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洁
王忠良,男,1968年11月生,江苏常熟人。现任翁同龢纪念馆馆长,副研究馆员,江苏省中国近现代史学会理事。长期从事常熟历史文化及文化产业开发利用的研究工作,多次主持完成省级科研项目。合著《江苏历代名人传记丛书·翁同龢》,主编《翁同龢研究》《翁同龢的精神遗产与廉政文化》等。
让翁馆成为翁氏文化的“归宿地”
走到书院街中段便是翁家巷门,这是常熟古城内一条普通的小巷,与对面喧嚣的大马路相比,这儿明显幽静了很多,翁同龢纪念馆就坐落在这条狭窄的小巷内。巷口立有一座石坊,上刻“状元坊”三个大字。进巷二三十米便可见粉墙黛瓦的古式建筑,这是一座明清时期典型的江南名门望族宅第。简朴的石库门上镌刻着“翁氏故居”的匾额,门旁挂一块木制竖匾,“翁同龢纪念馆”六个字由爱新觉罗·溥杰题写。
庭院深深深几许?走过那些厅、堂、楼、阁、轩、斋,品味那些匾额、楹联,还有种种家什陈列、湖石花木,宅主不同寻常的文化涵养和志趣抱负充盈于故居的每一个角落,特别是作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单位的主体建筑綵衣堂,更是传递着瓜瓞绵绵、泽被四海的人文馨香。
近几年来,翁同龢纪念馆的开放面积和展览展示不断拓展和提升。2011年翁馆的第六、第七进建筑修缮建成了“常熟状元历史陈列馆”,2011年收回了故居内最后一处私人住宅“小南园”,并于2013年修缮恢复建成了“柏园”展区,翁馆从此实现了完整开放。2014年,翁馆腾退出租店面,在故居内建成了“松禅书院”学术中心、“松禅艺苑”特展厅。“松禅书院”成为翁氏资料的收藏、研究中心,并开展“同和讲堂”学术沙龙活动,邀请名人名家来馆进行翁氏文化、常熟文化、江南文化的学术探讨。
这些日新月异的变化,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翁同龢纪念馆馆长王忠良。6年前,王忠良从常熟图书馆调到翁馆。从从事电脑技术转型为从事文史工作,对他来讲,既是挑战又是机遇。他沉浸于翁同龢研究之中,很快就成为翁同龢和翁氏家族研究的专家。同时,他用图书馆的管理办法来管理纪念馆,用电脑技术的思维模式进行文史研究。他爱上了这份工作,并乐此不疲。
在王忠良看来,有了完整的翁同龢纪念馆,还要有完整的翁同龢研究,这个“完整”就是对翁同龢的研究要扩大到其家族人员的研究,扩大到对其文化、艺术、收藏以及思想领域等方面综合立体的透视。这是他觉得未来翁同龢研究的主要发展方向之一。鉴于此,研究的团队,就不能局限于历史专家,更需要多领域的研究专家来组建研究团队。目前,除了翁氏日记、翁同龢的文集、信函、题跋,还有他在朝廷办公时抄录的大量“随手记”,他们正在做系统的收集、整理,并筹划出版《翁同龢全集》,今年,即将编印出版《翁同龢研究》学术年刊。
在办馆模式上,走翁同龢专题博物馆的发展之路,把翁氏故居打造成现代意义的博物馆,使之成为翁氏文化的“归宿地”。王忠良带着他的团队多次不远万里拜访翁氏后人。在软件方面更是把翁氏文化做足做精,目前,“帝师足迹——两朝帝师翁同龢”、“同光第一书家——翁同龢书法精品展”、“传承与守望——翁氏六代收藏展”、“明代瑰宝——綵衣堂江南包袱锦彩绘展”,“知止斋——翁氏廉政文化展”等精品展览项目在不断地策划和推出中。同时,充分利用翁氏文化和綵衣堂彩绘文化这两大资源实施“文企联动”,构建了“和风文创园”项目,以“綵衣堂”的品牌商标进行翁氏文化的创意研究,开发具有翁同龢书法特色、彩绘艺术特色的文化产品,让更多的人了解翁同龢纪念馆,了解翁氏文化。
当记者问王忠良:“您的理想是把翁同龢纪念馆办成什么样?”他说,实现“馆、居”分离建设的办馆模式,即恢复翁氏故居,同时在故居的西侧或山塘泾岸的北侧另建新馆,这样,翁氏故居与现代化的新馆建筑和展览交相呼应,两者相得益彰,翁氏文化的魅力才能真正释放开来。
翁氏家族以“诗书忠厚之泽”传家
苏周刊:翁同龢出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
王忠良:翁同龢1830年(道光十年)出生于北京,此时正是翁家由贫致富的转型期,其父翁心存任职京城,奉旨入值上书房,充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讲,官职从五品,仍属“北漂”一族,但已渐见升迁的趋势。
苏周刊:翁氏家族中父子宰相、帝师,叔侄状元、兄弟封疆大吏,三世公卿、四世翰林,成为晚清知名度很高、影响很大的文化家族,实属罕见。这个家族为什么能培养这么多有出息的后辈?
王忠良:其原因在于家族的重心人物翁心存,以及家族先辈自强不息、愈困弥坚的家教家风。翁同龢的祖父翁咸封官卑而绩显,为翁家后人做人为官树立了榜样。父亲翁心存官至体仁阁大学士,是翁氏家族官品最高的人物,他给自己的书斋取名“知止斋”,告诫家族人员要“知足、知止”。翁心存历任考官,熟悉科举考试制度,留意于考试的方法,详细记录了考试的过程,考试的内容,因此他的子孙不仅会读书,还会考试,取得功名的成功率高。翁心存勤政爱民,廉洁自持,有“廉正传四海”之誉,“廉正克己”内化为家族中人共同追慕的精神范式。常熟翁氏能够绵延百年,至今仍代有闻人,与翁心存对子孙的教育与影响也是分不开的。
苏周刊:翁氏家族有着怎样的家训?这些家族文化精神的认同与追求,对翁同龢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对当今社会来讲有何现实意义?
王忠良:俗话说“富不过三代”,翁心存总结了人生的规律,要“安贫”,要“自立”,翁家的祖训就是:“富贵不足保,唯诗书忠厚之泽可及于无穷”。因此,翁家教育出来的子孙,居家则治家有方,多孝子孝孙、贤妻良母;为政则克己廉洁,多清官良吏。由《翁同龢自订年谱》可知,翁同龢的童年正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他随同家人到乡下逃难,但仍不忘记读书学习。19岁随父亲重回北京,开始工作和谋生。按翁家当时的境况,翁同龢可谓当时的“官二代、富二代”,但他绝没有官家子弟那样娇生惯养、游手好闲,而是积极进取。白天忙完公务,深夜了还刻苦攻读,在科举的道路上不断攀登,23岁中举人,27岁考中状元。家族振兴的生动事例,长辈关于“孝教”、“廉教”、“正教”的言传身教,给翁同龢成长的影响是深刻的。
翁氏家族以“诗书忠厚之泽”传家,对今天的家风教育、道德建设有正面的借鉴意义。翁心存书写的联语“惜食惜衣皆惜福,修孙修子在修身”,挂在家中作座右铭。这副对联现陈列在翁馆的展厅中,许多参观者都会驻足停留,仔细阅读,深受启发。
两朝帝师也摆脱不了悲剧的命运
苏周刊:我们对翁同龢的了解和认知,莫过于其“两朝帝师”的特殊身份了。两代帝师之职对他来讲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王忠良:翁同龢最初入值弘德殿授读同治帝,继而入值毓庆宫授读光绪帝,前后长达三十多年。翁同龢是个好老师,但同治帝不是个好学生,同治帝本性活泼,可惜慈禧对他要求太高太严,使他感到做皇帝是个“苦差”,滋生了强烈的逆反心理,让翁同龢等帝师都束手无策,从翁氏日记中可以看到他的严重受挫感。
在给光绪皇帝当老师时翁找到了成就感,光绪帝养成了爱读书史的习惯。翁同龢的感受也是喜不自胜:“圣聪如此,岂独侍臣之喜哉。”翁同龢帝师的分量也不断增加,按现代话来讲,由任课老师转变为班主任。光绪帝对他日渐信任,他们情同父子,“每事必问同龢,眷倚尤重”。经过翁同龢的努力,光绪帝终成为一个维新变法的皇帝。
苏周刊:这样的尊荣对翁同龢来讲是幸还是不幸?
王忠良:帝师之职,无论对于翁同龢的个人命运,还是晚清政局的走向,都有重要的关系和深远影响。帝师带给他特殊的荣耀和权力,但从结局看,也是翁同龢不幸命运的缘起。首先帝师是“苦差”,翁同龢不是全职做帝师,他同时又担当许多重要的官职,任户部尚书、又兼军机大臣、总署大臣,这种兼职工作,使翁同龢疲于奔走于课堂和衙署之间。另外,光绪帝是一位悲剧皇帝,虽奋志维新,但摆脱不了慈禧的控制,随着帝后矛盾的激化,翁师傅的人生,也摆脱不了悲剧的命运。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变法开始的第三天,翁突遭“开缺回籍”之命,被朝廷罢官回家,戊戌政变后,严诏“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不准滋生事端”,翁同龢没能像魏征之于李世民、刘伯温之于朱元璋,让人扼腕叹息。
书生报国恪尽职守是堂堂正正的好官
苏周刊:翁同龢一生在多个部门当官,有50多个官职,在这么多年的官宦生涯中,他又是一种什么样的为官状态?
王忠良:翁同龢是文人参政,书生报国。他担当文化、教育之职,做两朝帝师,这是他的特长。可朝廷偏偏让他担当了许多重要的官职,处理财政、军事、外交等。他常在日记中发出感慨:“菲材当此剧任,可懼哉!”他也常希望自己能过游云野鹤的生活:“常仰屋作妄想,扁舟泝江于黄鹤楼,看风帆沙鸟,买白酒炒豆,与君纵谈而无人相识,岂非快事邪。”但不管怎么样,翁同龢还是恪尽职守,为官清廉,体恤民艰,识拔人才,是堂堂正正的好官。
他历任考官(七次乡、会试正、副考官),门生故吏遍天下。如以“近乎作弊”的手段选拔南通张謇为甲午年的状元,张謇日后成为近代中国纺织工业第一人,翁同龢功不可没。1875年在署理刑部右侍郎期间,力主平反晚清四大奇案之一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使长达3年的冤案得以昭雪。翁同龢长期担任户部尚书,他的财政思想是:“司农慎金谷,第一恤民饥。”担任军机大臣等中枢要职,属“主战派”,但不是一味主战。1880年,他参加收回新疆伊犁的对俄交涉,主张备战改约。1884年中法战争时主张谈判、用兵两手抓,支持曾纪泽和门生内阁学士周德润“以战为守”的方针。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时主战,反对割让台湾,维护领土主权。
自甲午至戊戌年间,翁同龢担任中枢要职,推行新政。戊戌变法中,力主宜慎、宜稳,反对激烈的手段推行变法。可惜在“二元权力”的格局下,在慈禧太后的掌控下,变法失败。
苏周刊:他的为官之道、为官之德对现代为官做人者有何借鉴?
王忠良:翁同龢是由儒家思想培养出来的文人官员,守礼安分,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为“儒”相。现代学者这么评价翁同龢:学冠天下,德启后人。翁同龢在朝中为官,恪守洁、勤、敬、慎四字,他从政时展现出的价值理念、道德规范和立身处世,蕴含丰富的正能量,具有很强的榜样性与践行性。
首先是廉洁奉公。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翁同龢被开缺回籍,行前,友人门生纷纷厚赠,翁同龢大多回绝。《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二日记:“那琴轩来,厚赆,却之。荣仲华遣人致书,厚赆,亦却之。”《那桐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二日亦记:“未刻到翁师处送程仪千金,辞不受。”荣禄虽是翁同龢的换帖兄弟,但又是维新派的死敌,不收他的赠金可以理解,那桐是翁同龢的学生,平日关系密切,也不收,只能说是其廉正个性使然了。这种严于律己的官员在当时是楷模,在现代社会更是了不起的榜样。
注重家教,上承祖德,训启后人。翁家长辈不仅以身作则,翁家的女性也都是贤内助和廉内助。翁心存的夫人跟随丈夫去外地赴任,她到衙门第一件事就是把衙门内所有物件都编好号,以便离任时归还公家。
还有世代相传的历史感。翁家自翁心存开始就有记日记的习惯,把自己的活动、交游、见闻、学习心得以至思想感情记录下来,他记了37年,翁同龢也是,不管寒暑阴晴,不管身体好坏,坚持写日记,记了46年,指示小辈后辈尽量吸取历史的教训,立身行事要对得起历史。晚清四大日记之一《翁同龢日记》 出版后,《翁心存日记》《翁曾翰日记》《翁斌孙日记》《翁之熹日记》 也相继整理出版,翁氏家族五代人的日记能同时出版,在中国文化史上是很少见的现象。
四是注重藏书和读书。自翁心存收藏书画古籍,翁同龢也真心喜欢收藏、鉴赏古籍书画。他们收藏的目的不是为了谋利,而是为了子弟更好地读书,为了文化积淀。经过翁氏数代人的守护,许多珍贵的古籍、书画、碑帖一直保存到今天。今日翁馆“綵衣堂”内悬挂的翁同龢撰写的堂联:“绵世泽莫如为善,振家声还是读书”,今人读来还振聋发聩,富有教育意义。
同光第一书家,“一笔虎”广为流传
苏周刊:可以说翁同龢身兼官僚和文人的双重身份,他既是晚清重要的政治家,也是清末著名书画鉴赏家、金石家、收藏家,是一流的书法家和文人画家,请说说,他在文化方面的具体成就?
王忠良:首先翁同龢的书法造诣极高,被誉为“同光第一书家”,以至“索书者坌集,苦不可当”、“终日为人作书,手腕几脱”。自清末至今学习、收藏、刻印翁书之风不衰,民国时期影印了《翁松禅相国尺牍真迹》《翁松禅手札》等书法专集,为学翁书之人提供了范本并资鉴赏。他的“一笔虎”非常有名,因为他生于庚寅年,生肖属虎。同治五年正月六日,他为好友庞宝生写一“虎”字,从此到年老,每年端午、生日,他天不亮就起床研墨,挥毫书写一气呵成的“一笔虎”。他的“虎”字甚至被人制版拓印,广为流传。
翁同龢还是位诗人,他在晚清诗坛有相当高的艺术成就,只是他的诗名被其政治及书法上的影响所掩抑了。翁同龢在朝时作诗700多首,谪居后又作了500多首。翁同龢还是收藏家和鉴赏家。这上面已经提到了。翁同龢的收藏丰富,而且延续了六代,在中国历史上除了皇家,私人收藏能超过三代已经很少,到六代的更少。
苏周刊:怎样的因缘际会造就了他文艺方面的成就?
王忠良:翁同龢一生爱画、爱帖、爱碑,这一癖好从未改变。他久居京城,位居高位,有大量的机会接触到历代名画、书法、碑帖。他能见到宫廷收藏的难得一见的奇珍异宝,同僚、友人间书画金石的相互切磋,以及琉璃厂古玩店的赏画看书,使他眼界开阔,眼力独到,最终成就了翁同龢非凡的艺术成就和声望。
纠正戏说误说,还原真实的翁同龢
苏周刊:学界对翁的评价还有不同的声音,还有一些历史的疑点,有哪些?哪些在您看来有待纠正,以正视听?
王忠良:从翁同龢出生的1830年算起,距今将近二百年了。1904年翁同龢去世后,他的门生弟子、家族后人就开始了对他文稿的整理和研究。由于历史的原因,不同时代的社会语境,特别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渗入,后人看取角度的不同,对翁同龢的认识也就有了歧异。有台湾萧公权以心理分析揣度的翁同龢,有台湾高阳文学作品戏说的翁同龢,还有野史笔记中记载的翁同龢,都曾使翁同龢的形象受到歪曲,产生了“翁同龢空谈误国”、“好蓄小怨”、“以私害公”的负面说法。但在众说纷纭的历史评价中,翁同龢作为一个具有爱国思想、革新精神的政治家形象,现在大多为海内外研究者所认同。应该说,这是从“宏大叙事“的传统路径或视角,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
学界对翁同龢的研究曾有不同的声音,也有很多历史疑点,比如翁同龢开缺回籍、编管原因到底是慈禧还是光绪帝之意?翁同龢是否举荐康有为?翁同龢是否真的不给北洋海军拨军费?中国铁路论争中翁同龢是否反对修建?翁同龢、李鸿章是否交恶?翁同龢日记的删改是否影响其真实性?这些,在学术界虽已澄清了很多,但民间的传说还根深蒂固,民众的认识很多还停留在过去的观点里,我发现还有很多人津津乐道于野史笔记、民间戏说里翁同龢的形象,所以,目前我们最紧要的事,就是要把学界的成果宣传开来,做文化普及的工作,纠正民间的戏说和误说。另外,我们还要跳出政治家翁同龢的传统框框,而是要从一个“普通人”的视域中考量,让更多的人看到真实的、有血有肉的翁同龢。
苏周刊:纵观翁同龢的一生,您认为可以概括为什么?
王忠良:悲喜人生。状元、帝师、文化大家,这是他荣光的一面,但作为一个普通的人,他却有着“不幸”的悲情人生。他一生常被病痛困扰,他的日记里每年平均要有35天生病的日子,甲午那年更是达到了65次。他没有亲生儿子,过继的儿子也早早离世,可谓中年丧子。婚姻也不如意,心仪的爱妻汤氏,共同生活了不到十年就去世了,后纳的妾陆氏,他又不是很满意。后来两个孙子和两个兄长相继离世,到他60岁的时候,已经是孑身一人。晚年又遭“严遣”。难怪他在日记中会发出如此感叹:“家运极蹇,官事极难,孱躯又极敝矣。”“贱辰本不足纪,且自孤露之后,兄、弟、妻、子凋丧都尽,孑然之身,如以一叶浮沧海。”
1904年2月15日除夕之夜,翁同龢留下了“叹息无家老逐臣,祇余两膝拄孤身”的饮泣感慨。1904年7月4日,在南泾堂后门报本街的临时居所,弥留之际的翁同龢口占一绝:“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 不将两行泪,轻与汝曹弹。”道出了翁同龢悲情的人生。
苏周刊:今年是翁同龢去世110周年,请讲讲纪念他的意义。
王忠良:我们举办了系列活动来纪念这位常熟的也是世界的杰出人物,因为翁同龢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遗产,不仅有高度的爱国情怀和经世致用的教育思想,还有他为官四十年操守廉洁的人品、家教家风,以及自成一家的书法诗文等艺术成就。纪念翁同龢,也是要充分认识翁同龢对国家和民族做过的有益贡献,实事求是地正确评价翁同龢。常熟,也正因为有无数像翁同龢那样的先贤的功绩,才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历史文化名城,我们要传承历史的使命,担负继往开来的重任,把翁同龢的品牌做起来,让常熟名城亮起来。
同时我们更要接受历史的启示:历史人物要有现实意义才能“活”在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