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代永乐年间（1403～1424）起，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就不断遭受倭寇的侵袭焚掠，一直延续到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4），前后约有一百五六十年时间，其中以嘉靖年间为害最烈。张家港由于地处江尾海头，是倭寇从海上出入大陆的桥头堡之一，因此在倭寇侵扰中首当其冲，是遭受倭寇祸害的重灾区之一，也是奋起抗击倭寇、誓死保家卫国的主要地区之一。在抗倭斗争中，张家港境内无论贵贱、无论官民，均表现出忠勇爱国、同仇敌忾、团结一心、浴血奋战的英雄气概，谱写了一曲曲民族精神的动人华章。
倭寇暴行：焚劫三个古镇
我国古代把日本称作“倭”国。倭寇，就是从海上过来侵袭我国的日本海盗，它产生于公元14世纪的日本南北朝混战时期，一些在混战中失败的武士沦落为日本浪人，他们同从事海上走私活动的日本商人互相勾结，沆瀣一气，专门到我国沿海地区进行走私、抢劫。这些人本性凶残，每骚扰一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见到金银细软、文物古董，均强行抢夺，掳掠一空。由于他们一般都武艺高强，身手非凡，又不惜以重金买通地方上的土豪、汉奸、流氓，狼狈为奸，里应外合，凡是侵扰劫掠之处，大多屡屡得逞，因此官兵畏之如虎，百姓恨之入骨。
倭寇在张家港境内犯下的罪行可谓劣迹斑斑、罄竹难书。由于张家港过去分属常熟、江阴，因此对于倭寇所犯下的血腥罪行还缺乏系统、深入的整理和研究。这里，主要介绍倭寇焚烧境内古镇所放的三把大火。
第一把火，焚烧古镇庆安。据常熟旧志和《陆氏宗谱》记载，庆安创建于西晋，是东吴大将陆逊的族孙陆濯（zhuo）所建，到东晋就已经发展成为颇具规模的大镇，市肆兴盛，商贾云集，有居民四五千人，而当时常熟全县还不足五万人。据陆掌保所撰《乘航志》记载，当时的庆安镇东起通江干河黄泗浦，西至双泾河，全长1200多米。就在庆安西市梢，有建于梁代大同二年（536）的尊胜禅院，又名净居禅院。相传唐代鉴真和尚在第六次东渡从黄泗浦出发时，曾下榻居住在净居禅院。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金兵南侵，朝廷派大将韩世忠率兵御寇，扼守江南。相传韩世忠曾驻防于庆安镇，并由此留下马嘶桥、弄里芹菜、服拎山、庆韩镇等诸多传说。
可是，就是这么一个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古镇，在明代弘治、嘉靖年间，竟连续三次惨遭倭寇烧杀抢掠：第一次是在明代宏治年间（约1497年左右），倭寇来了10条船，先是抢劫，然后一把火烧掉了从黄泗浦河边到镇上龙打桥一段的商铺闹市；第二次，嘉靖三十三年（1554），倭寇来了20条船，再大肆抢劫，又一把火烧掉了从镇区龙打桥到彭家泾的市镇中心地段；第三次，同年年底，倭寇来了30条船，兵分两路，一路抢劫寺院，把净居禅院焚烧殆尽，另一路直奔邵舍富绅徐家庄院，大肆抢劫财物，并纵火焚烧房屋。经过这三次抢劫焚烧，昔日商铺兴旺的街市几乎变成废墟，富丽堂皇的庙宇殿堂仅剩残垣断壁。老百姓生灵涂炭，家破人亡。后人只能从古代志书的记载中依稀看到这一有着1700多年历史古镇的当年风貌。
第二把火，火烧古镇鹿苑。鹿苑，建镇于元末明初。据《禄园钱氏振鹿公支谱》记载，在宋代，这里就初步形成了农村小集市。元末明初，奚浦钱氏中有位名叫钱本忠的年轻人，随父亲从奚浦迁徙过来，定居在鹿苑并进行开发。他利用鹿苑靠近长江和大海的地理优势，积极发展渔、盐、布、米的生产和贸易，大辟街市，搞活流通，鹿苑由此逐渐发展成为常熟西北地区的商贸巨镇。由于鹿苑地处交通要道，朝廷还派有千总（相当于营长）驻防。当时，鹿苑的商业店铺主要是沿着三丈浦河道两岸排列的，鹿苑望族钱氏的主要住宅房屋也建筑在三丈浦河边，房屋建造得富丽堂皇，有五个“堂”：余庆堂、环翠堂、求本堂、敬业堂、燕诒堂。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昌照祖上一支便属于燕诒堂。当时的鹿苑可谓人文荟萃，商贸兴旺，店铺林立，日进斗金，于是就有了“金塘桥、银鹿苑”之称。可是，好景不长，仅仅过了一百多年，到了明代嘉靖年间，海盗倭寇骚扰沿江时，得知鹿苑属于商贸巨镇，是可供焚劫掳掠的一块肥肉，于是趁月黑风高之夜窜到鹿苑，又是抢，又是烧，又是杀，鹿苑百姓顿时祸从天降，遭受惨重损失。三丈浦旁边的钱氏第宅以及商铺店家，一大半被付之一炬。这在《禄园钱氏支谱》的“乡土小志”上都有清楚的记载。
第三把火，火烧古村斜桥。斜桥是杨舍北面的一个小集镇，建于宋代。据《斜桥许氏宗谱》记载，宋代有殿讲公许政德护驾南渡，来到斜桥这个地方，看到这里靠江近海，气候温和，民风清嘉，物产丰饶，于是占籍定居。斜桥许氏在宋代、元代连续几代当官，可谓簪缨不绝，声名显赫，由此人丁兴旺，家大业大，成为张家港境内的名门望族，斜桥也由此成为商贾繁荣的小集镇。现在我们还能看到两棵几百年的老银杏树，就是古村深厚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的象征。元明时期，斜桥的最大特点就是鱼市十分兴旺。据《杨舍堡城志稿》记载，当时的南斜桥、北斜桥的鱼市交易量和市场规模，是江南沿江地区的鱼市之最。从春天、夏天到秋天，每天都有海船满载各类鱼虾，鼓起风帆，由海上进入斜桥港，然后方圆几十里的鱼贩子纷纷汇集到斜桥，肩挑手提，用《杨舍堡城志稿》上的话说，就是“蚁屯麋集，虚往实归”，即一个个空着担子来，装满了鱼虾水产回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斜桥还有一座“冰池”，这在当时百里沿江地区是独一无二的，被历史学者称为一个具有地方特色的“奇迹”。这一冰池规模很大，里面可以放置一万担冰块，上面搭着很大的草棚遮阳隔热，主要用来储藏鱼虾，以保持新鲜不变质。
在明代嘉靖年间，倭寇对小小的斜桥集镇也没有放过。他们知道斜桥绅士许蓉力主抗倭，由此怀恨在心；另外又听说斜桥百姓靠鱼市发了财，也早已垂涎三尺。于是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的农历四月二十八日，第二年的农历六月十三日，分两次到这里烧杀抢掠。尤其是第二次焚掠，仅许氏庄园就被焚毁房屋93间，家中的家具、日用品被掳掠一空，百不存一。对于倭寇的焚掠，许蓉曾写下一首诗记述劫后的苍凉，表达对强盗的仇恨：“寥寥旧址伤春燕，惨惨残骸饱晚鸦。举目荒凉无限恨，更从何计乐生涯。”在倭寇烧杀抢掠之后，斜桥的鱼市就冷落了下来。
保家卫国：三场抗倭血战
倭寇在张家港境内肆无忌惮的烧杀抢掠，激起老百姓和官府士绅的极大愤慨，由此境内多次爆发抗倭斗争。从旧志记载中可以看出，这些斗争十分激烈，军民付出很大代价，其中有的战斗可谓惊天地、泣鬼神，充分展示了张家港人民不畏强暴、誓死抗争的英勇气概和热爱家乡、忠勇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在这些战斗中，比较大的有三场激战。
第一场激战是三丈浦之战。这是江阴、常熟地区抗倭斗争中胜利成果最大的一次战斗。
明代嘉靖三十四年（1555）4月，大批倭寇从海上进入通江干河三丈浦，驾船长驱直入，偷袭常熟，掠夺了一大批财物后，再沿原水路返回。明朝官员得知情况后，从城里一路向北追击，于是就在鹿苑古镇的三丈浦之滨发生了一场激烈战斗。
明朝方面的指挥官是抗倭名将任环（1519－1558）。他是山西长治人，少有大志，读书时就在墙壁上写对联自勉：“充海阔天高之量，养先忧后乐之心”。嘉靖二十三年（1544）任环考中进士，时年25岁。此后当了九年知县。由于他在任职期间显示了很高的军事才能，因此在嘉靖三十年（1551）提升为苏州府同知（相当于苏州市副市长），被派到抗倭第一线领导抗倭斗争。任环一到任，便组织乡民，日夜操练，并同倭寇进行过多次较量。这一次，他得知倭寇来犯，便同常熟知县王鈇一起，组织了三支队伍进行追击，一支是中路，由他亲自率领；一支是左路，由太仓的部队充当；一支是右路，由常熟知县王鈇带领。这三支队伍从常熟城里沿水路向北穷追，在鹿苑三丈浦附近追上敌人，展开激烈厮杀。由于倭寇顽强抵抗，这场战斗打得非常激烈。战斗中，任环身先士卒，冲杀在前，尽管身受三处刀伤，鲜血直冒，但他稍作包扎后，又率兵出战。在他带领下，士兵个个斗志高昂，都舍命奋战，打得敌人抱头鼠窜，伏地求饶。这一仗，共斩杀倭寇135人，缴获倭寇船只27艘，而明朝官兵无一阵亡。
三丈浦战斗一扫倭寇骄横嚣张的气焰，大长了江南人民的威风和士气。《重修常昭合志》称“吾邑剿寇功，以此为最”，“自用兵以来，陆战全捷，未有若此”（卷十《兵防志》）。任环由于抗击倭寇战功卓著，从苏州府同知晋升为右参政（相当于副省级官员）。1558年，任环病逝，年仅39岁。在他一生最后6年中，由于坚决抗倭而使生命价值得到充分体现，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第二场激战是让塘之战。这是江南地区多次抗倭战斗中打得最为惨烈的一场战斗。
让塘，在今张家港的港口和西徐市之间，相传原名“尚塘”，因太伯、仲雍避国让贤来江南开发，故改名让塘。明代成化年间，河畔出了一位著名清官徐恪，常熟县令杨子器为纪念和弘扬徐恪的清廉之风，在河边修建了一座亭子，亭子匾额上题写两个大字“廉让”。明代嘉靖三十四年（1555）农历五月，倭寇从苏州抢得财物巨万，分载几十条船，沿水路进逼常熟。常熟县令王鈇闻讯，急忙邀请在家守孝的江西参政钱泮入城共商抗倭大计。
王鈇和钱泮都是力主抗倭的官员。王鈇，字德威，号苍野，浙江东阳人，明代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到常熟担任知县后，修复城墙，训练士兵，多次击退倭寇侵扰，深得百姓拥戴。钱泮，字鸣教，号云江，张家港境内河阳桥人，明嘉靖十四年（1535）进士，先后任福建侯官县、浙江慈溪县知县以及刑部主事、四川顺庆府知府。因在任时“修政卓绝，敏于裁割，勤政清廉，焯焯可表”（见《钱泮墓志铭》），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晋升江西参政。不久因父亲去世，回故里守孝。他虽已年逾花甲，但目睹倭寇侵扰江南，早已深恶痛绝。因此，他一接到王鈇邀请，便连夜入城，同王鈇一起统率常熟军民，昼夜戒严，把守城门。倭寇几番攻城，均未得逞，遂向北取道让塘入海。
钱泮、王鈇获悉倭寇动向后，决定组织精壮团丁轻舟追击，欲一鼓全歼敌人。那天天刚拂晓，钱、王二人率领团丁分乘几十条小船，奋力追赶倭寇贼船。岂料倭寇极为狡猾，他们吸取三丈浦战斗的教训，在侦察到官兵追击的消息后，便在让塘一处狭隘险要的河道边设置大批伏兵，待钱泮、王鈇的小船驶入隘口，立即一拥而上，分头切割，将官军团团包围，乱箭齐发。激战中，王鈇跌落泥潭，被倭寇乱刀杀死。钱泮在倭寇重围中左冲右突，怎奈寡不敌众，再加年迈力弱，当时已经年过六十，被倭寇连刺三枪，鲜血顿时染红战袍。钱泮临危不惧，瞋目怒呼，连杀三贼，终因流血过多，壮烈牺牲，时年62岁。钱泮是江南抗倭战斗中捐躯的最高级别朝廷官员。
在这次战斗中，同钱泮、王鈇一起阵亡的还有张家港境内乘航邵舍的绅士徐詧。徐詧是清官徐恪的族孙，也是力主抗倭的一位杰出人物。在任环指挥的三丈浦战斗中，他曾经主动率领一百多名家丁乡人参战，并且活捉了5名倭寇将领，立下战功。在这次让塘战斗中，他再次主动配合钱泮、王鈇，追击倭寇，在混战中壮烈牺牲。同他一起牺牲的还有徐章、钱班、钱铸等9人。后人在评论徐詧时说：“三公功虽等，而徐公尤伟。县令以封疆死，参知以大臣死，死固当。而徐公徒以太医卑衔，是可以无死也，然独散家财，结宾客，聚子弟家僮为兵，以与贼抗，其懋功劲节岂不堪庙食百世哉！”（见严澂《徐吏目祠碑》）
钱泮、王鈇、徐詧等壮烈牺牲的消息传到常熟，城内人心惶惶，而倭寇则在让塘、三丈浦一带更加肆无忌惮地烧杀抢掠。任环得到消息，率领军队连夜赶到常熟，会同地方乡兵，在鹿苑、港口附近同倭寇决战。倭寇见到任环的战旗，惊呼“拼命官人来了”，再也无心恋战，慌忙从三丈浦出海逃窜。在海上，又遭遇另一位抗倭名将俞大猷的有力阻击，倭寇丢下一百三十多具尸体、十一条沉船，大败而归。
第三场战斗是杨舍三官堂之战。这是一场先负后胜的战斗。战斗的主要指挥者是杨舍的许蓉。
许蓉（约1500～约1570），字子城，号近川。他是杨舍斜桥许氏始迁祖许政德的十四世孙。他无官无爵，乃一介布衣，却有勇有谋，胆识过人，生性重义轻利，史称其“身居闾里，名震公卿”。由于杨舍是地处江尾海头的滨江大镇，也是倭寇从海上入侵江南的桥头堡，因此，抗倭斗争的滚滚浪潮把许蓉这个平民百姓推上了历史舞台的显要位置。
在抗倭斗争中，当时的江阴和常熟一样，都处于前哨阵地。江阴县令钱錞是湖北荆州人，他26岁中进士，到江阴当县令时，才只有28岁。这位知县年轻气盛，血气方刚，听到倭寇在江南的累累暴行，不由得怒火中烧，双拳紧握，下定决心要同倭寇斗争到底。他甚至把江阴县的大印盖在贴身衣服上，准备一旦牺牲，可以让人辨认出自己的遗体。他的抗倭决心和牺牲精神，令全县老百姓十分感动。
嘉靖三十二年（1553）春，钱錞巡视江防来到杨舍，他听说许蓉虽无一官半职，却智勇双全，于是专程登门拜访，邀请他出面统率杨舍地区乡兵，协助官府守卫家乡。当时许蓉虽已年过半百，但见钱錞亲自上门动员，加上对倭寇恶行早已切齿痛恨，乃慨然允诺，他说：“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保家卫国，义不容辞！”于是按照钱錞部署，在地方上征募了千名乡兵，日夜操练，并在港口要道设防布哨，随时准备迎击来犯之敌，杨舍乡兵成为江阴地区抗击倭寇的一支重要力量。
嘉靖三十三年（1554）农历四月二十八日，倭寇分两路侵扰杨舍。一路从黄泗浦登陆，直奔斜桥进行烧杀抢掠；另一路从杨舍的南面过来，杀奔杨舍镇上。许蓉亲自率乡兵迎击从南路过来的倭寇，战斗的地点就在三官堂。战斗中，倭寇依仗精良的武器装备，强弩齐发。由于乡兵毕竟不是正规部队，而是老百姓临时组织起来的民兵，加上训练时间太短，兵器装备十分简陋，甚至连挡箭的盾牌都没有，所以当倭寇集中射箭的时候，实在难以抵挡，只得边战边退。混战中，许蓉幸有义仆陈周拼死保护，得以免遭不测，而陈周却因为保护主人而壮烈牺牲。当天，许蓉带领乡兵一直退回到江阴城里。第二天，许蓉会合江阴城里官兵，在钱錞带领配合下，精心部署，重整旗鼓，选择有利地形，分头夹击倭寇。这一仗，倭寇被打得抱头鼠窜，死伤惨重，残敌于仓皇中遁海逃亡。此仗是港城历史上抵御外侵、反败为胜的成功战例。
让塘血战之后，江阴形势吃紧。钱淳为加强县城防护，命许蓉率领杨舍乡兵一起到江阴城里会合，坚守大本营。六月上旬，大批倭寇像蝗虫一样包围江阴城，肆意挑衅，并在周围乡下大肆抢劫，焚烧房屋，奸淫妇女，无恶不作。钱淳作为一县之长，忍无可忍，亲自带兵出城，同数十倍于己的倭寇决战，因寡不敌众而壮烈牺牲，成为江南地区为国捐躯的第二位县令，牺牲时年仅31岁。
戮力同心：军民义筑堡城
抗倭斗争的实践，使江南军民深深懂得坚固的城墙在抵御强敌中的重要作用。当时的江阴进士、礼部主事薛甲和一批有识之士，对江南两位县令连续牺牲痛心疾首，大声呼吁在重要防地修筑城墙，以抵抗凶残的倭寇。主管江南的巡按大人尚维持根据百姓呼吁，上奏嘉靖皇帝，请求批准在遭受倭害最烈的五个重要集镇分别建造堡城，以抵御倭寇的侵略骚扰。杨舍堡城即是其中之一，且工程最为浩大。
嘉靖三十七年（1558）春，尚维持的奏章得到批准。然而，规划虽然有了，但要实行起来却非常困难。因为当时正值连年倭乱，府库枯竭，资金匮乏；百姓多有流亡，衣食无着，劳力奇缺。新任江阴县令杜华接到要在杨舍建造堡城的任务，深感为难。于是尚巡按亲自来到杨舍，召集常州知府金濠（当时江阴属常州府）、江阴县令杜华现场会商建城事宜。会商中一致认为，能够担当筑城主管重任的非许蓉莫属，于是约请许蓉再次出山。许蓉数年来身受倭乱之苦，亲眼看见当年钱淳为抗倭而壮烈牺牲，也亲眼看见许多老百姓为躲避倭寇而纷纷逃进城里的惨状，深知建城之役关乎一方百姓安危，于是毅然领命担纲。
期间，许蓉制订具体实施规划，审核设计图样，四处募集资金，招收筑城民工。当时，工程概算约需银子三万余两，官府多方设法仅筹集到一万四千两，尚缺一半还多。许蓉因屡遭倭寇焚掠，家境已十分拮据，但仍慷慨解囊，捐出家财，并亲自出面吁请地方士绅鼎力支持。他还率领六个儿子上工地挑砖垒土，为乡人做出表率。杨舍百姓对筑城一事，无不衷心拥戴，做到有钱出钱，无钱出力。有个名叫顾雨的杨舍富商，字民沾，号晴江，为人慷慨，极有远见卓识，积极协助许蓉承办筑城事宜，其间先后出资万两，独造半城，被老百姓赞誉为“顾半城”。
由于杨舍百姓的共同努力，民工巧匠的艰苦劳作，建造杨舍堡城这一浩大而艰巨的工程竟未满百日即顺利告竣，创造了港城建筑史上一大奇迹。新建的杨舍堡城，墙高二丈三尺，周长六百余丈，设有四座城门，东曰控海门，南曰暨阳门，西曰通江门，北曰翊京门，城外有护城河，城内有濠河，还建有东水关、西水关各一座。为加强堡城的防御机构设施，在建造堡城的同时，还在城内建造了参将府、把总署、巡抚行辕、巡检司官署和军粮仓以及军队营房共计300余间。
堡城落成之日，礼部主事薛甲专程到杨舍视察。薛甲一贯力主建造杨舍堡城，他曾在写给江阴县令的一篇文书中说：“夫堡即城也，在县邑谓之城，在村镇谓之堡。其名不同，其用一也；其制大小不同，其费一也”（见清光绪《江阴县志》卷二十五《艺文》）。他看到新建的堡城，十分高兴，欣然命笔，写下流传千古的《新筑杨舍城记》，内有“昔之旷莽，郁为伟观；民愿数年，慰于一旦。望之者，疑若天造地设，恍不知其所自来也”，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时任浙江义乌知县的邑人沈天麟也赋诗一首《喜杨舍城新成》：“万杵登登百雉新，崇沟巨垒插江滨。桑麻自昔归田畯，锁钥于今属帅臣。虎负石堂无狡兔，鸡鸣茅屋有闲人。城邢城楚俱麟笔，银管应标八尺珉。”
许蓉也在杨舍堡城竣工之后，写下两首诗，其中一首是《筑城乐》，内有“筑城乐，因增保障无惊愕。昔年寇乱无可逃，今鱼有水鸟有巢。昔年接淅犹自弃，今日仓箱皆有寄”等句；另一首是《儿女欢》：“儿女欢，昔离乱，今平安。城同虎踞隍龙蟠，倭奴见此心自寒，屹然保障垂江干。工复役，民力田，商贾纷纷集市廛，室家相保乐有年，非复往日愁眉攒。”这两首诗抒发了这位平民布衣义筑堡城、以苦为乐的旷达胸怀和喜庆堡城竣工、目睹百姓安居乐业的喜悦之情。
从此以后，由于江防森严，城池固实，倭寇再不敢轻易到杨舍及其沿江一带骚扰，老百姓才得以过上安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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