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越然（1885—1962年）在其《六十回忆》中，自述1908到1912年间，“每日所见闻者，苏州事也；每日所交接者，苏州人也”。他说：“余在苏时，尚有两事：一，吃馆子，二，坐花船——虽属荒唐，但不妨言之。当时馆子之佳而且廉者，司前街之京馆鼎和居也，与之交易者，大半为官员，其次为绅士，最次教员与学生。花船之最著名者，李双珠家（鸭蛋桥）也。两者余均享受之，而以末一年为最多”。
周氏目李双珠家花船为当地“最著名者”，又将其家所在地阿黛桥谐音说成“鸭蛋桥”，真可为之一笑。因偶读少周氏两岁的叶楚伧（1887—1946年）所撰《金昌三月记》云：
金昌亭，为苏州胜游荟萃之地。香巢十里，金箔双开，夕照一鞭，玉骢斜系。留园之花影，虎丘之游踪，方基之兰浆，靡不团艳为魂，碾香作骨。亭午则绿云万户，鬟儿理妆；薄暮则金勒香车，搴帷陌上。迨灯火竞上，笙箫杂闻时，则是郎醉如醇，妾歌似水矣。
阿黛桥在后马路，为箫鼓渊薮，伎家栉比以居。“同春”、“同乐”诸坊，门临桥干，重阁覆云。下眺马路，斜照中，五陵年少，连骖而过，时与楼头眉黛眼波疾徐相映……
方基画船，薄暮斯集。船娘多二十许丽人，织锦花鞋，青罗帕头，波光面影，一水皆香。最好是艄头笑语，月下微歌。风华少年，挟艳买桨，游虎丘山塘间。夕阳欲下，缓缓归来，辄集于方基。野水上杯，名茶列坐，笙歌隔水，珠玉回波。星转露稀，则两行红烛，扶醉而归。询夜景之解人，欢场之韵迹也。
原来周氏所谓“鸭蛋桥”，即叶氏笔下“阿黛桥”之俗称也。叶氏《金昌杂咏》云：“阿黛桥头夕照斜，玉鞭金勒碧幢车。重楼十二珠帘启，看煞梁溪浦醉华。”
浦醉华，无锡人，其当日冶游之友。叶氏记述其事云，浦氏“陌上连车，楼头斗酒，俊游中气概，豪快不凡。昵王三，竞渡日，遍集曲中诸姝，开午饮，自午至酉，花气如云，衣香绕席，凡金昌名姝，如花绮、花珍、谢英等，莫不彩舆钿车以至，歌声笑声，与楼下喝彩声相应。”并发声赞叹道：“洵色界之豪游，情场之盛史也。”
其中提及的三四位“金昌名姝”，叶氏俱有笔墨云：
王三，字宝宝，百花巷歌者语，居安乐里。丰腴朗润，尤以柔媚胜。豪于饮，百斗不醉。与余约，余作七绝一首，伊亦倍尽一觞，自夜戌初起至晓，余成《金昌杂咏》三十绝，伊亦连引三十觥，淹才垂尽，环颜亦酡矣。其婢阿巧，亦能饮。故角饮斗杯，每每令人思王三。
花绮，字彩琴，居美仁里中。能绘花草，为金昌亭畔第一人。尝画一莲花扇面，丐余题词，余为写《清平乐》一阕云……绮喜，为设酒宴余。
花珍，字采影，居同春坊。能读书，教以词，琅琅上口。喜作男子妆，丰姿翩然也。性抗爽，辄为其俦解事，能莫能诽。顾娇小轻盈，一十六岁小妮子耳，尝与余语竟夕。金昌亭畔人，颇有以幺凤毁之者。采影曰：“生遭不幸，至以歌舞媚人，尚何忍自文，益令人齿冷耶？”
谢英，字月，居同春坊，冶艳为金昌冠……婉娈和顺，无现时习气，佳姝也。
不过在叶氏看来，那位叫做李双珠的，却是阿黛桥花丛中的“下驷”。他所欣赏的是其侍儿金凤，认为其人物绝佳，“与双珠合唱《春秋配》、《乌龙院》，吴下歌场，一时无两。金凤父马翔云，为江湖名旦，双珠诸曲，皆受诸翔云。翔云老矣，乃留女以教双珠，主婢亦师生也。”“李双珠之《春秋配》，花绮之《乌龙院》，沈媛媛之《富春楼》，皆极一时歌场之选，然终未若花珍之《小放牛》绝伦超群也……吴俗谓主娘为‘花’婢子‘叶’。间有倡条冶‘叶’，独占一时，寂寞花神，反而低首者……金昌亭下采影家，翠弟第一，金凤次之，小白兰花家阿弥又次之，余则桧下诸什矣。未知彼主此婢，周氏所冶者为“花”为“叶”邪？
叶氏又记吴门他处花絮云，“黛桥诸坊而外，则有美仁等里，在石路一方，毗接山塘，犹秦淮之有旧院。花栏琴榭，小林居之，插柳双门，遂成艳窟矣”，至于留、西诸园，则为携红流连之地：
留园芙蓉花坞、菡萏池塘，为江南冠。春秋佳日，裙屐毕集，尤以四面厅为花影侧聚之薮。季春之“兰花会”，倾城士女连翩而至。但汗香粉腻，笑倩语低，兰花此时固不欲以解语媚人，人亦未尝以兰花之媚为媚也……中秋日之留园，娇莺雏燕，联翩以至。
西园……出留园西行百步即至。衣香鬓影，时与曲廊、洞房相点缀金昌风景也。
1912年3月27日晚，驻扎在阊门外的“新军”因事发动骚乱，一时间捣毁戏院，烧毁民房，抢劫千余家，直至翌日上午兵变被弹压后，阊门一带的市面始告平定。叶氏记其后果道：“市廛栉比，几尽付劫灰，燕梁莺屋，大受创损。”多年后，他重至其地，不觉感慨系之，于是赋诗两首。其一云：“迢迢楼阁劫灰新，脉脉垂杨绾旧春。惆怅金昌门外道，香车无复逐轻尘。”
三、
周劭在《明代的娼妓》一文中论曰：
“明季的娼妓事业，当推南都为中心，其地北招维扬，南徕姑苏，再加上秦淮旧迹，遂成为征歌选舞的胜场”，“当时的风尚，一洗元朝及明初之陋，所称名妓者，必须于体态容貌之外，益以所居之处（大都是河房）清洁幽雅，更须精通文学艺术……她们的学问与居处，实是用以招徕的工具，不仅是只以容貌酬对取悦于人了”，“自从清兵南下，秦淮歌舞顿衰，其后虽再度崛起，但已非明季全盛时代的一副面目”了。
顾颉刚（1893—1980年）曾记王伯祥语云：
“苏州娼家，在洪（秀全）、杨（秀清）之难以前，皆在阊门外。自鸭蛋桥至枫桥，十里香城，连接不断。粤兵既至，巡抚徐有壬死守，遂完全焚毁矣。后渐迁至阊门内仓桥浜。及光绪间，城外建设马路，洋务局主持其事，欲兴马路市面，密请臬司朱之榛驱出城外，遂在今桃源坊、同春坊（长三）、杨树里（幺二）等处。仓桥浜至今尚有娼妓住家。”
又云：“当时妓院门口，均挂红黑帽、超棍等。”顾氏认为此种样式，“大约是官妓之遗风”，并引《苏州码头》语：“走进两扇石库门，见了一只小花厅，玻璃窗，花草满天井”，发表议论道：“可见那时妓院颇有贵族气象，门庭整齐，不像现在的俗陋。”
这意见，几乎与郁达夫1936年春夏在福州的观感是相同的。他在《饮食男女在福州》一文中，由邵武张亨甫《南浦秋波录》而发表感慨道：“……这些乐户人家，完全没有旧日的豪奢影子了”。
范烟桥（1894—1967年）在其笔记《茶烟歇》中有一则径以“船娘”为题云：“苏州船娘，艳著宇内，与秦淮桃叶媲美。故《吴门画舫录》班香宋艳，与《秦淮画舫录》同为花史巨制，开《教坊记》、《北里志》之生面。近时顿见衰落，虽画舫依然，而人面不知何处去矣！”他说：
尝见某笔记云，清人入关，颇不喜女闾，于是莺莺燕燕，悉避诸舟中，因舟中佳丽独弗禁，遂成习惯而产生一“船娘”之名词。当时悉在七里山塘间，一舸容与，群花招展，指点景物，品量容颜，往往竟日不足，继之以烛，因此有“热水船”之称。意谓柔橹拨水，殆将腾腾有热气焉。洪杨后，尚有数舫载艳，惟已变旧时体制，主觞政者多为枇杷巷中人，仅以“船菜”博人朵颐。然春秋佳日，亦颇多主顾。夏初，黄天荡赏荷，更排日招邀。自废娼后，无复“画船箫鼓夕阳归”之况矣。
据《姑苏野史》，当日那些画舫往往从农历七月十五日山塘看“三节会”（清明、中元、十月朔）起，名为“出厂”，就是说入夏画船进厂抹油、揩漆修理，到这时可以出厂下水用了。一直到八月十八日行春桥看“串月”为止，名“下彩”，因画船都挂灯结彩，到那时卸去灯彩。这三十三天要连日有主顾，有一天中断，就得“下彩”，所以妓院必须竭力张罗。“《吴门画舫录》所记，就是当时妓院佳丽。倘然船家自由营业，就没有这种规矩，无论何时，都能雇用。”
《吴门画舫录》所记，自然是咸丰十年（1860年）6月2日，洪、杨（秀清）麾下的太平军攻占苏州城之前的情景了，那么，其时画舫载艳的情形如何呢？“遇赛会日，画船鳞集山塘，视‘（清明）竞渡’尤盛。”顾禄《桐桥倚棹录》卷十二记载当日风尚道：
郡城灯船，日新月异……值客必以垂髫女郎贡烟递茶，其人半买自外城。间有船娘己出者，大致因伺佳丽之登舟者而设也。佳丽来自院中，与长年相表里，有主人携至佐酒者，有所招之客挈至自娱者。酒酣席散，无论主宾与侑酒之妓，各以番钱相饷，有幺三、幺四之目。幺则给予值舱之舟女，三、四则给与榜人，俗呼“酒钱”。
快船即灯船之亚……有本船自蓄歌姬以待客者，近亦葺歌院，可以登岸追欢。其船多散泊于山塘桥、杨安浜、方基口、头摆渡等处，运动故作迟缓之势，似舟行逆水中，俗呼“逆水船”。其人间有负一时盛名者，分眉写黛，量髻安花，虽未能真个销魂，直欲真个销金！盖亦色界之仙航，柔乡之宝筏也。
船中弦索侑酒，又必别置辫发雏姬，女扮男装，多方取悦于客，俗呼“鼻烟壶”，言其幼小未解风情，只堪一年嗅而已。
对于清代妓业从“盛时”到晚期的变化，蔡云辉执笔之《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1840—1949年》（何一民主编，科学出版社2004年7月版）中有关一节道，“近代城市的娼妓业之所以不断发展膨胀，除合法化为其大开绿灯外，城市的畸形发展和卖淫市场的日益广阔，是最主要的客观原因”。他指出：
封建城市社会中的等级职业结构下，娼妓都有其固定的来源构成。在明代城市中，其来源为“‘罪犯’与‘俘虏’二种女子无疑”。这些由“罪犯”与“俘虏”的妻女及其后代构成的“皆以脂粉为生计”的贱民，在明清时期主要有乐户、惰民、世仆、丐户、伴当、蛋户、九姓渔民等。
封建时代的娼妓，其主要的服务对象为贵族官僚和富商大贾。但在明清时期，官吏士人虽可纳妾蓄婢，但却被禁止嫖娼，以其“有玷官箴”。按照清初颁布的法律，“凡文武官吏，宿娼者杖八十（挟妓饮酒，亦在此例）”……因而在清朝各城市中，入妓院者最常见的乃是一般的富商大贾以及纨绔子弟，其服务对象有一定的限制。咸丰、同治以后，随着清政府社会控制能力的弱化，对官吏、士人的狎娼禁令，在实际上已经废弛了。
与此同时，“封建时代的娼妓较多注重其内在的修养，艺术品质、品位较高”的情色传统（如南宋盛时的青楼女子，“皆靓妆盛饰，兰麝熏人，贮以华屋，侍女如云，尤善诸艺，娴习应对，见者倾倒”）也就曳然中辍，而“堕落”为近代“只要付钱马上交易了事，而没有其他的逗乐和调情”的肉欲买卖了。作者认为，这可从以侑酒主觞政的“书寓先生”（卖“艺”不卖“身”）在上海滩自动降格，从而与“长三”、“幺二”等原属二、三等级的娼门混同为其标志。
对于男子召妓寻欢、娼门作乐的社会需求，台湾郭立诚女史在《中国妇女生活史话》（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版）中曾经作过一番认真的探求。她认为，旧式家庭中“夫妇有别”的封建伦理、“相敬如宾”的传统教养，大概是驱使让男子向外寻求“闲情”来调剂“心身”的动因。她在《娼妓史话》一文中分析说：
他和她在一起“只谈风月”，既不谈朝政升迁，也不谈“科名家计”，除了吟风弄月，就是“小红低唱我吹箫”，面对的是刻意妆成的美人，烟视媚行，一笑一嗔，都足令人颠倒，无怪他要流连忘返了。
——你要知道古代男人找妓女是“恋爱”，不像（找）现代妓女是为了“性的发泄”，而现代人既有恋爱的自由，现代良家妇女也从传统的“女教”里解放出来，男女相悦不再是干犯名教的事，男人随时随地都可以找到恋爱的对象，娼妓自然就变成纯粹的卖淫妇，古人书中的名妓也从此绝迹。用历史眼光来看乃是必然的趋势，是毫不奇怪的事。
因为上述的缘故，如顾颉刚所说的“旧院的贵族气象”，或如郁达夫所慨的“乐户人家旧日的豪奢影子”，都只能于故纸堆中求之了。同样，欲知当年“苏州船娘”的丰采，也就只能在元代以来的诗作中依稀可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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