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宫考辨

吴奈夫

---

  

          近年来，在孙子研究的热潮中，根据明清以来苏州地方志的记载，座落在香山脚下的南宫遗址，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它可能就是当年伍子胥七荐孙武、孙武以兵法十三篇晋见吴王阖闾的场所。为此，苏州市孙武子研究会在胥口镇政府先后召开了3次“南宫”研讨会，经过实地调查和踏勘，探讨了南宫的位置、性质和开发等问题，取得了不少共识。然而，对于南宫性质的认识，仍然存在着争议，主要集中在：南宫是吴王阖闾的离宫，还是诸樊以来的吴王王宫，即吴国早期的都城?笔者同意前说，特作考辨如下。

一、南宫是离宫

说南宫是春秋末期吴王的离宫，主要依据有：

其一是，明清以来的苏州地方志都有记载。最早记载的是明初卢熊纂修的洪武《苏州府志》(人们习惯称它为“卢志”)，在《古迹》类目内称：“南宫乡，在吴县界，亦吴王离宫。今小院岭南，尚有两石门臼，宛然相对，正在断浜尽处”。(卷四三)这说明南宫遗迹一直保存到明代初年。为什么唐陆广微《吴地记》、北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和南宋范成大《吴郡志》都未记载，而后出的卢志反而作了记载呢?

卢志是继范成大《吴郡志》之后，又一部饮誉海内的名志。作者卢熊，字公武，昆山人(一说吴县人)，曾任吴县教谕，后赴京为工部磨照，以善书擢中书舍人，迁兖州知府。他又是一位学有专长的学者，少年时曾师从元末著名诗人、号称“铁崖体”的创始人杨维贞， 博学工文词，尤精篆籀，著有《说文原章句》、《鹿城隐书》、《蓬蜗夏幽》、《石门清溪》等集，纂有《苏州志》和《兖州志》。

卢熊在吴县教谕任上，纂修了50卷《苏州府志》，于洪武十二年(1379年)刊印问世。明初我国著名学者《元史》总裁宋濂为之作序说： “（卢）闵前志之乖纷，以为苟不合而一之，恐不足示来者”。于是“乃揽众说，摭遗事，芟繁取要，族别类分为志”。“于是数百里之内，二千载之间，其事可按书而得矣”。“后之人览此书，治身居官，取前人之成宪以为法，将见道德兴而习俗美，句吴之区与邹鲁无异矣。则是书之为教不亦大哉”!(转引自民国《吴县志》卷80《旧序》)对卢志作了较高的评价。

卢志体例完备，门类齐全，资料详实。王鏊盛赞“卢志详而赡”。(《姑苏志序》)作者广征博引史籍、志书、文集、笔记和家谱等文献资料，全志注明出处的资料就达130余种之多，其中不少已亡佚。而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还进行了实地调查和访问，以弥补文献资料之不足。明崇祯间王志坚在《重修府志序》中说：卢熊与其弟熙及其子彭祖三人，“扁舟田野，从故老访问，久之始成书”。(转引自民国《吴县志》卷80《旧序》)南宫遗址的发现，正是作者进行实地调查、考察后所取得的成果，因而是可信的。

从此以后，南宫遗址史不绝书，明王鏊纂修的正德《姑苏志》称：“南宫在吴县界，亦吴王离宫”。(卷33《古迹》)，清冯桂芬纂修的同治《苏州府志》和民国李根源纂修的《吴县志》，在《古迹》类目内都引录了卢志原文，一致肯定了南宫是吴王离宫这一客观史实。尤其是明清以 来乡镇志的记载，比府县志更为详尽，也更为可靠，这是由于作者可以充分利用地方志“地近易核”的有利条件，进行实地调查考察的缘故。如民国10年(1921年)吴县人张郁文纂修的《木渎小志》在《古迹》类目内载：“南宫，在香山小宴岭南，亦吴王离宫”。在《山》的类目内又说：“香山，与穹窿毗连，南址近太湖为胥口，昔吴王种香草于此，遣西施及美人采之，故名。下有采香泾，通灵岩山。其山麓有南宫(亦吴王离宫也，在小园岭下，尚有两石门臼，宛然相对)。山北地有大园、小园者，皆吴王艺花处也。或作大晏岭、小晏岭”。(卷1)作者指出了南宫的大体方位：在香山小园岭(卢志作院)，又名小晏岭下南麓。民国6年(1917年)，香山人徐翥先纂修的《香山小志》(民国抄本)，进一步指出了南宫的确切位置，否定了《太湖备考》“南宫已没入太湖”之说。该志在《古迹》类目内，引录了卢志原文后说：“《续吴录》万历己丑 (笔者按：即万历十七年，公元1598年。)自五月不雨至七月，太湖胥口，去岸数里皆涸，中露一石桥，九洞，上石栏亦有存者。又得石台于土中，特阙其一足。未知此地于何时沉水底?《太湖备考》：疑即吴王故城所谓南宫者。翥先按：按今小苑岭下有村名石桥，去门臼处不半里，离太湖里许，此当是南宫故址。而旧亦有石桥在高处未沉者，故以名 桥，然而桥迹无存，虽起故老，无可指以为实者。”上述“南宫故址在石桥村”的论断，是经作者实地访问、踏勘后得出的，这表明作者所持的态度是十分谨慎的，因此，应该是可信的。

其二是，胥口以西、太湖东岸，历史上以“南宫乡”命名，可以作为文献记载的佐证。根据历代志书记载，自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年)开始（宋以前缺载），历元明清900余年间，胥口以西始终称为南宫乡。同时以春秋吴王离宫命名的乡，还有木渎一带的胥台乡，甪直一带的吴宫乡。到了民国元年(1912年)11月，实行“市乡制”，南宫乡才改称香山乡，胥台乡改名为木渎市，吴宫乡改名为甪直乡。在苏州府城内60座古坊中，也有用吴王离宫命名的坊。据《吴地记》载，唐代苏州府城内就有“南宫坊”和“馆娃坊”。其具体位置，据清同治《苏州府志》云：南宫坊在南园巷；馆娃坊在西馆桥东侧。(笔者按：西馆桥在道前街府治东，桥已于1942年拆除。)这两座古坊至少存在了千余年之久，一直到民国初年，在城内设置区乡，南宫坊和馆娃坊的名称才在历史上消失。可见南宫的影响，不亚于灵岩山顶上的馆娃宫。

说南宫是吴王阖闾的离宫，其理由：(一)阖闾以前，有关吴国的宫室、苑囿，史籍缺载。史称寿梦之时，“吴于是始通于中国”(《史记．吴太伯世家》)而逐渐崛起。寿梦之后，历经诸樊、余祭、余昧和王僚四代君王，前后达46年之久。但遗憾的是，史籍和地方志书，除寿梦在苏州的活动遗迹略有记述外，以后的四代君王都付诸阙如。这可能是由如下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这一时期 吴国虽有了巨大发展，但国力远未达到“民富国强”的地步。吴国统治者在频繁的争霸战争之余，无力再大兴土木，营建豪华的宫室和离宫别馆；另一方面，遵照寿梦“传国及札”(《吴越春秋．吴王寿梦传》)的遗言，诸樊、余祭和余昧三君都是“摄行事当国”。(《史记．吴太伯世家》)，一心想把君位传给幼弟季札，当然不会在“宫室”上下功夫。继余昧后王僚，也不可能违抗父命，因此，史籍无载也是合乎情理之事。(二)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地方文献中，有关吴国宫室苑囿和离室别馆的记载，几乎都是吴王阖闾和夫差所营建。这是由于吴国到了吴王阖闾的时代，已逐渐强大。阖闾在伍 子胥辅佐下，励精图治，锐意改革，实行“爱民”、“富民”政策，大力发展社会经济，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当时有“吴国甚富而财有余”之称 (《吕氏春秋．长攻篇》)。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宫室苑囿和离宫别馆的兴建，日益增多。属于阖闾的，在都城内有阖闾宫、南城宫、东宫和西宫，以及华池、华林园、石龙等；在都城外有姑苏台、石城和长洲苑等。属于夫差新建和重建的，有馆娃宫、姑苏台、吴宫、梧桐园、明月湾和消夏湾等。(三)南宫是吴王阖闾离宫，有史籍记载和相关的遗址遗迹可证。《越绝书．吴地传》云：阖闾之时“徙治胥山”(卷2)。即把吴国的统治中心一度从吴国都城（即今苏州古城内），迁移到太湖之滨的胥口。胥口成为吴国的统治据点。

阖闾选择胥口作为自己的统治据点，主要有两方面的主客观因素决定的：一方面，阖闾出于“兴王成霸”的需要，在“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的同时，又大力“治兵库”、“选练士，习战斗”。(《吕氏春秋．首时篇》)，以组建一支能征善战的精锐水师；而另一方面，胥口及其邻近的洞庭西山岛，是训练水师最理想的场所。胥口形势险要，易守难攻，是吴都西南门户，又是往返洞庭 东西两山的重要渡口。而洞庭西山岛又是太湖中面积最大、山峰最高的岛屿，且居于湖中央，处于枢纽地位。驻军西山岛，便于控制全湖。《吕氏春秋．用民篇》说：“阖闾试其民于五湖，剑加于肩，地流血几不可止”。这表明阖闾确曾在太湖之滨的胥口和洞庭西山岛训练水军，以培养战士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

据《香山小志》载，南宫附近有孙武演兵场——教场山、二妃墓和二妃庙，吴王拜将台——蒋墩，以及伍子胥造船工场——舟山等，这些遗址遗迹无不与吴王阖闾有关。这证明南宫当为吴王阖闾“徒治胥山”时所建，其建造时间不会早于王僚十二年(前515年)专诸刺王僚之前，也不会晚于阖闾三年(前512年)，孙武以兵法十三篇晋见吴王之后，当在阖闾二年(前513年)为宜。

二、南宫非吴都

对于南宫性质的认识，分歧的焦点在于：南宫是吴王阖闾的离宫，还是诸樊以来吴国的早期都城?主张都城说的同志认为，自诸樊至阖闾初期近50年间，南宫不仅是吴国王室的活动中心，也是吴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

诸樊为何要迁都？诸樊徙吴后的都城究竟在哪里？其城郭和宫室的规模又是怎样的？伍子胥奔吴、专诸刺王僚和要离刺庆忌等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究竟发生在何地？ 这些都是先秦吴国史研究中的重大问题，受到吴国学术界的关注。长期以来，由于史籍缺载，或虽有记载但语焉不详，因此，终于成为千古之谜。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慎之又慎。进行研究和探讨、分析与推测，当然是必要的，但在找到确凿的证据（包括历代文献记载和地下考古发掘资料）以前，不宜过早地作出结论。

笔者根据现存有限的史志记载资料，谨提出如下三点不成熟的看法:

(一)迁都是寿梦的临终遗言

据《吴越春秋．吴王寿梦传》载：寿梦二十五年(前561年)，寿梦临终前，曾嘱咐长子诸樊两件大事：一件是“必授国以次及于季札”；另一件便是迁都，他说：“昔周行之德加于四方，今汝于区区之国，荆蛮之乡，奚能成天子之业乎?”该书虽未交代迁都，究竟要迁到哪里?但由此可以证明，寿梦不愧是一位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已认识到梅里不具备建立都城的条件。“区区之国，荆蛮之乡”，怎么能成就霸业呢?上世纪50年代初，笔者曾在无锡梅村工作过两年，对梅村的地理环境有所了解。梅村北面与东北面是绵延起伏的丘陵，堠山、胶山、白丹山、奚山、嵩山、石室山、鸿山和宛 山，重重叠叠，自西而东；东面与东南面，密布着大小湖泊，陆家荡、宛山荡、嘉菱荡、白米荡、蔡湾荡、鹅真荡、苏舍荡、青荡和漕湖，星罗棋布，自北而南，与苏州为界；西面与无锡县城相连，距市中心13公里；西南面滨临浩渺的太湖，湖岸线长约15公 里。当年太伯、仲雍从陕西周原，千里迢迢地来到江南水乡梅里，“文身断发”与当地土著居民结合，建立了勾吴国。但这是一个仅仅是“归之千余家”的弹丸小国，在方圆数十里的范围内建都立国，当然是完全合适的。但到了寿梦的时代，随着吴国的崛起，疆域的扩大，在梅里的都城，显然已不能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了。 作为诸侯国的都城，必须具备如下条件：(1)都城必须建立在一国之中，以便于发挥以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为中心的辐射作用，而不是建在一国的边缘地区；(2)都城必须建立在农业发达的平原地区，以便于保障守城士兵的给养，而不是建立在不利于农业生产的丘陵山区；(3)都城必须建立在水陆交通发达的枢纽地区，以便于各国使者的往来和农副产品的交换，而不是建立在交通闭塞的边缘山区。因此，选择合适的地点，重新营建都城，已成为摆在吴国统治者面前一项紧迫的任务。梅村虽不适宜于建都，但倒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好地方。1939年(民国28年)5月，新四军东进苏常太，六团团长叶飞率领江南抗日义勇军首先到达梅村，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梅村地区的武工斗争十分活跃。

(二)寿梦生前已在今苏州建立了临时都城。

位于长江南岸、太湖东南岸的苏州，自西而东，一直到海，是一片一望无垠的水乡平原，而苏州位于平原的中部；古三江(娄江、吴松江和东江)环绕古城区，泄太湖水东流入海，水陆交通便利；苏州的土地肥沃，物产丰饶，人口众多，其自然条件远比梅里优越，具备建都的条件。

寿梦生前便开始向东南方向扩展，在今苏州城区留下了活动遗迹： (1)筑城营建宫室。据《吴地记》载：寿梦“始别筑城，为宫室于平门西北二里”。苏州当时尚未建城，在今平门西北二里，虽非城内，但在城郊，仍属今苏州市古城区的范围内。寿梦所筑城，虽非正式都城，但至少可以说是临时都城。 (2)置 都驿，招揽四方人才。《吴地记》云：“都亭桥，寿梦于此置都驿，招四方贤客，基址见存”。这证明到了唐代，还保存了当时都驿的遗址。《吴郡图经续记》、《吴郡志》和清同治《苏州府志》，在《桥梁》类目内都说：“都亭桥，在吴县西北。故传吴王寿梦尝于此作都亭以招贤士也”。都亭类似驿亭，是在城郭附近设置 为远方来客提供食宿之便的亭舍。其目的是为了招揽四方人才。这是寿梦为振兴吴国而急于求才的举措。都亭桥在今苏州市区东中市内，1960年已拆除。 (3)辟 夏驾湖为苑囿。《吴地记》云：“夏驾湖，寿梦盛夏乘驾纳凉处。凿湖为池，置苑为囿”。《吴郡志》和清同治《苏州府志》都记述了夏驾湖的所在地点及其历史变迁：“在吴县西城下，吴趋坊西”。“今城下犹存外濠，有湾亦名夏驾，连运河而水浸广。种菱甚美，谓之夏驾湖菱。今多湮为民居，其半在城内者为民田，惟两水 汇处犹称旧名”。(卷18《川》、卷8《水》)

(三)诸樊迁都于今苏州有史籍记载可证。

寿梦卒，长子诸樊“摄行事当国”。诸樊元年(前560年)，据《史记．吴太伯世家》集解引《世本》曰：“诸樊徙吴”。同书正义也说：“寿梦卒，诸樊南徙吴。至二十一代孙光，使子胥筑阖闾城都之，今苏州也”。即寿梦卒后第二年，诸樊便正式从梅里迁都于今苏州。

诸樊徙吴后，由于其都城城址和规模，史籍缺载；同时，吴国国名和都名是同名，苏州这一名称要到隋朝时才出现，隋以前，史籍上所说的“吴”，有时是指吴国，有时是指吴都，于是便出现了太湖西北岸的雪埝(指阖闾城堡)说和太湖东南岸的胥口(指南宫)说，其实只要仔细查阅地方文献，便可找到答案。《吴郡志》卷48《考证》引宋忠《世本》注说：“诸樊徙吴，安(疑即按)即今苏州”。明正德《姑苏志》卷16《城池》云：“府城即阖闾故城，自太伯城梅里平墟，诸樊徙都于此”。明确指出：“诸樊徙吴”，即阖闾故城。清同治《苏州府志》卷4《城池》说：“府城为阖闾故都，自太伯城梅里平墟，诸樊徙于此。”民国《吴县志》卷18《舆地考．城池》也说：“府城本阖闾故都，自太伯梅里平墟，诸樊迁都于此”。几乎是众口一词，诸樊所徙吴，即阖闾故城。

诸樊是其父寿梦遗言的忠实执行者，他是沿着寿梦生前的足迹，来到今苏州建都立业的，而决不可能另辟蹊径，另起炉灶。虽然其都城的具体城址和规模，史籍缺载，难以妄加论定。但在今苏州市古城区的范围内，是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

                                                写于2007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