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昌炽为近代著名学者，观人论事，皆具卓识，学问人所共知，苏城老辈中，通雅无人能与其相比。文章好汉魏古风，少与王颂蔚、袁宝璜以才闻名乡里，被时人赞誉为"苏州三才子"。其所著以《藏书纪事诗》、《语石》最为不朽，曹元弼称"两书皆独有千古"。另一传世名作《缘督庐日记》则被誉为"晚清四大日记"之一。《藏书纪事诗》和《语石》的手稿残本由潘承弼所得，捐上海图书馆收藏。而《缘督庐日记》手稿，则由其旧幕汪寿金保存，叶氏以内容颇多涉时政，褒贬亲友，无所避忌，遗命勿以全稿示人。未料汪氏卒，其妻生计无着，以三百金将此手稿卖于潘承弼，潘氏于1947年将稿本四十三册捐藏苏州图书馆。
“寂鉴遗民”叶昌炽
叶昌炽（1849-1917），字颂鲁，晚年慕庄子"缘督以为经"的中和自然之道，自号缘督庐主人。他在日记、文章、题跋中一再提到的"花桥老屋"在西花桥巷7号。该屋是由其祖父在道光年间所建，建房时受到当过知县的在籍绅士横加阻挠，并被告到官府，因此临终前谆谆交代儿子叶震荣，务必让下一代读书博取功名，为叶氏家族争气。后来同住在西花桥巷的潘遵祁当时"正乞归家中"，出面为此事调解，才得以平息。数十年间，花桥老屋曾几次易手，或出售，或出租，直到叶氏六十二岁时因夫人王氏病卒才搬回旧居，并写下"收回祖业，心动坪然"，居此直至病故。现今故居所在地，已经翻盖为一栋四层楼房，在楼的背面有一段旧墙上镶嵌入的两根石柱，就是叶氏藏书楼缘督庐出入之地。
光绪三十二年（1906）叶昌炽从甘肃学政之位退下来，升授五品翰林院侍讲。此时他已无意官场，不但未入京供职，且不久便告开缺回到苏州，蛰居不出，潜心于著述。清史馆馆长赵尔巽欲延之为名誉总纂，而叶氏谢绝，自叹："噫！如鄙人者，国亡宗坠，旦夕入地，尚何有名誉之可言？"民国三年（1914）五月，江苏省长韩国钧新设省立苏州图书馆，曾多次邀请他出任馆长，他绝不为所动，以"衰病余生，精膋销竭。守先待后，匪所敢承。非高介石之贞，但以朽木自废"为由加以拒绝。叶氏自言身体原因属实，但婉拒的根本原因是不愿做民国官员，仅仅想做个"寂鉴遗民"而已。同年，上海续修县志，聘叶昌炽为总纂主持，他明知道此事是继续其师冯桂芬的同治《上海县志》而作，意义更为不同，结果却仍以聘书是民国上海县长署名而作罢。民国四年（1915），苏州地方当局欲聘他修撰《苏州府志》，叶氏亦坚辞不就："不佞大清长洲县人也，今大清何在?县何在?而可为之秉笔乎?"由此可见他作为前清遗老态度之一斑，自好而拘执。
编撰《苏州府志》和《寒山寺志》
叶昌炽的老师冯桂芬，晚年移居木渎，在家开设志局，纂修《苏州府志》。这是清代最后一部官修的苏州府志，先由知府李铭皖创修，总纂冯桂芬，历经蒋启勋、方德骥、谭钧培四任知府才成书，志书的修成，受到人们的称道。当时只有二十出头的叶昌炽，凭借其出色的才华，被冯桂芬相中，负责公署、学校、坛庙、寺观、释道部分。
为方便府志的编纂，叶昌炽亦搬到木渎志局中住宿，和局中同事冯小尹、府襄廷、冯培之、管礼耕等一起采访古迹旧闻，"凡道里、桥梁、坛庙、寺观、坊表、金石，靡不一一考证"。为勘正一条资料不惜奔走乡间，叩僧茗谈，摩碑读记，到处都有他少年的游踪。《日记》载光绪元年(1875)二月二十三日:"偕凤生（姚孟起）、梅先至桃花庵采访，有唐解元《桃花庵歌》、杨忠节公遗像，王掞题赞，皆陷石壁间。有唐寅绘大士像，则护以土龛。复访唐解元墓，丰碣巍然，为嘉庆间知县唐仲冕立。" 1872年四月十四日《日记》中写道："入林屋山，游第九洞天，所谓金庭玉柱者，邈不可见，且天气阴霭洞中石乳涓涓如滴，溜地滑不能止覆，临崖恨望，神游而己。洞中有王文格公题字，长白德公书"丙洞"二字圆劲，入晋人之室，惜匆匆不及幕拓也。沿无妨碍泉而左有无碍庵一名……游显庆禅院寺，系萧梁年所建，庭中有石幢，四面皆书梵经，唐人手迹也。"（这里顺便说一下，西山人因林屋洞有"金庭玉柱"，便用金庭作籍贯称号。如今将西山镇更名为金庭镇的出典就在这里。）在阅读旧有文献时，叶昌炽发现关于朱乐圃墓碑所在之地的说法不一，遂"偕申季、芾卿、逢原访之。
"结果"得之在灵岩山后，地系十四都，属胥台乡，而米芾《表》云在至德乡，前《府志》云在支硎山南峰，颇不相符。"
在编纂《苏州府志》的同时，叶昌炽还写成《寒山寺志》三卷，所记寺院变迁、诗词纪文、佛像钟碑、僧人寺产、轶闻掌故、寒拾事迹等，体例精当，史料翔实，文字典雅。作为第一部寒山寺专志，无论是对寒山寺的沿革发展，还是对吴文化的广大发扬，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民国十一年（1922）由其学生潘祖年交苏州振新书社付梓印行。
四访铁琴铜剑楼
徐珂《清稗類鈔》载："出常熟宾汤门十里，有塘曰南塘，辛峰左峙，清水东瀦，有村日罟里，沃壤千畦，桑竹弥望，瞿荫棠学博绍基实隐居於是，恬裕斋为其藏书之所也。"在这样一个具有浓郁田园气息的老宅里，瞿氏五代人专心致志侍弄心爱的书籍，使铁琴铜剑楼成为我国近代四大藏书楼之一。
光绪元年（1875）十一月初四、初五日，叶昌炽和管礼耕、王颂蔚初访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先观其目录，宋元明刊本、旧钞本不下八百种，并有四库未收之书，……江南北藏书家，当首屈一指矣。"这次拜访仅停留了两天便匆匆而返，"惜时日迫促，所观者仅一鳞片爪，未能尽馨龙宫宝藏也"。光绪二年（1876）四月和九月间，叶昌炽又两次去铁琴铜剑楼访书。瞿氏兄弟给予热情接待，并邀请叶昌炽校订补辑《铁琴铜剑楼书目》的史、子部分，叶氏欣然应允。这两次校书期间，叶昌炽遍览瞿家藏书并获观诸多善本秘籍，既充实了叶氏的目录版本学知识，又为铁琴铜剑楼藏书的校勘做出了重要贡献。光绪九年（1883）二月中，叶昌炽第四次到铁琴铜剑楼访书，"主人万分情重，即襆被上岸，畅谈至三鼓始睡。"此后叶昌炽为生计四处奔波，又于1892年入京为官，至1906年才告老归乡，二十余年间，再没有机会访问过铁琴铜剑楼，而此期间瞿氏兄弟也相继辞世，叶昌炽每每回忆起这段友情总是感慨万千，"眷念黄垆，为之三叹。"
光绪三十四年，两江总督端方以保存国粹、兴建江南图书馆为由，以三品京官为诱要瞿氏捐出铁琴铜剑楼之藏书，并请缪荃孙做说客。为此，铁琴铜剑楼第四代主人瞿启甲，为保存藏书而求助于已告老还乡的叶昌炽。叶昌炽作为一方学术泰斗，又是翰林前辈，念及与瞿氏旧交，在京城与端方又有金石之交，便担当起了保护铁琴铜剑楼藏书的重任。他立即致信在京为官的友人陆润庠、吴郁生商讨应对此事的办法。1909年1月15日，叶昌炽得端方命其游说瞿氏售书的密电，对于端方的征书之举极为愤慨："巧偷豪夺出于岩岩具瞻之臣，尚言立宪哉？"在收到密电的第二天便复电端方，拒绝了他的要求，并于1月23日派人将端方之电送致瞿启甲处，并得到瞿启甲的覆函。1月27日，在得知端方到达苏州之后，叶昌炽为瞿家藏书之事专程拜访端方，端方对于叶昌炽此行的目的显然是心知肚明，但仅仅与叶昌炽探讨书画金石，对于他提出的免征瞿氏藏书的请求，端方更是"翼言直言皆充耳不闻。" 1月30日，端方离苏，叶昌炽早饭过后便到其下榻处等候，一直到午饭后才得见，谈及免征铁琴铜剑楼藏书一事，端方仍旧是不理不睬的态度。一方托向瞿氏游说，一方托向端方解围，叶昌炽身处其间，比喻"求者如小儿求乳，拒者如执玉奉盈，兢兢不敢失坠" 。最终，因端方调任直隶总督，并在叶昌炽的斡旋和瞿启甲的坚持之下，加之吴中舆论相助，铁琴铜剑楼藏书得以保全。并由地方当局出面担保"永无输出"，并影钞珍本百种送至京师。至此，朝廷征书之事才得以平息，铁琴铜剑楼也得以续存。
潘祖荫家的座上宾
曹元弼在叶昌炽墓志铭中记载:"癸未，潘文勤公居忧在籍，延课其弟。文勤丰裁峻整，闭户读《礼》，绝宾客，惟与公时时论礼教古义，考金石目录，推服甚至。"潘祖荫丁父忧回乡，这时叶昌炽在苏州已经小有名气了，作为朝廷一品大员的潘祖荫回乡忧居，地方上的乡绅趋之若鹜，但潘祖荫闭门谢客，唯与这位年仅35岁的晚生"时时论礼教古义，考金石目录"，并对叶"推服甚至"，还让自己的弟弟潘祖年拜叶昌炽为师。其在《藏书纪事诗》潘祖荫条目中写道："潘文勤师，图书金石之富，甲于吴下。癸未奉讳归吴，延昌炽馆于滂喜斋，尽窥帐秘。"叶昌炽具有很深的小学功底，潘祖荫许多金石拓片的释读也需要叶昌炽的襄助。由于受到潘祖荫的器重，叶氏得观滂喜斋藏古今珍贵的图书典籍和攀古楼收藏的钟鼎彝器和金石拓片，使之眼界大开。
光绪九年(1883)，叶昌炽应潘祖荫之邀馆于其家，为其校刻《功顺堂丛书》，共四函二十四册，校古籍凡八十种。后来潘祖荫又尽出滂喜斋所藏宋元秘籍，嘱叶昌炽为其编撰书目，叶氏每读一书，潘祖荫就为他讲述刊刻源流及递藏原委，再由叶昌炽记述成文，汇编为两卷本《滂熹斋读书记》。潘祖荫身后所藏金石图书并此《滂熹斋读书记》，归潘祖年保管。经过老师叶昌炽的许可，潘祖年在《滂熹斋读书记》的基础上"增补多则，改订三卷"，易其名为《滂喜斋藏书记》。该书著录珍藏秘籍共计一百三十部，实为潘氏藏书的善本之志，皆为海内珍奇秘本，并按照叶昌炽的意见，准备以潘祖荫的名义印行。解放后潘祖荫藏书成为上海图书馆的镇馆之宝。
叶昌炽在潘祖荫家为潘祖年当老师时，既见识了滂喜斋藏书之富，又嗟叹和自己一样贫而好书的人不知多少，便兴起为藏书家立传的念头。他先条举各藏书家故实，再加按语说明，并且每家各附一诗。光绪十六年（1890）《藏书纪事诗》初稿完成，叶昌炽呈潘祖荫阅览，潘祖荫为之击节赞叹，并欲为其出资付梓。孰料不过三月，潘祖荫即病卒，叶昌炽痛失良师，悲痛之极，而《藏书纪事诗》的刊刻工作也因此搁置。后来叶昌炽的学生江标在湖南学政任上刊刻成书。虽然《藏书纪事诗》 的部分内容也遭到一些人的议论，但在后人看来，仅此一部体裁和内容多是空前的巨著，叶昌炽已足以立言不朽了，晚清邮传部尚书吴郁生更说："文字一日不灭，此书必永存天壤。"
敦煌学研究的先行者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叶昌炽外派为甘肃学政，掌一方学校政令，这是他宦途上仅有的独当一面的职务。叶昌炽来甘肃前，刚完成《语石》一书的初稿，所以他一到兰州便开始收集河陇石刻资料作为补充，敦煌县令汪宗翰就是他托付寻找资料者之一。汪宗瀚从王圆箓那儿搞来几件莫高窟存留的碑铭拓片和藏经洞中所藏石碑拓本，叶昌炽看后大为惊叹，潜心研究，并将研究心得记入《石语》一书中："敦煌县千佛洞，即古之莫高窟也。洞扉封以一丸泥，十余年前土壁倾移，豁然开朗，始显开世，中藏碑版经像甚多。楚北汪栗庵大令宗瀚，以名进士作宰此邦，助余搜讨，先后寄贻宁乾德六年水月观音画像，写经卷二本，梵叶各二。笔画古拙，确为唐经生体，与东瀛海舶无异。"此为国内最早研究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文物的文字。
光绪三十二年（1906）叶氏卸任东归，其探索敦煌文物的积极性随着他的离开甘肃而日渐减弱了。入居上海后，叶氏听说法国人伯希和劫得莫高窟精美文物，反观自己在上任期间未曾亲访莫高窟及关于敦煌文物的粗浅研究，深表懊悔。宣统元年（1909）十二月十三日，叶昌炽得知敦煌石窟又开一室，其精者皆被法国人伯希和捆载而去，叶昌炽既责别人，亦责自己，他在《日记》中记道："午后，张暗如来，携赠《鸣沙石室秘录》一册，即敦煌之千佛山莫高窟也。唐宋之间所藏经籍碑版、释典文字，无所不有。其精者大半为伯希和所得，置巴黎图书馆，英人亦得其畸零。中国守土之吏，熟视无睹。鄙人行部至酒泉，未出嘉峪关，相距不过千里，已闻其室发现事，亦得画像两轴、写经五卷，而竟不能罄其室藏，轩奉使之为何！愧疚不暇，而敢责人哉？"。这种内疚之情一直驱使着他在以后的日子里时时关注着敦煌文物和文献的流散、收藏情况。并与当时的有关人士建立了《敦煌学通讯》，定期交换学术信息。难能可贵的是，叶氏在《语石》和《缘督庐日记》两书中，对其耳闻目睹的有关藏经洞文物、文献最初的散佚情况，作了简明扼要的记述，引起了士大夫阶层和知识分子的广泛关注，也唤醒了清末民初政府对于敦煌文物的保护意识。正是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敦煌学的研究领域日渐开拓，敦煌遗书的学术价值才真正为世人所瞩目，国内外的敦煌学研究，因而蔚然成风、日渐更新。
■孙迎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