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产生于古印度，在东汉年间传入我国。各地保存至今的古代寺院，不仅是地方灿烂文化艺术的瑰宝，而且是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象征。张家港作为拥有早期文明的江南明珠，境内寺庙道观的兴起和发展历史悠久。查阅志书可知，境内南部地区的佛教寺庙大约起始于三国赤乌年间，发展于南北朝时期，全盛于明清时期。佛教寺庙的兴起与发展，对地方教育事业的发展、文化艺术的传播、社会风气的引导均产生过重要影响。
古刹钟声源赤乌
佛教自东汉永平十年（67）传入中国，很快就滲透到贵族阶层。到三国时期，烧香念佛在江南民间已经非常普遍，深入人心。吴主孙权曾在苏州专门建造报恩寺和北寺塔，后又建造普济禅寺和瑞光塔，借以报答母亲吴夫人和乳母陈氏的养育之恩，两塔至今尚存。张家港境内最早的寺庙道观，相传是建于周幽王时期的香山大禹庙和东汉的毗陵寺，但因未见所据，笔者不敢妄言。而确实见之于志书记载的古寺，则当数建造于三国赤乌年间（238～250）的章卿寺（今泗港境内）和杨舍永寿寺。
章卿寺位于泗港东南章卿村。宋代皇室后裔赵士鹏于南宋绍兴年间以右朝请大夫之职到江阴担任知军，其后裔便在章卿占籍定居。清光绪《江阴县志》卷二十四《寺观》记载：“章卿寺在章卿镇，吴赤乌间建，一名资福。”康熙三十七年（1698），江阴知县耿庆曾为章卿寺撰写碑记，称：“暨阳邑治之东为章卿里，有古刹创自赤乌。”（见《章卿赵氏宗谱》）可见，章卿寺创建于东吴赤乌年间的说法史学界并无不同意见。
古代章卿镇颇具形胜，北枕滔滔大江，南依砂山诸峰，东接古邑琴川地界，是江阴和常熟之间邮传往来的必经孔道。章卿寺规制宏大，堂宇壮丽，苍柏交翠，古朴幽深，庙舍多达百间以上。诚如《章卿寺碑记》所描述的：“夫佛殿巍峨，禅房幽寂，岑楼广庑香积，僧察事事井然。且古木干霄，修篁蔽日，诚一方之胜地，古佛之道场也。”（见《暨阳章卿赵氏宗谱》卷九）
像其他古寺一样，章卿寺在一千七百多年的岁月中曾屡遭兵燹，创伤累累。其中严重焚毁就有两次，第一次是在元末，寺院在兵荒马乱中焚毁殆尽，寸椽无存。到了洪武初年（1368），百废俱兴，才奉敕鼎建。明正统十三年（1448）因寺院破损，房坍壁倒，又有章卿赵氏筹资建造，并招募僧人住寺守护。第二次是在清代咸丰年间，太平天国攻打江南，章卿寺再次遭受重创，宏大庙宇仅剩几间残屋。到解放前夕，章卿寺已是香火冷落，全无昔日鼎盛景象。
解放后，寺院屋舍改作村办小学。小学搬迁之后，剩余寺屋全部拆除。改革开放以后，经政府批准，章卿寺于上世纪90年代恢复重建。现寺院占地约10亩，建有天王殿、观音殿、三圣殿等，总建筑面积约500平方米，已经成为佛教信徒的一个重要聚会活动场所。
建造于赤乌年间的另一座古寺是杨舍永寿寺。据《杨舍堡城志》卷十三《坛庙》记载，永寿寺俗称后寺，在城内后寺巷。关于建造时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建造于三国赤乌年间，主要依据是永寿寺早年的碑记和清代学者管天祚的文章。早年碑记由于年代久远，无可寻觅，而管天祚写于清康熙年间的《募修杨舍永寿寺文》则表述得十分清楚：“江阴之东北偏有杨舍堡，堡有城，城中有永寿寺。碑版所记云：创自孙吴赤乌年间者也。”另一种说法来自清代乾隆年间知县蔡澍主修的《江阴县志》，内称永寿寺创建于宋代靖康年间。对于这两种说法，《杨舍堡城志》的作者叶长龄评论称“二说时距千年，荒远无可征信”。但是，既然寺内碑版所记“创自孙吴赤乌年间”，那么，在新的确切考证结论出来之前，不妨先从“赤乌建寺”之说。
据志书记载，明清以前的永寿寺寺基宏敞，屋舍众多，佛殿庄严，香火旺盛，寺内堂屋与回廊曲折相连，僧人有数以百计，是杨舍古城内一大景观。永寿寺的紧后面就是城内惟一的一座小山，名叫万寿山。说是“山”，实际上是由人工堆积起来的很高的土墩。每逢重要节庆，地方官员都要到永寿寺例行祭拜大礼，祷祝风调雨顺，一方平安。元末明初，永寿寺毁于兵燹。明洪武八年（1375），寺内住持和尚玉堂筹资重建。嘉靖三十七年（1558），朝廷为抵御倭寇侵扰而下令在杨舍修筑堡城，建造城墙时将永寿寺的院舍一分为二，西面半座圈入城内，东面半座留在城外。以后庙宇堂屋历经修葺，西院成为寺庙活动的主要场所。至康熙四十四年（1705），“寺基有一千一百八十一步一尺四寸，寺后万寿山计一百四十七步五寸。”（以上均见《杨舍堡城志》卷十二、卷十三）
清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与清军激战，永寿寺的山门毁于战火。大殿、堂屋用于驻扎兵营。后来，寺院房舍因年久失修而大部倒塌，剩下的房屋由地方士绅做主用作潜安宫，即放置救火器材的场所。随着河南禅院的兴起，永寿寺逐渐失去寺庙功能。至民国时期，永寿寺基本无存。
南朝寺庙文脉浓
东吴赤乌之后的二三百年，佛教得到进一步发展。到了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于大江南北。尤其是南梁皇帝萧衍笃信佛教，大建寺院，甚至三次到庙里当和尚修行，极大地影响了社会风气。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于是江南一带兴庙建寺之风越刮越盛。唐朝诗人杜牧有诗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张家港境内的凤凰永庆寺、金村永昌寺、鸷山法轮寺、庆安净居禅院等就是在那个时候建造起来的，属于“南朝四百八十寺”之列。
河阳山麓永庆寺。永庆寺原名大福寺，坐落于风景秀丽的河阳山，始建于南北朝时梁大同二年（536），由梁侍御史陆孝本舍宅而建（见《永庆寺志》）。陆孝本的详细事迹已无考，但从散见于志书以及家谱的记载可知，陆孝本德行高尚，服侍母亲十分孝顺。为了满足母亲诵经念佛的愿望，在家中专门辟出后院作为功德院，让老母亲在此焚香敬佛，修身养心。母亲去世后，陆孝本便把功德院捐献出来，改建为寺庙，成为河阳山一带佛教信徒敬神拜佛的场所。寺庙初建时并无大名，直到唐代才正式定名为大福寺。宋代更名为永庆寺，时在公元1008年。（见清代戴元美《代钱宗伯受之重修永庆寺疏》）
永庆寺虽然僻处常熟县城的西北隅，但依托风景秀丽的河阳山，空气清新，环境幽雅，所以成为文人学者理想的研读学问之处。相传苏州地区第一位状元、河阳山人陆器，年轻时就曾在寺内文昌阁刻苦攻读，并有当地才女李十三娘红袖添香，在一旁伴读。河阳山至今留有状元读书台等古迹，并发掘出“唐状元陆器妾李十三娘之墓”的碑石。唐代常熟四高僧之一常达，也是在永庆寺苦读经书，修成正果的。他早年在永庆寺剃度受戒，终日与晨钟暮鼓、青灯黄卷为伴，学成发迹后，手持一钵，云游天下，博采众长，佛学功底炉火纯青，声名远播大江南北，成为江南佛学界一代名僧，后来担任常熟兴福寺（当时称破山寺）住持。但他不忘发祥之地，所以在永庆寺留有古迹“高僧常达拜经堂”。
岁月沧桑。永庆寺虽在一千多年中几经毁损，几经修葺，但依托河阳山地区的秀丽景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庙宇规制不断扩大，影响极为深远，竟积淀下不少名胜景点。据《永庆寺志》记载，永庆寺有内八景、外八景之说。内八景是三潭、四井、古桧、空榕、秀峰、醴泉、丞相墓、状元台，外八景是湖下书声、坊基酒肆、莲荡游鱼、桑岸啼鸠、港口渔歌、柴场牧唱、松林落照、精舍飘幡。在这些名胜古迹和文物景点中，最吸引游人的莫过于“寺之三绝”。
所谓“寺之三绝”，一是肉身菩萨。相传永庆寺建寺不久，从东海漂浮来一段香木，上面端坐一位已经圆寂的和尚。此僧状貌奇古，容颜和蔼，须眉飘拂，栩栩如生。寺内僧众认为是佛祖送来的贵客，于是连忙将和尚遗体连同香木小心翼翼安放到寺内宝殿，周身用胶漆固定，制作成“肉身菩萨”，供奉在大殿正中，接受信徒香火膜拜。方圆百里的善男信女闻讯纷纷前来祭拜求签，多有灵验。二是天然石井。石井在河阳山秀峰之巅，实际上是一处约有2尺见方的泉眼。泉水清冽甘甜，即使大旱之年也不枯竭，地方百姓称之为“圣井”，志书上称作“醴泉”。石井旁有一方平整的岩石，当地百姓称作磨刀石，相传每逢农历五月十三，关云长就会下凡到此磨他的青龙偃月刀。三是八株古桧。相传古桧是南朝梁代昭明太子萧统亲手种植，数百年来枝叶繁茂，树干交缔，如翔龙怒虬，煞是壮观。至明末清初，仅剩4株。虽然雷电将其中一株劈为两半，而古桧依旧顽强生长，葱笼苍翠，成为山林一大奇观。
由于永庆寺有众多名胜古迹，故引得历朝历代文人墨客来此探幽觅趣，吟诗作赋，见之于《永庆寺志·题咏》篇的诗就有三十余首，其中不乏享誉文坛的巨擘名家之作。如元代杨维桢（1296～1370），曾专程到河阳山游览赏景，并写下七律《游秀峰吊陆状元》：“河阳山色画图开，绝壑悬崖亦壮哉。华表不闻仙鹤语，醴泉曾引凤凰来。玉鱼金碗皆黄土，石兽丰碑长绿苔。独有桓桓丘垄在，秀峰相对读书台。”
除了杨维桢，还有晋陵李湛、石城温革、临海陈基、江阴贡修龄以及里人徐恪、缪昌期、钱陆灿、钱朝鼎等名流雅士，均在此留下脍炙人口的诗篇。
金村古迹永昌寺。永昌寺位于著名古村金村境内，“本名潘祁庙，梁普通三年（522）建”（见《重修常昭合志》卷十一《祠祀志》），何人所建已无考。当时的潘祁庙供奉潘祁、丕王、土地三座神像。据近代学者金鹤冲先生所撰《金村小志》称：“金村，宋之潘祁村也。又名太平乡永昌里，太平、永昌皆仍唐宋旧名。”可知永昌寺在初建时叫潘祁庙，唐宋以后改称永昌寺。
元朝末年，永昌寺毁于兵燹，香火寥落。至明朝初年，金村士绅金醴泉出资重建庙宇，恢复旧制，寺院香火才逐渐兴旺起来。
明朝万历年间，吴县新科进士范允临因久仰金村“水土清淑，风俗纯朴”、“永昌寺乃一方之精蓝”，专程到金村游览。应僧众之邀，范允临欣然题写“永昌禅院”庙额，为一时之盛事。以后金氏子孙相继修葺、扩建永昌寺，至清代乾隆十年（1745），金培元在大殿之后建造地藏殿，寺院规模更加扩大，声誉日隆，千年古刹永昌寺由此成为常熟北门外著名寺院之一。
乾隆四十四年（1779），清奉直大夫、吏部主事姚大勋应金培元之子金舆晖请求，撰写《永昌庵地藏殿碑记》，以表彰金氏行善积德、捐修庙宇的功德。碑记对当时永昌寺的状况有如下描述：“殿供大士像，为一方香火之所归。旁列客堂、寮舍、庖湢之属，条理井井，竹木秀野，庭院清泌。”当时永昌寺之风貌可见一斑。
据志书记载，永昌寺僧人在诵经念佛之余，爱好吟诗作画。可考者有两人：一是真彻，字歧嶷，俗姓陆，太仓人，于乾隆末年从常熟三峰寺来到永昌寺，擅诗词，更能画芦雁兰竹；一是真诠，字志大，何方人氏不详，从常熟维摩寺入主永昌寺，善画梅竹及蟹，工诗，著有《半学斋诗抄》。清代同治年间诸生金染香，号石顽老人，有感于永昌寺僧人善画墨竹，曾写有《题改庵上人墨竹册首补永昌庵图》七律一首：“楼台烟雨久销沈，况感沧桑入苦吟。此自老僧肝肺出，槎牙一尺势千寻。分明苦竹护禅房，图展风生飒飒凉。我自寻诗人礼佛，好求古迹话沧桑。”
鸷山名刹法轮寺。法轮寺位于西徐市西面的鸷山南麓，据《重修常昭合志》卷十一《祠祀志·寺观》称：“梁天监间僧宗印建。”亦即法轮寺是在梁代天监年间（502～519），由宗印和尚所建。可见其建造时间均略早于永庆寺和永昌寺，是南北朝时期张家港境内建造时间最早的庙宇。另据纂修于元代的《重修琴川志》记载：“法轮寺在鸷山岭下，绍兴九年移于今所，未详原建何地。”也就是说，法轮寺初建时并不在鸷山脚下，在南宋绍兴九年（1139）才搬迁到鸷山南麓。
因岁月磨蚀，又历经兵燹，至元末明初，法轮寺毁坏得仅剩断垣残壁。明洪武五年（1372），由寺庙住持胜行和尚重新建造。永乐二年（1404），智昶和尚增建地藏殿和法堂、山门。到了清康熙年间，屋舍再次破损不堪，又有德全和尚主持大修，但因修复工程要耗费很多资金，德全和尚竟未能完成修葺大业而西归。由于法轮寺属一方名刹，因此曾有中峰寺、广福禅院、赵庄庵三座寺庙归属到其名下管理。
旧志关于法轮寺发展沿革的记述很简略，倒是文人墨客留下了不少游览鸷山和寺院的诗文很值得后人玩味。其中，定居于港口程墩（时称陈墩）的明代兵部郎中、山东按察副使杨仪（1488～1558）在炎夏六月夜游鸷山，写下游记名篇《游鸷山记》。文中描写法轮寺四周“苍松千障，修竹万竿，寺后百步皆丛筿灌木，夹道如堵。忽有大石如削，负土而出，岩之上又有磐石覆之，势将倾堕，景甚奇也”（见《海虞文徵》卷十一《记三·山水》）。这段文字对法轮寺前有苍松修竹、后有奇石危岩的幽美环境描写得细致深刻，使读者犹如身临其境。
更令人有回味余地的是明代清官徐恪所写的《游鸷山用壁间韵》七律诗：“香刹深藏紫翠坳，岩亭长见薜萝交。繙经叶上虫书字，挂衲枝头鸟寄巢。谁似金山留赐带，先参玉版向齐庖。日斜茶白林间响，疑是松门过客敲。”由于此诗生动描述了翠坳香刹、薜萝岩亭、枝头挂衲、茶白林响等山间村野的寺庙风光，引得文人相继步韵和诗。进士、南京吏部尚书吴一鹏步徐恪诗韵撰《鸷山寺》和曰：“台阁参差枕涧坳，长松落落晚阴交。鹿衔细草奔平野，鸟带残阳认旧巢。骚客漫题留石壁，老僧清供出齐庖。五更侧耳西风里，听到寒钟第几敲。”此诗进一步描述了坐落于山坳涧流之上的寺庙台阁和骚客题壁、老僧供斋、西风寒钟等一幅幅古刹画境，可谓与徐恪原诗的音韵意境珠联璧合。又有诗人龚复澄再和徐恪诗云：“谁将兰若补山坳，四壁松萝紫翠交。廿载旧游僧结社，半空清响鹤归巢。华岩听讲来方丈，茗碗分香过客庖。犹记月明清夜永，悚钟隐隐隔林敲。”此诗不仅写景，还追忆了诗人与寺僧结友廿载、共品香茗，在月白风清之夜听钟赏景的难忘印象（以上均见《海虞文徵》）。
而今法轮寺已荡然无存，连奇石遍布、风光幽雅的鸷山也因采石开山而几成平地。然而古人当年所写的优美诗文，作为河阳山地区风土景物和历史文化积淀的重要组成部分，却给后人留下了无穷的回味和想像的空间。
明清涌现寺庙群
唐宋以后，张家港境内陆续建造了不少寺庙道观，但大量涌现则是在明代和清代，真可谓雨后春笋，遍地开花。这些宗教活动场所，作为地方文化和民风民俗的象征，成为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
据《杨舍堡城志稿》记载，明清时期杨舍地区建造的寺庙道观有37座，其中建于明代的有10座，建于清代的有27座，另有各种纪念性祠堂和家族祠堂23座。其中，曾建办过杨舍乡学、造就不少地方人才的文昌庙，文武全才、卓有文名的佛印和尚所住持的大生庵，纪念杨舍郭氏始迁祖郭庭坚的郭教授祠，都是当时名闻遐迩、享誉民间的著名寺祠。而在杨舍地区众多的寺庙道观中，最有代表性、在民间影响最大的的还是河南禅院。
河南禅院建造于明代崇祯年间。据说当时有一位姓周的河南商人满载豆饼、黄豆到杨舍出售，船到斜桥搁浅沙滩，行将倾覆。商人于绝望中叩求苍天，如蒙保佑免灾，定当建庙还愿。不多时果然风起潮涨，大船安然进港，货物获利颇丰。这位河南商人在庆幸之余践行诺言，在东横河北岸建造了供奉大慈大悲观音菩萨的河南禅院（见《张家港文史资料》第十三辑邵振亚撰写的《盛极一时的河南庙香会》）。据当地群众讲，河南庙香火兴旺时有大小屋舍60多间，分前、中、后三个大殿，供奉佛像多达300多座。杨舍举人缪抡俊曾撰文勒石以记，可惜石碑今已难以寻觅。同众多堂屋、塑金佛像相比，留在老百姓心中印象最深的还是每年农历二月十九日的河南庙香会。相传这一天是观音生日，方圆几百里的善男信女纷纷到河南庙进香拜佛，人山人海。杨舍地方上组织的几十支香会队伍尤为引人注目，只见青壮年男子头扎毛巾，身穿绸衣，下着黑裙，脚穿草鞋，手臂上扎进钢钩，钢钩上挂着大铜锣，边敲锣边行进，是谓“扎肉香”报答娘恩。青年姑娘的勇气也不亚于男子，在手臂上扎进钢钩，钢钩上挂着“大盘香”，头上还顶着彩灯，灯内点燃蜡烛。入夜，灯火闪烁，色彩缤纷。这些队伍路过时，围观者里三层外三层，街道两旁的商店门口都被挤得水泄不通。流传至今的杨舍地区“二月十九节场”就是来源于此。
张家港西南部的香山地区更是寺庙道观密集分布区域。香山是张家港境内最高、最大的山体，旧志称其“突出平壤，高峻磅礴，甲于他山”（见清乾隆《江阴县志》卷二《山川》）所以，很早就成为佛教、道教兴起和传布之地。
香山地区的寺庙道观，当地群众有“一观、二院、三寺、四殿、五庙、六堂、七庵”之说，即女贞观，兜率禅院、采香禅院，毗陵寺、清福寺、涤凡寺，玉皇殿、祖师殿、东岳殿、张公殿，大王庙、海神庙、关帝庙、武庙、娘娘庙，素堂、财神堂、火圣堂、土地堂、朝北三官堂、朝南三官堂，都天庵、西宝林庵、东宝林庵、柏林庵、渡船庵、镇海庵、大悲庵。实际上可能还不止这些，香山地区真可谓多寺庙神灵之山，遍香火兰若之地。在众多寺庙道观中，有一些是建于唐宋以前的千年古刹，如兜率禅院，又名兜率宫。清乾隆《江阴县志》卷二《山川》称“兜率宫香坛绀宇，冠绝兰若”，四周“怪石林立，松荫蔽日，黛色参天，幽异莫可名状”。光绪《江阴县志》卷三《山川》也称“祖师殿绕而东为兜率院，有最胜塔，土名瘗狮窟”，顾名思义此塔下曾经埋葬猛狮以祭天祀地，登塔可饱览香山胜景。宋朝诗人蒋静在游览兜率禅院后，写下《登兜率寺塔》一首：“扰扰人间世，稀逢物外游。独将无尽意，一瞬白云头。”(见明崇祯《江阴县志》卷七《艺文》)。另外，建造于明代崇祯年间的柏林庵，规模不大，但气势非凡。庵内供奉关公昊天大帝，关羽、关平、周仓三人的雕塑形态逼真，栩栩如生；大殿正梁匾额上书“威震华夏”四字，铁画银钩，力透磐石；更加令人瞩目的是殿后占地十亩的柏树园，栽有数百株古柏，苍劲挺拔，葱郁如盖，蔚然深秀，离柏林庵三四里地，便可遥遥望见绿如烟云的古柏园。“柏林晓烟”由此成为香山一景。清光绪举人吴聘珍有感于柏树园幽深雄秀的奇异景色，又题写“柏林闻莺”、“柏林听涛”、“柏林长春”三景，与“柏林晓烟”合成四景。他还说：“周庄有繖墩之胜，大桥有柏林之胜，景致虽异，而皆有可供观赏的风光价值。”（见《香山揽胜》蒋诒谷撰《古柏林庵》一文）
“千古兴亡多少事，不尽长江滚滚流”。张家港境内原有的寺庙道观，在历史变迁、岁月沧桑中几乎湮没殆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党的宗教、统战政策落实，河南庙、永庆寺、永昌寺、章卿寺等一批寺庙先后恢复重建，成为融古刹文化与山水风光于一体的新景。这些古寺名刹犹如老树新花，生机焕发，已经融合进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成为装点在港城大地上一颗颗光耀夺目的璀璨明珠，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着无可取代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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