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的苏州花市

    花市   明清时期花木交易网络主要以水路为主，苏州虎丘凭藉所处的人文地理与交通优势，大概在明代嘉庆到万历年间（1522-1620年），逐渐成为江南花木贸易的中心。其辐射面含盖整个长江三角洲，这一区域内各城市的花木贸易彼此交织。产于广东、福建、江西等地的南方花木，也源源运达苏州交易。明文学家王穉登（百谷 1535-1612年）在苏州修宅院时，请洞庭山花匠陆伯相造松坛，后陆伯相欲运花木至扬州销售，王穉登特地修书，寄扬州朋友吴山人，托找友人照顾生意。书云：“仆之友陆君伯相，洞庭名流种花奴，富如封侯。霜后采之，不啻数十石，买舟过维扬求售。足下幸遍千诸君，将钱买洞庭霜,大胜事！令陆君腰緾骑鹤而东，豈不感吴君哉（3-75）”。明吏部左待郎，江宁人顾起元（1565-1628年），乞退后在故里筑遁园，撰写《客座赘语》（1617年），记述金陵（今南京）的风土人情、历史掌故，在提到盆栽花木时，称苏州盆景销到南京之后，使盆栽花木的种类丰富了许多。谓：“几案所供盆景，旧惟虎剌一二品而已。近来花园子自吴中运至，品目益多，虎剌外，有天目松、璎珞松、海棠、碧桃、黄杨、石竹、潇湘竹、水冬青、水仙、小芭蕉、枸杞、银杏、梅华之属。务取其根干老而枝叶有画意者，更以古磁盆、佳石安置之，其价高者一盆可数千钱（3-76）”。明?王穉登的《詠茉莉篇》与文震亨的《长物志》（1621年）都提到江西的茉莉、珠兰进入苏州花市。《詠茉莉篇》曰：“章江茉莉贡江兰、夾竹桃花不耐寒。三种尽非吴地有，一年一度买来看（3-77）”。《长物志》曰：“章江编篱插棘，俱用茉莉，花时，千艘俱集虎丘，故花市初夏最盛（3-78）”。清代画家蒋宝龄（1781-1840年）的《吴门竹枝词》说明清时广东的茉莉、珠兰亦到虎丘山塘销售。词曰：“蘋末风微六月凉，画船衔尾泊山塘。广南花到江南卖，帘内珠兰茉莉香（3-79）”。清?袁景澜的《吴郡岁华纪丽》（1849年），则记述茉莉由福建海运来苏州，云：“每当薰风作拂，花贾从闽中海贩而至（3-80）”。明?张应文的《罗钟斋兰谱》（1596年）记述了浙江、福建兰花销到苏州，谓：“兰产于闽而芳于吴”。清苏州人朱克柔撰《第一香笔记》（1796年）讲到苏州兰花市场，谓：“山塘朱公盛，开花行数十年”，其子世其业，善辨兰花容质、花相。“近日吴门风气，花市佣卖之徒，于行家买原篓，零星拆卖，一遇稍可把玩之花，即视为奇货，如有出色者，妄立名目，索价甚昂（3-81）”。19世纪中叶江、浙、沪兰花产销更为旺盛，苏州是主要集散地，当时，浙江绍兴一带流传“浙江兰花出在山上，江苏兰花出在钱上”。随着海上交通日盛，许多国外的花卉不断传入，乾隆（1736-1795年）初，陈金浩竹枝词曰：“出洋估舶候风还，载得洋花入海关（3-82）”。光緖二年（1876年）葛元煦的《沪游杂记》亦云：“沪地自通商后，洋舶带来各国花卉奚止百数十种（3-83）”。苏州的花市上洋花亦有交易，1796年朱克柔的《第一香笔记》提到了“洋兰”，谓：“洋兰，虽花叶壮茂，绝无韵致，且有臭无香，不堪赏玩”。道光壬寅年（1842年）顾禄的《桐桥倚棹录》记述虎丘花树店种植销售的花木中，就有“洋茶”、“洋鹃”、“洋枫”、“洋松”。

        明清时期苏州的花木集市主要在虎丘山以东的花园弄与马营弄口，大体方位在现山塘街绿水桥以西，斟酌桥以东地段。《桐桥倚棹录》对当时花市的景象记述，谓：“花场，在花园弄及马营弄口。每晨晓鸦未啼，乡间花农各以其所艺花果，肩挑筐负而出。坌集于场。先有贩儿以及花树店人择其佳种，鬻之，以求善价。余则花园子人自担于城，半皆遗红剩绿，即郑板桥所谓‘如何滥贱从人卖，十字街头论担挑’是也（3-84）”。另外《桐桥倚棹录》还提到山塘的另一花市在半塘，是批发插花的集市。谓：“市在半塘怡贤寺一带”，“供花皆折枝，便人插胆瓶盂鉢之玩”。“贩鬻之徒多集阊门渡僧桥、钓（吊）桥及玄妙观门首，寄人庑下求售。往往以堕果残花伪矗枝干之上，买者不知，辄受其欺”。有关“簪花”的集市，则谓：“鬓边香，俗呼戴花，……皆以朵衡值。惟玫瑰、茉莉、珠兰市在花园弄口场上，余在半塘花市。贩儿鬻之，先在场左右茶肆啜茗，细细扦插，而后成群入市，拦门吟卖，紫韵红腔，宛转堪听。吴城大家小户妇女，多喜簪花，特歌伎船娘尤一日不可缺耳。有等日供于门，以为晓妆之助者，计月论值，俗呼‘包花’”。

        苏州花商早在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已建有“花商公所”，据道光十二年（1832年）在虎丘山塘街下塘花神庙，花商公所的《重修花商公所捐款收支碑》记载：“本庙创始于乾隆年间，其时地窒庙小，又于道光四年（1824年）间，有董事唐启祥劝募同业众姓捐资。改造朝南，较前宽大整齐。而款不敷，未经完工。慈蒙同行花业发心捐资，添补照墙，十二月令花神，及合庙装修，全铺方砖，漆黝等处。得庙宇巍峨，福泽靡涯矣（3-85）”。当时苏州花木业抱团生产营销，是在全国花卉业中是最早的史料记载。此碑记录捐资者有：三山花帮、长乐花帮，景隆、宝元两个花行，止足堂、珊荗堂两个堂号，以及以个人名义捐款的共68人。光绪十九年（1893年）花商公所又重修时，捐款碑刻上除记载本地花圃80家、花行18家外，还有广东2家与福建1家（3-86）。这证明晚清时苏州花木贸易的兴盛与外地花商的密切关系。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苏州画家徐扬画的《姑苏繁华图》上，也能看到，在虎丘斟酌桥与半塘桥堍的二爿三开间门面的花行，在半塘的花行，还有挑夫向山塘河中的二艘大船，挑运花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