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苏州的游客，自然要去逛逛观前，它如同南京的夫子庙、上海的城隍庙、北京的天桥一样负有盛名，是一个集商业、娱乐、饮食、文化于一处的大众消遣场所。逛累了，小公园那里歇歇脚，就会看到一座四四方方的大型购物商场，与周围的小商铺比起来，显得格外“霸气”，这就是有着近八十年历史的苏州人民商场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始创于1934年，初名苏州第一国货商场，是当时在江浙沪颇具影响力的中国四大国货公司之一，也是苏州唯一的综合性百货公司。苏州市档案馆中珍藏的一组档案见证了商场曲折的成立过程。
自中国国门被打开之后，西方经济、文化不断冲击着东方古国，舶来品充斥市场，发展本国生产业迫在眉睫，而洋货、国货之间的纠结与冲突始终没有休止符。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举国上下，群情激愤，各地纷纷掀起提倡国货、抵制洋货的运动。当时的洋货价廉物美，且老百姓难以分辨国货和洋货，建立国货商场，使人们知所适从，则国货的销路可以推广，从而保障本国产业与商业的利益。而苏州凭借通商大埠的优越地理位置，建立国货商场十分有利，属时势之需。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同年7月25日，苏州总商会发起了筹备设立国货商场的会议，发起人均为筹备员，暂定玄妙观内为筹备处，定名为苏州总商会第一国货商场筹备处，推定程兆栋为主任。苏州总商会给市公益事务所(简称市公所)和工巡捐局的函中写道，“勘定元妙观内露台前东西两角门甬道空地为最适中合宜”，可见，当初商场的选址是在“元妙观”（即玄妙观）内的。
不久，苏州市议会议员吴慰祖来函询问苏州总商会有关在“元妙观”中筹办商场事宜，事关商业、市政，且此地属市有范围，议会有过问之权，要求商会建设商场不得妨碍他方营业。8月7日，苏州总商会和市议会、市公所、工巡捐局、元妙观道教公会、进海学校校董等召开了联席会议，议决由苏州市公所和商会共同集资（息借）筹办苏州第一国货商场。正在苏州总商会一一发函通知这一决定时，市公所又横生枝节，认为市议会既然过问此事，必定是要来插一脚的，《市乡公报》便作此报道。苏州市议会议长陈任向商会讲明情况，表明议会属议事机关而非办事机关，不便加入合办，但是既然邀请市议会参加了联席会议，决定以后可随时接洽，当然是可以发表意见的。苏州总商会对于市公所不经协商就有此举动十分恼火，再次向市公所重申“共同办理”的意义，没有哪个单位是主裁，必须立于对等地位，方能通力合作。
尽管这次合办并没有成功，但引起商界同行的抗议。由玄妙观内13家商店成立的观内商店维持善后会事务处向苏州国货商场筹备处表明自己的立场，说“元妙观一带地方为苏城之中心点，历来商业繁盛”，“观内租地造屋开店营业者，与该观方丈订立契约，先后租地造屋而营业者已历多年”,租约和营业自由都是受法律保护的，今筹备处私人集股租地重建新屋，与原立契约抵触，设立的商场性质和原来的店铺也相同，事关各店生计命脉，请苏州总商会从长计议或从缓进行。从1925年8月苏州警察厅的筹办国货商场备案文件中可以看到：原来玄妙观各业小商鉴于苏州商会“采取高压手段，胁迫迁让，数十家商店势必遭受停业，因此共同组织观内商店维持善后会事务处对抗商会国货商场，并报呈吴县公署请求保护（该商场以后是否成立，无案可稽）。”因为国货商场的设立，肯定会损害玄妙观内其他商家的利益，他们的阻挠也是必然的。
1930年5月28日，吴县县政府在与苏州总商会的通信中透露了这样的信息：中央已经把提倡国货运动定为基本工作之一； 各地虽纷纷举行提倡国货运动，然而只局限于交通便利的大城市，在交通梗塞的县城仍未开展；我国生产力低，科学落后，各项物品的制造仍依赖手工，机器制造者寥寥，且国内企业受重重捐税束缚，难与洋货抗衡。根据省建设厅、省政府的指示，各县要筹办设立国货商场。这样，苏州国货商场的筹备工作再次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其间，位于上海华龙路环龙路口的中华国货指导所也请求合作，形势一片大好。1934年9月3日，苏州国货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在观前街北局正式开始营业。
苏州人民商场从成立筹备委员会到开张，前后历时近十年。如今的苏州人民商场，又陆续开出了家电广场和新苏州百货，均在观前商圈内，属观前一带的商业巨头，焕发着蓬勃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