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同里陈去病（1874—1933年）先生逝世八十周年。不久前在吴江举行的新南社成立90周年纪念研讨会上，去病先生的外孙张夷将耗时六年的著作《陈去病诗注析》分发给与会者，真是让人既惊且喜。
据我所知，这应该是国内第一本对陈去病诗歌进行详细注析的著作。此书的体例，以去病先生诗作的年份为序，最早的《夏日闲居一首》写于1893年，其时诗人不过20岁；最晚的是作于1933年的《六十述怀四律》。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是一部以诗歌注析形式撰写的陈去病传记，这部诗传，比一般的传记更能深入陈去病的内心世界。
作于1897年的《江行杂诗二章》，张夷将之视为陈去病青年时期的代表作。其二曰：鱼龙呼啸水奔撞，百万蛟鼍恐未降。独有东吴陈季子，烈风雷雨过长江。如果我们注意下写作年份，这首杂诗正好作于清廷甲午战败之后、百日维新之前，是时无论官场还是民间，可谓鱼龙混杂。能够改变中国命运的“百万蛟鼍”尚未觉醒，而陈去病（即陈季子）已毅然决然挑起这一重担，把自己与中国的命运捆绑在一起。
去病先生的老师诸杏如对其爱徒最为了解，看过陈去病诗作后，诸杏如称“窥其心事，不减亭林”。我们知道顾炎武广为流传的一句话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陈去病作为晚清末造的读书人，具有高度的道德自觉，尤其在他东渡日本接触到革命思想后，当仁不让地肩负起了推翻满清“部族政权”（钱宾四语）的光辉使命。
1903年夏秋间，陈去病从日本回国，潜心研究明清史，开始辑录《陆沈丛书》，包括《建州女真考》、《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和《忠文殉节记》等，后来又编辑了《明遗民录》以及《吴长兴伯遗集》等，“如今挥泪搜遗迹”，表彰明末清初的抗清志士，以唤醒时人的斗志。
陈去病并不是专业的历史学家，其搜罗、编著明清史料，一方面固然是表彰抗清志士的气节，另一方面，也有着鲜明的革命目的。这是杨天石先生所说的辛亥革命两条战线上的“文化战线”。陈去病在鼓吹革命方面，当然不仅只有这些成绩，他办报纸、写文章，用以唤醒同胞，杨天石称他为“辛亥革命时期文化战线上的大将、主将”，是恰切的评论。
以去病先生的性格和情怀，当然不会仅仅满足于“鼓吹革命”，从1903年在东京参加拒俄义勇队起，一直到辛亥之后参加反袁斗争，陈去病以一介文人，直接参与武装斗争。由于这一方面的史料湮没不彰，尚有待发掘。如此，方可以还原一个更为立体的辛亥风云人物。
对于1917年南社内部的诗歌道路争论，不同人站在不同的立场上，看法不一，这是很正常的事情。读了《陈去病诗注析》相关内容后，笔者方对去病先生在这场争论中的立场和观点怀有同情的理解。
关于当年的那场争论，杨天石和王学庄合著的《南社史长编》有着细致的记录。晚清民初诗坛南社与同光体诗人之争，不是纯粹的文学争鸣，里面夹杂着意识形态之争——主要是对满清部族政权以及辛亥革命的不同看法，以及文人意气。以陈去病的诗观，正像杨天石教授所言，说他宗唐，不如说他更推崇明末遗民诗歌，其沉郁慷慨，是作为同光体代表诗人的陈三立、郑孝胥所缺乏的。当然，柳亚子的某些做法也值得商榷，如以南社主任名义开除不同意见者等，皆有探讨的余地。陈去病发声支持柳亚子，作《寄安如》三首，鼓励南社中人“门墙要自持”，究其因，一为理念相同，二为情谊相知。
在陈去病的诗歌中，颇多对友人的怀念思念以及悼念之作。尤其是对一些早逝的革命同志，陈去病更是再三怀念而不止，如悼念秋瑾的《正月二十四日会葬鉴湖女侠于西泠桥畔》四首，如悼念陈其美的《英士归葬吴兴，为赋挽歌送之》四首，如悼念黄兴的《谒克强灵帷》四首等，其中有“漫向黄花岗上望，秋来依旧哭黄花”等句，令人哀恸。
张夷先生由于身兼多职，平时事务繁忙，他在此书“后记”中说，《陈去病诗注析》是他于“差闲、眠前、会隙、车途”零星写就。以六年的时间而成此洋洋三十八万言，让人既感且佩。作者家学渊源，又熟稔去病先生生平，故而其注析，既有对陈去病诗歌的精到解读，又能让人了解一般注家所不能提供的背景材料。
去病先生若泉下有知，应该也会感到欣慰吧？
□沈振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