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大文豪苏轼与章楶是好朋友,苏轼曾有《思堂记》,就是应章楶之邀而写的。而章楶恰恰是苏州桃花坞“桃坞别墅”即“章园”的主人。章园中有“思堂”。清代诗人石方洛(号问壶)《桃坞百绝》中就有一首吟咏思堂的:百年堂构固宏基,思入东坡作记时。进退不离阶上下,尽忠补过两相期。诗人还在该诗下加注道:“(思堂)在章园,苏轼有《思堂记》”。
这就给人留下这样一个印象:苏轼的《思堂记》是为苏州桃花坞章园中的“思堂”写的。
事实果真如此吗?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有必要将苏轼与苏州桃花坞的关系多说上几句。
北宋时代的苏州桃花坞(主要指今古城内桃花坞大街以北广大地区)是个名胜区,但苏轼与当时苏州桃花坞的关系,不是因为“章园”的缘故,而是因为“五亩园”的缘故。五亩园处苏州桃花坞腹地,即今西大营门北端(西大营门53号,原林业机械厂,现为在建别墅区),这一带在汉代是“张长史植桑地”。宋代熙宁年间(1068-1077),梅子明的父亲梅宣义在这里修建了一个面积不下于百亩的园林,颇有林泉花木之胜,并借用《孟子》“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句意,取名“五亩园”,又称梅园。而梅子明父子与苏轼相识,特别是梅子明,既是苏轼的诗友,又是苏轼的同僚。据《苏轼年谱》,我们可知,梅子明被任命为杭州通判时,也正好在苏轼调任杭州知府(元祐四年三月)前后,也就是说,作为苏轼的副手,梅子明几乎是与苏轼同时期到杭州任上的。两人的友谊较深,互有诗赋酬唱。苏轼还把在山东登州蓬莱得到的几升白石(一种被海浪冲击而成的白色圆形小石,晶莹光洁异常),让梅子明转赠给喜欢收藏奇石的梅宣义。一年后,即元祐五年(1090)十月,苏轼又作《寄题梅宣义园亭》诗,诗中有“不惜十年力,治此五亩园”之句,五亩园因而越加著名。
若干年以后,在五亩园西南面,即今大营弄北面林机新村、苏州红木雕刻厂、苏州扇厂一带,又出现了一家园林,这就是章楶建造的桃坞别墅,又称章园。
章楶(1027-1102),字质夫,是宋代抗夏名臣,又是词家,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声望远比梅子明父子高。章楶与苏轼来往颇多,且与苏有和杨花词的一段佳话。章楶的《水龙吟·杨花词》非常优美,苏轼有和词,这就是比章词更为出色的《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其中“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等,向来被人认为是千古名句,以致王国维认为“东坡梅花词,和韵而似原唱,章质夫词,原唱而似和韵”(见《人间词话》))。苏轼作此词时,人在黄州,是元丰四年(1081)的事。苏轼为章楶作《思堂记》,则更在其前,是元丰元年(1078)正月的事,苏轼当时在徐州任上,刚因防洪有功受到宋神宗的奖喻,而章楶当时在华亭(今属上海松江区)任盐监官,于公堂西南筑“思堂”,准备朝夕耽在其中,意思是每临事必思而后行,还请苏轼作文记之 (详见杨潜《云间志》)。到了绍圣年间(1094-1098),章楶才到苏州建了桃坞别墅,这时苏轼开始南谪,直至广东。从此,他再也没有回到苏州,自然也不可能到“桃坞别墅”中一游,距他撰《思堂记》则起码已有十七八年之久了。
章楶的桃坞别墅即章园是个庄园式园林,占地面积一度达700余亩。庄园内除园宅外,还有大片农田和诸多河流、池塘,其中的十二口池塘,就是著名的“桃坞十二池”。宋末元初的徐大焯《烬余录》乙编中曾对章园有生动的描述:“章申(秦)公有妻之丧,殡于旃檀庵(王謇考证即为后来的准提庵),庵后有五亩园旧址,汉张平子衣冠墓,皆梅校理(梅子明)修复者。柳堤花坞,风物一新。西南即章氏膏腴地,阡陌交通,溪流萦带,广七百亩。诸公子顾而乐之,广辟池沼,旁植桃李,曲折凡十余里,仍桃坞旧名。”需要指出的是,在章园建造之前,这一带已称桃花坞,所以《烬余录》说章园建成后,“仍桃坞旧名”。但章园内广植桃李,使桃花坞越加名副其实,以致后人(如石方洛)误认为“章太师楶多栽桃李,而桃坞之名以创。”实际上,后来在五亩园、章园一带修建的园宅,如明代唐寅的“桃花庵”、明末清初吕毖所筑“小桃源”、清代唐仲冕为恢复唐寅故居所建的“桃花仙馆”等,都沿用了“桃坞”之名。
由此可见,苏轼的《思堂记》其实与苏州桃花坞关系并不大。由于桃坞别墅同五亩园一起,在金兵南侵的“建炎之难”中,遭到极大的破坏,范成大作《吴郡志》时,对桃坞别墅虽尚有简单的记载,但已只字未提“思堂”。原章园中是否有“思堂”,实在难以考实。如果有的话,也绝非是章楶作华亭盐监官时的故物,很大程度上也是章楶缘于苏轼有这么一篇《记》而予以克隆的副本。
又经过近800年的沧桑岁月,桃坞别墅(即章园)早已无影无踪,五亩园也几经兴衰。到清光绪十五年(1889),家住今桃花坞大街的著名社会活动家、学者谢家福,对五亩园残存亭台及相关屋宇、设施,多予修复,并编纂《五亩园小志》,遍征对五亩园、章园及其他桃花坞名胜的题咏,石方洛《桃坞百绝》即为其所征集,中就包括《思堂》诗。其时去宋已远,桃花坞已不复当年景象,石之吟咏,多怀古抒情,所以诗中自注的“(思堂)在章园,苏轼有《思堂记》”,纯是一种联想而已。
平心而论,《思堂记》在苏轼洋洋大观的散文作品中,并不是很突出,常见的选本,也不收入它。但该文有别于其他的一般“记”,它围绕“思而后行”大发了一通议论,作者自称“事则发,不暇思”、“不知所思”,进而批评了世人“临义而思利”、“临战而思生”的恶习,但又对章楶的“思而后行”,提高到“思无邪”的高度,予以肯定。充分表现了作者直率、豁达的性格和左右逢源、善辩的文字功力。因此,《思堂记》的写作风格与审美取向也是很有特点的,属于苏文中的另类,值得重视。
(柯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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