名年月竟皆無，披圖一覽先相識，此是平齋老友吳（按圖自右而左第一人為吳君平齋，雖不甚肖，有癭可識也）。
數到蘇鄰第四人（注：蘇鄰乃先生自號），修頤廣顙好風神。肩隨更有怡園叟，七老中間最逼真（第五人為怡園主人顧君子山，七老之中尤為酷肖）。
養閒居士處圖終（注：謂潘君季玉），仿佛鬚眉想像中。此外三人難指實，就中或有杜陵翁（第二人疑是杜君小舫，面盤頗似，但多須耳。第三人或曰勒君少仲，第六人或曰彭君訥生）。
此會於今廿幾年，摩娑病眼認難全。願君博訪吳中老，莫使傳疑等七賢（唐人《七賢過關圖》亦無姓名，迄莫能定）。
《乙巳編》中詩作於光緒三十一年（1905），友鷳系李鴻裔（眉生）之孫，此《蘧園七老圖》存佚待考。曲園能辨識者僅五人，且已不敢自必。《春在堂雜文》六編卷三《西圃潘君家傳》，所記七老與前引者不同：
（潘遵祁）晩年作吳中七老會。七老者，彭君慰高，顧君文彬，吳君艾生，蔣君德馨，吳君嘉椿，餘二老則君與從弟季玉也。
吳艾生、蔣德馨、吳嘉椿，均為蘇州本地人氏，各有功名職銜。案潘遵祁《西圃續集》卷三有《顧子山方伯文彬約蔣心香水部德馨、彭訥生觀察慰髙、吳引之廉訪艾生、吳語樵觀察嘉椿、從弟玉洤及余七人繪吳中七老圖，屬虞山胡芑孫洤攜楮分就寫照，旋以六人之照更迭摹仿為七圖，圖成各歸其就寫之幅自為題記藏之。蓋本香山洛社之舉而更出新意也余用梅村祭酒體作歌紀之，亦不欲蹈前人窠臼爾》長題歌行，作年不詳，分詠七人之句恰與曲園《西圃家傳》“七老”相合[1]。
今南京博物院庋藏有《吳中七老圖》，海虞胡淦所繪，紙本設色，來自蘇州潘氏後人潘達于女士捐贈。有光緒壬午（1882）杜文瀾題辭：
真率會中載酒過，閒雲天際意如何，往來人似□□熱，更比城南雅集多。
三人辛未生同歲（余與艮庵、愉庭同庚），惟有怡園似少年。太白百篇供鬥酒，閒情時泛米家船。
兩罍軒裏古香浮，不□□公與君侯。餘事荊關多妙理，澹煙涼月五湖秋。
南國風月結比鄰（蘇鄰），北郭幽□理釣綸（耦園）。滿地棠陰人□憩，碧潭蒼石兩家春。
鯉對聞詩學有原，和羹世澤鳳池園。平戎績偉多餘慶，早見孫枝送愷元。（養閑曾以《學詩圖》索題，聞已有孫十九人）
句宣遺愛遍三吳，節鋮天南大澤□。歸到匡廬無別夢，登高懷詠插茱萸。
我本滄浪舊釣童，而今衰白已成翁。數椽老屋堪延客，分付園丁種早松。
杜氏指認圖中七人為勒方錡、李鴻裔、吳雲、顧文彬、沈秉成、潘曾瑋和他本人[2]，最為確切，可以信從。
李鴻裔《蘇鄰遺詩》有《題吳中七老圖奉潘季玉曾瑋年丈》一首[3]。李氏墨蹟不見於今南京博物院藏胡淦繪本，可能是另外一本。據顧文彬《過雲樓日記》光緒五年十一月初二日所記，“真率會中人皆倩胡岫雲寫照，余為介紹，至是始畢，各執一圖，已成七幀矣”[4]，可知以上三圖均為所謂“真率會”圖卷，胡淦曾於不同年份兩度繪圖，南京博物院另藏有光緒三年林福昌（海如）所繪《吳中七老圖》。筆者推測，“吳中七老”與“真率會”同時並立，人員且有重合。胡淦字岫雲，常熟人，世傳畫藝，祖父胡駿聲（芑香）曾作《問梅詩社七賢圖》，又於道光五年為黃丕烈寫鏡中影小像，即世所著稱的魚玄機詩思圖冊中原像，江標曾撫刊入《黃蕘圃先生年譜》卷前。
真率會事屢見於吳雲書札。《兩罍軒尺牘》卷四致勒方錡書札第十一通（時當光緒五年，方錡時任護江蘇巡撫）[5]：
何日得暇，擬作真率續會，伏侯示定。
致勒方錡書札第十二通（次年春，方錡時任福建巡撫）：
客冬棨戟過蘇，襜帷暫駐，誼追溫蜀，異姓忘形。草草盤殄，悉循真率。敘今論古，宴方酣，忽聽驪歌，黯然執別。
頻年來常作真率之會，蒙諸公憐雲多病，大抵設席於聽楓山館為多。
真率會圖像早已畫竣，因青帥書來，即欲入都，往後通信至便，將拍照寄來，便可增入，故尚未補景也。
按青帥即張之萬（1811一一1897），字子青，號鑾坡，直隸南皮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狀元，歷任修撰、河南學政、內閣學士，同治九年任江蘇巡撫，光緒八年為兵部尚書，官至大學士。有《張文達公遺集》。
致勒方錡書札第十四通：
初九日有真率之會，座中添柳門、譜琴。
終歲杜門，惟與諸老友輪作真率會，月集一二次，藉為消遣之計。
前年所繪真率會圖，補景早已竣事，諸老均已裝成，茲特寄呈一卷，幸察收。
柳門即汪鳴鸞，事蹟詳見後文。譜琴即潘祖同（1829——1902），江蘇吳縣人,字桐生,號譜琴,室名竹山堂、歲可堂,晚號歲可老人。有《竹山堂集》。
致勒方錡書札第十九通：
真率會圖引首寄上二紙，乞書吳郡真率會圖六字，或不加吳郡二字，竟書真率會圖四字，希酌定。
“吳中七老”有定員，除非“出缺”才會添換。真率會與會之人似乎並無定規，少則六人，多至十人。舊雨新賓，時時加入。大致月集一二次，依次有第一集、第二集的名目，新歲則從頭起算。
南京博物院另存胡淦、沙馥合作的《學詩圖》卷子，繪潘曾瑋少年學詩事，尾紙有光緒庚辰、辛巳（1881年）俞樾、高心夔、李鴻裔、顧文彬、杜文瀾、沈秉成、彭慰高、勒方錡、彭翰孫題辭，可以想見都是當時真率會中人或關聯人物。
世傳所謂趙孟頫書《胡笳十八拍》（濟南山東美術出版社有影印本），有光緒七年勒方錡題、吳雲自題，次年俞樾、沈秉成觀款暨汪鳴鑾等八人合觀題款：
光緒壬午春二月二十有六日集吳愉庭年丈聽楓山館與長洲彭訥生師，蒙古立豫甫尚書，番禺許星台、中江李眉生兩廉訪，吳潘玉泉觀察、偉如中丞，元和顧子山觀察同觀，書此以志一時金石文字之雅。錢唐汪鳴鑾記。[6]
汪鳴鸞是吳雲密友，也是士禮居舊藏流傳的重要人物，事蹟詳見下節。
據顧文彬《過雲樓日記》稿本，吳雲於光緒九年故世，而真率會雅集仍然賡續至光緒十年以後[7]。
光緒五年十月十三日真率會所觀覽除書籍外，尚有世稱“神物”的宋徽宗絹本設色《雪江歸棹圖》卷子。清宣統元年烏程龐氏刻本《虛齋名畫記》卷一錄此卷中李鴻裔題跋，略曰“光緒五年夏四月燕集愉庭翁之兩櫑軒……是歲十月廿有六日題于蘧園左陶右邵之齋。中江李鴻裔蘇鄰平生真賞”。同卷又錄吳雲題跋：
光緒己卯夏四月作真率第四會，集於兩罍軒。凡會同人，必各岀名人字畫互資平賞。是日勒悟九中丞攜宋徽宗設色山水長卷見視，雲為姻家甘子大京卿世傳之寶。甘氏故富收藏，遭亂遺棄殆盡，獨此卷保守未失。蘇鄰主人與甘氏舊識，知其家貧待價，遂不惜重值購去[8]。逾半載，為是歲十月十三日，悟公開府八閩，使節過蘇，小留旬日，行將別去。同人援真率舊例，復集於兩櫑軒。適此卷重裝，同人歎翰墨有緣，神物得所，皆謂不可無紀，屬余操管，逡巡未墨。越兩旬，蘇鄰主人復以此卷委題，已加長跋，凡畫理之精微，名流之印記，與夫得失原委，考證甚詳，無庸再贅。謹將卷式廣狹、元明人觀款姓氏及真率會中同觀舊侶跋中未及者一一補書之，聊以備後人徴考云爾。同會聚觀者為勒悟九中丞、潘順之太史、彭訥生都轉、顧子山、潘季玉、沈仲復三方伯，方之九老只欠一叟，比之七賢已增一人。良朋遇合，勝會無常，似此雅集，籲，亦胡可多得哉。是歲冬十一月初三日，愉庭吳雲題於金石壽世之居，距前會二十日矣。
此跋記述十月十三日雅集始末，較七人合款記觀書事更為詳備，。
按此《雪江歸棹圖》實為摹本，既經龐元濟（萊臣）《名畫記》著錄，可知清宣統間一度為他所有。真本今存北京故宮博物院，《石渠寶笈續編》著錄，有乾隆、嘉慶、宣統內府諸印璽。摹本畫法結構款印全同原跡，“其偽作時間，不能晚於清乾隆、嘉慶中” [9]。此本的歸宿，徐邦達先生稱流入日本；楊仁愷先生稱法國人杜伯思（文物大賈盧芹齋婿）購得[10]。
清光緒初年，蘇州耆舊於吳雲聽楓館、李鴻裔蘧園（網師園）、沈秉成耦園、顧文彬怡園、張之萬張之青拙政園疊興雅集，文酒唱和，聽曲拇戰，有九老會、真率會、耆舊會、消寒會、熊蹯會、漆園會等名目，與會者俱一時勝流，所傳觀共賞者多法書古器舊籍，並屢作圖卷以傳將來[11]。各家園林，相去不遠，以吳雲年老體衰，雅集常設於聽楓館。聽楓館位於蘇州城內慶元坊，近觀前街，西與曲園望衡對宇，向東百步即怡園。二十年後，已人物殞謝，園池易主。葉昌熾《緣督廬日記》庚戌年（1910）十月十八日：
午後訪朱古惟前輩，其寓在金太史場，後園即退樓先生兩罍軒舊址也，亭池喬木頗占幽勝。
時至今日，園池具在，為蘇州國畫院及茶舍。
聽楓館主人吳雲（1811-1883），字少甫，號平齋，晚號退樓、愉庭。道光諸生，屢試皆困，年三十四援例任常熟通判，曆知寶山、鎮江，咸豐間以籌餉功用為道員，咸豐九年擢蘇州知府，旋以失城落職。性喜金石彝鼎，法書名畫，漢印晉磚，宋元舊籍，一一羅致。所藏齊侯罍二、王羲之《蘭亭序》二百種，最為珍秘，用以名室齋。所著有《兩罍軒彝器圖釋》、《兩罍軒藏器目》、《二百蘭亭齋金石記》、《華山碑考》、《焦山志》、《盤亭小錄》等。
張鳴珂《寒松閣談藝璅錄》卷二：
性喜金石彝鼎，法書名畫，漢印晉磚，宋元書籍，一一羅致。入其室者覺滿目琳琅，令人有望洋之歎。所藏齊侯罍二、王右軍蘭亭序二百種最為珍秘。又喜畫山水，扇頭偶寫數筆，超逸清曠，頗近雲林。一時名士如吳讓之、戴禮庭、吳清卿諸君咸館其家[12]。
吳雲有《兩罍軒收藏經籍碑帖書畫目》一冊，稿本今藏復旦大學圖書館。所載多孤本劇跡，驚人秘笈，金石書畫尤多精品。王欣夫先生有謂：
以小立軸、手卷、楠木箱、舊人楹帖、大軸箱、中軸箱、小軸箱、永言書屋畫箱、碑帖畫冊、帳房櫥分類，碑帖如宋拓《石鼓文》、宋拓《二十九字》、宋拓《三闕》、宋拓《王聖教》、宋拓張從申《元靖碑》、宋拓顏書《元靖碑》、宋拓大字《麻姑仙壇記》、宋拓《麓山寺碑》、宋拓王大令《十三行》、宋拓《坐位帖》、宋拓小字本《仙壇記》；書畫如范文正公字卷、朱文公《易經》殘稿卷、魏文靖公《文向帖》卷、蘇文忠公《元方英詩》卷、楊鐵崖《海棠詩》卷、元人五詩三劄卷、李山《風雪杉松圖》卷、方方壺《墓道圖》卷、燕文貴山水卷、高尚書仿米山水卷、趙文敏董文敏帖合裝卷、沈石田《關山行旅》圖卷、文衡山《江南春》卷、唐六如《復生圖》卷、仇十洲《北河圖》卷等，不下數百種，可謂洋洋大觀。[13]
王欣夫先生又谓：
中有附注‘送李中堂’者，合肥李鴻章也。‘送錢子密’者，嘉興錢應溥也。‘送張青帥’者，南皮張之萬也。‘許信翁處’者，錢塘許乃釗也。‘沈仲復借去’者，歸安沈秉成也。‘李梅生借去’者，中江李鴻裔也。皆當時達官名流。可知宦囊所積豐厚，藉貺遺書畫以通聲氣。平齋自號退樓，何仍不能免俗？[14]
俞樾作吳雲《江蘇侯補道吳君墓誌銘》稱“君長於余十歲，而嗜學好古，簡略世事，則與君同之” [15]，吳雲晚年與達官貴要往來極密，見諸《兩罍軒尺牘》，而俞樾定居曲園“十餘年來，不赴嘉招，不受盛饌”[16]，“簡略世事”云云，於本人適足自況，於吳雲則為皮相。
光緒五年己卯冬十月十三日與會賓客七人，生平如下：
潘曾瑋（1818——1886），字寶臣，號季玉，又號玉洤，晚號養閒居士。潘世恩第四子。道光二十三年順天鄉試挑取謄錄。官太常博士、刑部郎中、記名道員。著有《自鏡齋詩文鈔》、《玉洤詞》、《正學編疏解》。自編有《養閑年譜》。
彭慰高（1810——1887），字經伯、號訥生，別號鈍舫老人，室名仙心閣。父蘊章。道光癸卯舉人,浙江候補道。同治乙丑補溫州同知。有《仙心閣詩鈔》。
顧文彬（1811——1889），字蔚如，號子山，晚號艮盦、過雲樓主。道光二十一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擢福建司郎中，補湖北漢陽知府，又擢武昌鹽法道。同治九年授浙江寧紹道台。晚年引疾回蘇，築怡園，家居十五年而卒。著有《眉綠樓詞》、《過雲樓書畫記》、《過雲樓帖》。
潘遵祁(1808——1892)，字覺夫、順之，號西圃、簡緣退士，奕雋長孫、世璜長子。道光二十五年進士，二十七年翰林，是年八月即乞假歸，隱居于吳縣西之鄧尉山，築香雪草堂、四梅閣，主講紫陽書院二十年。有《西圃集》、《西圃續集》。
李鴻裔(1831——1885)，字眉生，別號香嚴，晚號蘇鄰。四川中江人。咸豐元年應順天鄉試中舉。屢應禮部試皆不中。咸豐十年入胡林翼幕，又入曾國藩幕。同治三年後歷任十府糧道、糧台總辦善後局總辦、淮陽徐海兵備道。簡授江蘇按察使，以耳病未赴任，又賞加布政使銜。有《蘇鄰遺詩》。
勒方錡(1816——1882), 字悟九，號少仲,又號太素齋，江西新建人 (今江西省南昌市），道光二十四年舉人，歷任主事、員外郎、廣西南寧知府、江蘇鹽法道、江蘇按察使、廣西布政使、江蘇布政使、福建巡撫、貴州巡撫、河東河道總督。有《太素齋詞鈔》，一名《榑洲詞》。
沈秉成（1823——1895）,浙江歸安人，原名秉輝，字仲復，咸豐六年進士。歷任上海道台、河南按察使、侍講學士，武英殿總纂，順天府尹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廣西、安徽巡撫，署兩江總督。
以上七人，五人列名“真率會七老”，彭慰高、潘遵祁則在吳雲等歿後補列“七老”。潘曾瑋、彭慰高、顧文彬、潘遵祁均為蘇州人，李鴻裔、沈秉成、勒方錡、吳雲曾在蘇州任地方官（所謂“召父杜母”），又多於盛年息影吳下，置園林以觴政文會自娛，彼此並結姻親。吳雲與沈秉成有戚誼，潘氏一族中潘祖蔭弟潘祖頤為吳雲女夫，吳雲長孫婦為顧文彬孫女。
七老或位至封疆，或奕世清門，在咸同間太平天國、捻軍戰事中，所謂“東南淪陷”之際，有練兵籌餉、襄贊軍書以支持危局的事功；並參與蘇州的戰事善後和民間救助事務。政事文章，兼而有之。七老多能作詞，各自有集，見諸杜文瀾《憩園詞話》。以潘曾瑋為例，曾與吳雲、顧文彬倡泰西會防以保上海議；在滬上又與馮桂芬、顧文彬同畫赴皖乞（李鴻章）師之策；清軍入蘇垣時，洋將戈登與提督陳學啟構釁，潘曾瑋慷慨曉諭，平難解紛。一生行實，張鳴珂《寒松閣詩》卷七《懷人詩·吳縣潘季玉觀察丈曾瑋》得其要：
軍事參合肥，吳郡洗兵馬。歌吹入盤閶，山塘盛遊冶。謝傅入東山，絲竹恣陶寫。
李鴻裔則為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被俘後主要的審訊人之一[17]。
光緒十年閏五月，日人岡千仞來游蘇州，先後觀覽李鴻裔蘧園、盛氏留園、顧文彬怡園，於其《觀光紀遊》中詫為“余行天下所未目”，並慨言“未知洛陽名園有此（指怡園）壯麗否？乾隆帝南幸三次，常曰身為天子，不及蘇杭十萬富翁快樂自由，余歷觀留園、蘧園、怡園三名園，始徵其言”[18]。聽楓館盛況，也可由此想見。
吳雲《兩罍軒尺牘》卷十致沈秉成書札第五通：
居家之道與衙署異。衙署等於傳舍，官計不作久遠計，幕亦遷徙無常，賓主皆以一暫字橫亙於中。若家居則必互為體諒，事事關懷，方能持久。
這是頗為“真率”的表白，清末的風紀馳廢，士習偷苟，於此可窺一斑。吳平齋的“林泉生涯”以擁厚貲為前提,不是人人得而問津的。《兩罍軒尺牘》卷八致潘祖蔭書札第四十通：
悟老志在京職，宦情雖淡，精力甚充。買山無資，尚難家食。
勒方錡居河道總督之位，還被稱說“買山無資”，也許是他當真為政清廉的緣故。顧文彬自寧紹道引退，治怡園費二十余萬金，他人情形也當相近[19]。而當時蘇州城在創夷之後“委為荊棘”，至光緒十年（1884），仍“夜聞人家擊鑼吹笙，婦女號泣，問之，哭死也”[20]，園囿內外，在外來人士眼中，對比是異常觸目的。
營建林池而外，真率會諸老均以收藏自娛。《兩罍軒尺牘》卷八致潘祖蔭書札第三十三通：
現在同好者有沈仲復、李香嚴與子山喬梓，皆好之而又有力者，見愜心之品，便不惜重值購之。
諸人之間時時有貺贈、讓售之舉，並以摹拓刊印複本互通有無。吳雲以雙鉤法摹刻多種碑帖，成為當時學書臨習的範本，傳古之功最為特出。吳雲僮僕中當然也有若干專事收掌之人。2009年嘉德公司春拍拍品中有吳昌碩齊侯罍題識一紙（所附著的原件已佚），作歌書贈的對象老僕“春泉”當系吳雲舊日奚僮。
王欣夫先生對吳氏《兩罍軒收藏目》有如下評述：
同時吳下寓公談收藏者，沈仲復之鰈硯廬，李梅生之蘧園，亦可與平齋抗衡。乃身沒之後，旋即星散。不如平齋有此簿錄，後人猶得其崖略及授受源流也。
其實沈秉成曾著有《鰈硯廬金石款識》、《所見書畫錄》，只是傳世之本在若有若無間；李鴻裔藏品趙烈文曾為錄目，《能靜居日記》記載頗為詳盡[21]。
真率會諸人還與域外漢籍的東歸有關。日本初印本的《古逸叢書》共百部，黎庶昌、楊守敬悉以分贈當時顯宦名流，李鴻裔等得書均詫其珍異。李鴻裔還曾有捐資六千元助黎、楊刻書之議。《日本訪書志》卷四《一切經音義》條：
初得此書，即勸黎純齋星使刻之，以費繁而止。厥後中江李眉生廉使欲刻之，已措資矣，會余差滿將歸，遂輟議。
金武祥《粟香隨筆》三筆卷五引李士棻柬黎庶昌七律詩序：
蓴齋在日本校刊唐宋逸書廿餘種，其全帙多踰百本。頃承以老、莊、荀三子見贈，求窺其全，則云在東京曾印多部，已為達官貴人紛紛索取盡矣。現在莫善徵大令方集工匠於上海縣署，先印五十部，然後書板歸之蘇州書局，此五十部者亦必達官貴人乃得而有之。
同卷並記黎庶昌光緒十年（1884）上奏“（《古逸叢書》）本年秋間一律完竣，除將板片運交蘇州書局，作為官物聽人刊印外，理合附片具陳”云云。《古逸叢書》板片今存揚州廣陵古籍刻印社。黎、楊均非蘇州人士或任職該地，之所以書板捐送蘇州，有楊守敬故人陳壽昌（松泉）主持書局事務的因素，也應當與潘（祖蔭）、李（鴻裔）、顧文彬等“達官貴人”的人脈影響有關[22]。事在光緒己卯聽楓山館真率會之後五年，吳雲已在上年故世。
據筆者調查，有勒方錡等七人光緒五年十月十三日題款的書籍共有以下8種：
1．編年通載十卷存四卷［一至四］
2．吳郡圖經續記三卷
3．新定續志十卷四冊
4．中興館閣錄十卷[存九卷]中興館閣續錄十卷[23]
5．東觀餘論二卷
6．參寥子詩集十二卷
7．二百蘭亭齋收藏金石記四卷
8．二百蘭亭齋金石記虢季子白盤一卷
以上第1、2、3、4、6項即《編年通載》、《吳郡圖經續記》、《新定續志》、《中興館閣錄》《參寥子詩集》計五種均為黃丕烈“百宋一廛”舊藏，有黃氏題跋，除《參寥子詩集》外，均為海內孤本。
7、8二種為吳雲所自著自刊，吳熙載（讓之）手書上版，均有咸豐十一年錢泰吉跋、同治二年姚燮觀款暨光緒五年沈秉成等七人合觀款，鈐“文彬”、“西圃”、“成”、“曾瑋之章”、“慰高私印”、“李鴻裔觀”“臣勒方錡”、“悟九”諸印，可知原自同一本析出。據吳雲自跋，此書當日頗自矜惜，不輕投贈，故散佈無多，當時刷印僅三十餘部，原版隨即毀失，此系姻家姚子真所贈，故物重還，珍視異常。吳雲對於本人著述一再修訂增補不憚其繁[24]，《二百蘭亭齋金石記》中相關考釋晚年復載入《兩罍軒彝器圖釋》中，而此二種初刊本存本極罕，於他本人也成為篋中珍異。
觀款字體有篆、楷二種（《新定續志》、《中興館閣錄、續錄》為楷體），均出沈秉成手：
光緒五年己卯冬十月十三日，新建勒方錡、吳縣潘遵祁、中江李鴻裔、元和顧文彬、長洲彭慰高、吳縣潘曾瑋、歸安沈秉成集吳氏聽楓山館同觀因記。
《編年通載》“因記”二字易作“志喜”。《中興館閣錄、續錄》題識文字與他數本有所不同，可作總跋觀：
光緒五年己卯冬十月十三日，新建勒方錡、吳縣潘遵祁、中江李鴻裔、元和顧文彬、長洲彭慰高、吳縣潘曾瑋、歸安沈秉成集吳氏聽楓山館，同觀宋本書籍。其為當世稀有者，如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章衡《編年通載》、《嚴州新定續志》、法穎編《參寥子集》，已各署觀款，匯注數語於此，以志欣賞。藏書者歸安吳雲，即聽楓山館主人也。
七人中以彭慰高年齒最高，而勒方錡名次居先，係此際遠來為客的緣故。沈秉成以執筆人身份，題名居後。吳雲為東道主兼書主，不列名。
宋本五種之珍異及在黃丕烈之前的流傳情形，黃、顧《百宋一廛賦注》及後人書錄記載已詳，茲不贅述。黃丕烈為清代最負盛名的藏書家。但晚年拮据，生前藏書已散出，大部分歸於同鄉富商汪文琛、汪士鐘父子，包括前述宋本五種，因此五部宋本都鈐有汪氏印記。《蕘圃藏書題識》卷四《三曆撮要》跋：
數年來《廛》賦盛行于時，遂有按籍以求者。宋廛所在，僅百一矣。
汪氏所得“宋廛”仍庋存蘇州山塘街家中。約三十年後，太平天國戰事發生，東南板蕩，汪氏書流散，其大宗輾轉數手，為楊以增、瞿鏞、韓應陛、于昌進等所得[25]，上述第4種《中興館閣錄、續錄》即有于氏“小謨觴仙館”藏印。不過，一部分汪氏書在蘇州戰事未起時已散出。葉廷琯《吹網錄》卷五：
汪氏宋本書近年亦大半不脛而走，聞《史載之方》刊本尙在架上，書估言其堅持黃跋白金三十兩之數，故真賞難其人耳。庚申變後，汪氏藏書未售者不暇攜岀，盡被人攫去。[26]
宋本《吳郡圖經續記》、宋本《石林奏議》、明萬曆十二年項篤壽萬卷堂翻宋本《東觀餘論》，胡珽均在蘇州得到。三書有胡珽藏印、題記，《吳郡圖經續記》咸豐二年（1852）胡跋稱“余以番銀七十餅得自山塘汪氏”；《石林奏議》咸豐六年（1856）胡跋稱原為汪氏所有，前此一年得諸葉氏“洞庭東山族人”（據咸豐五年葉廷琯手識，此族人號“雲曙閣”）。《東觀餘論》情況有所不同。咸豐四年（1854）胡跋稱“觀書善長巷毛氏，見此完本，向為叔美先生所藏，亟詢其直，索價頗廉，僅以青蚨三貫易之”；毛叔美即毛慶善，可知此書直接得自蘇州而未經黃、汪收藏。另外，臺北“中央”圖書館藏《中興館閣錄、續錄》清抄本有咸豐六年（1856）勞權題記稱“黃氏宋本今已歸蘇州胡氏”，若勞氏所記不誤，則今存宋本《中興館閣錄、續錄》雖無胡氏藏印，也曾一度為胡珽所得。
丁丙《武林藏書錄》卷下“琳琅秘室”條引葉廷琯《懷心耘》詩注：
仁和胡心耘，庚申冬避亂滬城，欲廣收已散之書，辛酉夏齎志而歿，遺書且莫保也。[27]
胡珽（1822——1861），字心耘。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官至太常博士。居於吳中，善承先志，手自鈔校，道光中輯印有《琳琅秘室叢書》，1853年（咸豐三年）印行，其中收入了《吳郡圖經續志》。胡珽既歿于上海，吳雲得到他的遺藏可能也在上海襄助軍務時期。
吳雲《兩罍軒尺牘》卷八致潘祖蔭書札第十四通：
承示搜輯黃蕘圃題宋槧書跋，已得四巨冊。此老平生心血所聚都在百宋一廛之中，此次劫運甚酷，故家收藏書籍盡入紅羊，獨經復翁秘藏者當初護如頭目，不惜工本，裝潢務極精緻，錦綾什襲，人人知其為貴重之品，爭相藏匿。即如弟處收得數種，無纖毫損闕，天壤間絕無僅有之秘冊得能保全在世，使後人有所徵考，皆復翁愛護之功也。
所詢胡心耘藏書，辛酉壬戌之間在滬時已多散佚，留七八十種，盡為候補縣孫令購去，後又售與許緣仲親家抵償欠項千數百金，中有影宋鈔本十數種，不盡出復翁所藏，有復翁手跋者甚多。
茲將敝藏復翁心賞數種皆有長跋者照錄奉上。內如《中興館閣錄》與《吳郡圖經續記》、《新定續志》，此三書關係東南文獻，復翁倍加珍秘；《編年通載》雖僅四冊，然此書自來收藏家未窺全豹，《內閣藏書目錄》與《絳雲樓書目》所載均止二冊，此四冊固可與鳳毛麟角同觀矣。
潘祖蔭尺牘中詢及胡珽藏書事；而吳雲也為潘氏輯錄《蕘圃藏書題識》提供了四種黃跋。除《吳郡圖經續記》外，其他幾種可能不是得自胡珽，因為書內並無胡氏題跋、印記，是吳雲另行裒集，才得聚合，因此吳氏確實是此五部宋版書傳承過程中的重要人物。
復旦大學圖書館有吳雲《兩罍軒收藏書畫碑帖經籍目》稿本，所記宋版書如下：
宋板中興館閣錄
宋板新定續志
宋板參寥集
宋板吳郡圖經
宋板石林奏議
宋板編年通載
宋板東觀餘論
按《參寥集》即《參寥子詩集》；宋板《東觀餘論》，實系明翻宋版。《（葉）石林奏議》十五卷也為黃丕烈、汪士鐘舊藏，胡珽得書後曾翻刻。據陸心源《儀顧堂集》卷六《重刊〈石林奏議〉序》，“亂後歸於鄉前輩吳平齋太守，余以文衡山、范石湖卷易得之”。胡、陸二氏交換藏品的年份一定早於光緒五年，故而此書僅鈐有吳氏藏書印記，沒有真率會中人題款。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包括此《石林奏議》在內後讓歸日本靜嘉堂文庫。
吳雲藏書未列《兩罍軒目》目者不少。錢谷《懸罄室雜稿》稿本，今藏天津圖書館；明隆慶間刻本《王文成公全書》、嘉靖刻本《韻補》，今藏美國國會圖書館。
吳雲身後，舊本書多歸友人汪鳴鸞。汪鳴鑾（1839——1907）字柳門，號郋亭，一作郇亭，錢塘（今杭州）人，僑寓吳門，同治四年進士，歷任陝、甘、贛、魯、粵諸省學政，後遷內閣學士，工部侍郎、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吏部侍郎。因帝后黨爭革職歸里，主講杭州訓詁精舍、敷文書院。藏書處為萬宜樓。至光緒二十六年（1900），翁同龢曾為汪氏藏《吳郡圖經續記》作跋。今藏上海圖書館的南宋初杭州淨戒字刊本《長短經》書後有費念慈題記，謂“光緒廿六年四月廿四日錢唐汪鳴鑾、武進費念慈同觀。是日攜宋本《周官鄭注》、《吳郡圖經續記》、《參寥子集》並几快覽”。
汪鳴鑾書在民國初年散出，多為湖州藏書家密韻樓主人蔣汝藻（1876——1954）所得。蔣汝藻字元采，號孟蘋，別署樂庵。光緒二十九年（1903）舉人。以投資實業成為當時鹽業巨頭，又投資農墾，兼上海輪船招商局和中華書局董事。民國南潯富家有“四象八牛十六狗”之目，蔣氏列為一狗（一說為牛）。南潯同鄉盧芹齋創立來遠公司，為當時面向海外境內最大的文物商鋪，蔣氏也曾主持其北京業務。晚年入上海市文史館，1954年去世。汝藻事業重心在上海，藏書地在西摩路（今陝西北路）、威海衛路寓所。《傳書堂藏書志》著錄了《編年通載》、《吳郡圖經續記》、《新定續志》、《中興館閣錄》、《參寥子詩集》。
關於蔣氏得到這些書的經過，吳昌綬致繆荃孫書札載：
孟蘋以萬四千元與友人分買蘇州書頗多，讀示方知是郋亭故物。師所指數種，皆歸安吳氏物，柳門非巧取，即豪奪，今亦有出門之一日，可喜可感。《吳郡圖經續記》，昔年綬屢求不得，蓋早為柳門挾去。……另一友人以多為貴，未得好書也。[28]
吳氏書札年份待考，大致應在民國初年。分買圖書的友人，則為蘇州藏書家蔣鳳藻。蔣氏得此諸宋本後，屢次邀集沈曾植、張爾田、孫德謙等寓滬名流觀書[29]；日本神田喜一郎（1899——1984）於1922年秋至1923年春曾到中國旅行，其《中國訪書記》，也談到蔣汝藻密韻樓藏書中的《中興館閣錄》和《續錄》。
1923年蔣汝藻所刊《樂地庵叢書》中影刊了宋本《吳郡圖經續記》。同年7月2日王國維先生致蔣氏書稱：
《說文解字》現既有石印本行世，則俟他書不能足二十種時再刻無妨也。尊藏諸書中，可刊者除已寫樣數種外（按指《新定續志》、《忘機集》、《歌詩編》、《草窗韻語》），《中興館閣錄》、《續錄》二書當在必刻之列。
但蔣氏終於未及刻成此書。
1925年，蔣汝藻經商失利，藏書典押銀行，次年轉歸商務印書館，商務將宋本《參寥子集》刊入《四部叢刊》三編。“一二·八”之難，除了先前轉移出的二百部外，蔣氏舊書和涵芬樓其他藏書全毀；幸存的珍本《編年通載》、《參寥子詩集》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歸北京圖書館。
吳湖帆1932年1月12日《醜簃日記》載是時訪蔣氏長子蔣谷孫，“觀宋刻《草窗韻語》及宋本《公羊疏》、宋本《新定續志》，皆極精孤本，密韻樓之精華也”，可知《新定續志》自密韻樓流出尚晚於是時。
蔣氏舊藏《新定續志》、《吳郡圖經續志》、《中興館閣錄、續錄》今歸臺北“中央”圖書館，其間是否還曾經他氏轉手，筆者手頭尚無資料，待考。
1935年傅增湘作《翁松禪師手鈔吳郡圖經續記書後》：
至宋刊原本，歷藏葉文莊、季滄葦、徐健庵、顧聽玉諸家，以歸於黃蕘圃。自士禮居散出後，又轉入汪閬源、胡心耘、吳平齋，而歸於汪氏萬宜樓。鼎革後，友人蔣孟蘋獲之汪氏。余時在申江，得以披覽，字體方嚴，楮墨精善，真乙部寶笈也。孟蘋凂董授經為影雕行世，聞今又入南海潘氏矣。夫以戔戔百葉之書，三百年來流傳至八、九姓，完好如初，不為水火蟲魚所毀蝕，且得以一再傳刻，昔人謂古書秘笈，在在處處有神物護持，殆不虛矣。[30]
傅氏所述雖僅一書，可概其餘。
以上八部書籍存庋之地，自吳中以迄上海，又自上海轉入北京、臺北，吳雲校本《二百蘭亭齋收藏金石記》一度舶往東瀛，為三井家族“聽冰閣”中物，二戰後復庋藏於美國西部都會柏克萊，足徵清乾嘉以來文化之升降暨文化重心隨時勢之轉移。諸書雖一再歷經劫難，但得到數代藏書家的精心呵護，保存完好，陸續影刊，芸編之壽，有逾金石，也堪稱中國書籍流傳史上的佳話。
中國的文士雅集，其發端可以上溯到魏晉六朝。《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八《玉山名勝集提要》稱“宴會唱和之盛，始于金谷、蘭亭”。宋代王詵等十六人聚於西園，李公麟作《西園雅集圖》，米芾並為撰記，是為“雅集”得名之始。大約同時，宋司馬光罷政在洛陽，常與故老遊集﹐相約酒不過五行﹐食不過五味，號“真率會”，見諸宋邵伯溫《聞見前錄》卷十。元明以來相沿不替，文人仿效者眾，多以七人或九人為限，序齒不序官，具簡歡數，後人並有會規之設[31]。而以善本書籍為主題的雅集，似乎遲至明清時期才出現，翁方綱以宋槧《施注蘇詩》為東坡壽，黃丕烈歲末祭書，最為膾炙人口。光緒初年吳中真率會，正是中古以來悠遠傳統在斯時斯地的延續，而作為留存史料豐备完整的一個範例，又自具其時代和地域特性。
版本、碑帖、金石之學在清中期成為一世顯學，匯合政事、經濟之潛流，影響深遠，迄國祚之終，流風餘韻不絕，以京師琉璃廠的繁盛為最顯著的表徵。夏仁虎《舊京瑣記》“朝流”條說“（光緒朝）自吳（大澂）、張（佩綸）好談兵而致僨覆，於是清流乃出其看家之學以相號召而消磨日月，其目約分為五，曰三傳三禮，曰金石碑版，曰考據目錄，曰小學輿地，曰詞章楷法”[32]，所謂考據目錄，實指搜求善本書；震鈞《讀李南澗〈琉璃廠書肆記〉》載“清自咸豐庚申以後，人家舊書，多散出市上，人無買者，故值極賤；宋亦多。同治初元以後乃漸貴，然收者終少。至光緒初，承平以久，士大夫以風雅相尚，書乃大貴”[33]。其衍進變化的“內在理路”，有待當世學者清理史實，探賾發微，筆者限於學力，在此不擬表述[34]。在南方，“真率會”諸老的雅集是同樣士林風氣的呈現。以真率會與會者之年輩論，其講求金石、版本之學，歆動世人，更早於以潘祖蔭為代表的北方朝官（所謂“南派清流”收藏家，主幹人物其實也多出自吳中）。吳雲為中堅與樞紐人物，以宏獎風流為己任，一時才雋之士多樂從之游，馮煦以為可比嘉道時期的阮元、張廷濟，可惜迄無年譜或專著問世，殊不便於相關研究的深入。從較為長期的時段觀察，真率會雅集的同期，蘇州正在漸次喪失江南地區文化中心的地位，其文化資源一如其他長江下游地區加速向上海轉移（同治末年、光緒初年蘇州書坊向上海的集體遷移可作為表徵），上海租界在清末民初數十年間成為南方最髙水准的文人雅集的中心。在全國範圍內，全面、深刻的社會變動引發此後數十年知識階層生活方式的劇烈變化，入民國後，更具公共性的社團和機構漸次取代私家園囿中的“雅集”成為文化傳播和交流的媒介，形成新的現代文化景觀。1916年秋，王國維先生在《疆村校詞圖序》中有如下的陳述：
古者卿大夫老則歸於鄉里，……故古者有去國無去鄉。後世士大夫退休者乃或異於是，如白太傅之居東都，歐陽永叔之居潁上，王介甫之居金陵，蓋有不歸其鄉者矣。”
至於近世，抑又異於是。光宣以來士大夫流寓之地，北則天津，南則上海，於是趨海濱者如水之赴壑，而避世避地之賢亦往往而在。
疆村即朱祖謀（1857——1931），前文述及他也曾暫居蘇州聽楓館舊址。
眾所周知，中國傳統體制中鮮見金石書畫、圖書版本的專業研究者，相當一部分學術工作，是由“好之而又有力”的退職官僚和鄉居縉紳所發起和承擔的。持續、髙端的文會活動，往往推動生成了編書、刻印、傳拓、寫鈔、繪圖、譜曲的完整文化生產鏈。當然，水木清華，良朋遇合，藻詠弦歌，風雅相尚種種，可謂無代無之，在文化史上，光緒初年吳中真率會並非一特定宗派，也未呈示藝術、學術旨趣的重大變化，因而也就不具備標志性、轉折性的意義。不過，吳雲等人於“烽煙鴻洞”之後篤志傳古，無形中構建一民間“學術共同體”，拓器刊書，有禆來學，其效驗有逾越當事者的意向與體認之外者。效驗最著的是陶治造就了後來居上的學術、藝術大家。咸豐十一年（1861），吳雲在上海督辦釐捐總局事，即“留榻以待”吳大澂，同治五年（1866）復邀往二百蘭亭齋修輯《焦山志》，所經眼書籍碑版，對於吳大澂後來的學術取徑頗有關涉[35]，其事尚在蘇州真率會之前；吳昌碩《石交集·吳雲傳略》稱：“余始來吳，封翁假館授餐，情意甚摯。因得縱觀法物，于摹印作篆稍有進境，封翁之惠居多焉”。吳昌碩此次居留在光緒七年（1881），居所即吳氏聽楓山館。當然，吳雲諸人襄助後進仍有所擇別去取，他曾以攻訐朱子、宗旨不合為由，拒絕俞樾助刊公羊學者戴望《論語注》之請[36]。
光緒三十三年（1907），王國維先生撰成《古雅之在美學上之位置》，在康德“優美”、“宏壯”二域外，又標舉“古雅”，對宋代以來古物之學所作思辨和總結，可謂直入腠理，璧壘一新。其原創理念的生發，乃至後來釋讀甲骨文，沾溉於有清一朝金石學人裒集、著錄、傳拓、考訂之功者尤多。觀堂先生成為開風氣之先的金石大家，吳雲所撰所刊為不可或缺之書[37]；至於他專治版本之學，獲見蔣氏傳書堂中的吳雲舊藏黃跋宋本五種并一一為撰書志，則更在民國九年（1919）以後，後於真率會雅集已四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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