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思堂记》与苏州桃花坞

北宋大文豪苏轼与章楶是好朋友，苏轼曾有《思堂记》，就是应章楶之邀而写的。而章楶恰恰是苏州桃花坞“桃坞别墅”即“章园”的主人。章园中有“思堂”。清代诗人石方洛（号问壶）《桃坞百绝》中就有一首吟咏思堂的：百年堂构固宏基，思入东坡作记时。进退不离阶上下，尽忠补过两相期。诗人还在该诗下加注道：“（思堂）在章园，苏轼有《思堂记》”。
　　这就给人留下这样一个印象：苏轼的《思堂记》是为苏州桃花坞章园中的“思堂”写的。
　　事实果真如此吗？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有必要将苏轼与苏州桃花坞的关系多说上几句。
　　北宋时代的苏州桃花坞（主要指今古城内桃花坞大街以北广大地区）是个名胜区，但苏轼与当时苏州桃花坞的关系，不是因为“章园”的缘故，而是因为“五亩园”的缘故。五亩园处苏州桃花坞腹地，即今西大营门北端（西大营门53号，原林业机械厂，现为在建别墅区），这一带在汉代是“张长史植桑地”。宋代熙宁年间（1068-1077），梅子明的父亲梅宣义在这里修建了一个面积不下于百亩的园林，颇有林泉花木之胜，并借用《孟子》“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句意，取名“五亩园”，又称梅园。而梅子明父子与苏轼相识，特别是梅子明，既是苏轼的诗友，又是苏轼的同僚。据《苏轼年谱》，我们可知，梅子明被任命为杭州通判时，也正好在苏轼调任杭州知府（元祐四年三月）前后，也就是说，作为苏轼的副手，梅子明几乎是与苏轼同时期到杭州任上的。两人的友谊较深，互有诗赋酬唱。苏轼还把在山东登州蓬莱得到的几升白石（一种被海浪冲击而成的白色圆形小石，晶莹光洁异常），让梅子明转赠给喜欢收藏奇石的梅宣义。一年后，即元祐五年（1090）十月，苏轼又作《寄题梅宣义园亭》诗，诗中有“不惜十年力，治此五亩园”之句，五亩园因而越加著名。
　　若干年以后，在五亩园西南面，即今大营弄北面林机新村、苏州红木雕刻厂、苏州扇厂一带，又出现了一家园林，这就是章楶建造的桃坞别墅，又称章园。
　　章楶（1027-1102），字质夫，是宋代抗夏名臣，又是词家，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声望远比梅子明父子高。章楶与苏轼来往颇多，且与苏有和杨花词的一段佳话。章楶的《水龙吟·杨花词》非常优美，苏轼有和词，这就是比章词更为出色的《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其中“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等，向来被人认为是千古名句，以致王国维认为“东坡梅花词，和韵而似原唱，章质夫词，原唱而似和韵”（见《人间词话》））。苏轼作此词时，人在黄州，是元丰四年（1081）的事。苏轼为章楶作《思堂记》，则更在其前，是元丰元年（1078）正月的事，苏轼当时在徐州任上，刚因防洪有功受到宋神宗的奖喻，而章楶当时在华亭（今属上海松江区）任盐监官，于公堂西南筑“思堂”，准备朝夕耽在其中，意思是每临事必思而后行，还请苏轼作文记之 (详见杨潜《云间志》)。到了绍圣年间（1094-1098），章楶才到苏州建了桃坞别墅，这时苏轼开始南谪，直至广东。从此，他再也没有回到苏州，自然也不可能到“桃坞别墅”中一游，距他撰《思堂记》则起码已有十七八年之久了。
　　章楶的桃坞别墅即章园是个庄园式园林，占地面积一度达700余亩。庄园内除园宅外，还有大片农田和诸多河流、池塘，其中的十二口池塘，就是著名的“桃坞十二池”。宋末元初的徐大焯《烬余录》乙编中曾对章园有生动的描述：“章申（秦）公有妻之丧，殡于旃檀庵（王謇考证即为后来的准提庵），庵后有五亩园旧址，汉张平子衣冠墓，皆梅校理（梅子明）修复者。柳堤花坞，风物一新。西南即章氏膏腴地，阡陌交通，溪流萦带，广七百亩。诸公子顾而乐之，广辟池沼，旁植桃李，曲折凡十余里，仍桃坞旧名。”需要指出的是，在章园建造之前，这一带已称桃花坞，所以《烬余录》说章园建成后，“仍桃坞旧名”。但章园内广植桃李，使桃花坞越加名副其实，以致后人（如石方洛）误认为“章太师楶多栽桃李，而桃坞之名以创。”实际上，后来在五亩园、章园一带修建的园宅，如明代唐寅的“桃花庵”、明末清初吕毖所筑“小桃源”、清代唐仲冕为恢复唐寅故居所建的“桃花仙馆”等，都沿用了“桃坞”之名。
　　由此可见，苏轼的《思堂记》其实与苏州桃花坞关系并不大。由于桃坞别墅同五亩园一起，在金兵南侵的“建炎之难”中，遭到极大的破坏，范成大作《吴郡志》时，对桃坞别墅虽尚有简单的记载，但已只字未提“思堂”。原章园中是否有“思堂”，实在难以考实。如果有的话，也绝非是章楶作华亭盐监官时的故物，很大程度上也是章楶缘于苏轼有这么一篇《记》而予以克隆的副本。
　　又经过近800年的沧桑岁月，桃坞别墅（即章园）早已无影无踪，五亩园也几经兴衰。到清光绪十五年（1889），家住今桃花坞大街的著名社会活动家、学者谢家福，对五亩园残存亭台及相关屋宇、设施，多予修复，并编纂《五亩园小志》，遍征对五亩园、章园及其他桃花坞名胜的题咏，石方洛《桃坞百绝》即为其所征集，中就包括《思堂》诗。其时去宋已远，桃花坞已不复当年景象，石之吟咏，多怀古抒情，所以诗中自注的“（思堂）在章园，苏轼有《思堂记》”，纯是一种联想而已。
　　平心而论，《思堂记》在苏轼洋洋大观的散文作品中，并不是很突出，常见的选本，也不收入它。但该文有别于其他的一般“记”，它围绕“思而后行”大发了一通议论，作者自称“事则发，不暇思”、“不知所思”，进而批评了世人“临义而思利”、“临战而思生”的恶习，但又对章楶的“思而后行”，提高到“思无邪”的高度，予以肯定。充分表现了作者直率、豁达的性格和左右逢源、善辩的文字功力。因此，《思堂记》的写作风格与审美取向也是很有特点的，属于苏文中的另类，值得重视。
　　 （柯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