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丁云
【核心提示】
2004年中国嘉德春拍，清乾隆御制《钦定补刻端石兰亭图帖缂丝全卷》最终以3575万元高价成交，跻身当时十大中国艺术品价格排行榜。2014年香港佳士得秋拍，“大明永乐年御制刺绣红夜摩唐卡”成交总价为3.48亿港元，买主刘益谦当年在香港苏富比的春拍上，明代成化鸡缸杯的成交价为2.8亿港元。
织绣虽不是传统收藏品。但每有织绣类拍品，常常创下天价。人人都道台北故宫带走了宝贝中的宝贝，但仅以宫廷档案记载的北京故宫珍藏的18余万件织绣珍品（包括了成品和布料，重复的也会有很多，其中成品2万多件），就可以再度遐想。而这18万余件织绣品，一半以上为苏州出品。
始于宋代的苏州织造
历史上的“苏州织造”声名显赫。
它其实包含多层意思，比如可以是一个政府的织造部门机构，也可以指这个部门的头头，它当然也可以表示“苏州出品”。
通常所说的“苏州织造局”，指明清两代在江南建立的三大织造中心之一。
吴县人孙珮撰写了一部《苏州织造局志》，具体内容后面再表。序里有一句话：“造作有府，然远不可考。唐宋以来，采办苏杭，偶见纪载。亦不能识其处，自元迄明，始有定所”。说明大规模采办已经无法满足需要了，非得亲自设厂生产。
事实上，宋、元、明、清，四朝皇室均在苏州设立了织锦院、制造局等官府手工业工场。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织造标志物。宋代，非宋锦莫属。当然，宋代的缂丝和绫罗锦绮等也美轮美奂。
宋锦的历史，可以追溯至隋唐的织锦，发源于苏州，称为“苏州宋锦”。
宋锦什么样呢？想想中国书画装裱的那一圈儿，以及中式高档礼盒上的那层古典纹样的外壳，就是宋锦。当然，我们说的高贵宋锦必须得是真丝的，而非化纤仿制的。
苏州宋锦，色泽华丽，图案精致，质地坚柔，与南京云锦、四川蜀锦一起，被誉为我国三大名锦。明清以后织出的宋锦，就被称为“仿古宋锦”或“宋式锦”了，统称“宋锦”。
宋高宗或许也是看中了宋锦的高贵典雅。为了满足宫廷服饰及书画装裱的需要，他大力推广宋锦，专门在苏州设立了造作局。
《宋史纪事本末》里说：“徽宗崇宁元年（1102）壬午春三月，命宦者童贯置局于苏杭，造作器用。诸如牙角、犀玉、金银、竹藤、装画、糊裱、雕刻、织绣之工，曲尽其巧，诸色匠日役数千，而材物所须。尽科于民，民力重困”。宋代“苏州织造”功能职责定位，一目了然。今天说苏作，代表着精工细活，看来与织造局不无关系，只要是替皇帝干的活，无不都是顶尖的。
朝代更迭，产业肯定会受到破坏。
元代统治初期，苏州丝织业即是如此，大批有技艺的手工匠役，被集中到官营作坊内作无偿劳动，能工巧匠呼曰“巧儿”，被当作奴隶买卖。
明代时，苏州丝织业规模超越前朝。明初洪武元年（1368）在苏州设织染局，至天启七年（1627）停止，历时259年。
然而每年织造任务以外，织染局常有临时差派。以至于官府织造不得不雇用民间机户，以“包揽领织”的方式来完成采办、坐派、召买等任务。明代，中央内府司礼监有苏杭织造太监一员，专门负责苏杭织造，派驻苏州。
明代丝织产品品种繁多。当时盛行多彩纬线织花的妆花锦缎，工艺复杂，色彩富丽。还有织金锦缎类加金或银的丝织物，如苏州织锦、仿宋式织锦等，都具有艺术特色，织造技术居于全国领先地位。
清代织造官，皇家密探
清代初期，江南很多城市也遭到了战争破坏，清王朝为恢复经济，稳定统治秩序，采取了一系列的安抚措施，比如顺治三年（1646年）重新恢复了苏州织造局，分为南北两局：南局名总织局，北局名织染局，生产规模都较明代扩大。
顺治十年（1653年）两局并管，称为苏州织造公署。到咸丰十年（1860年）两局全毁。同治十一年（1872年）合并为总织局。苏州清代官府织造历时261年。
与前朝不同，清代只在北京和丝织业发达的江南设置了4处由官府经营管理的织造机构，北京的称内织染局，另三处分别称江宁织造局、苏州织造局和杭州织造局。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张琼在接受《现代苏州》记者采访时表示，清代的苏州织造局与江宁、杭州不同，从档案来看，苏州织造与宫廷关系非常密切，在宫廷中，皇帝的很多事情通过内务府，继而交由苏州织造来完成。也就是说，苏州织造局较江宁、杭州织造局，最受重视。
织造局的首脑，在明代时由宦官担当，到了清代则由包衣担任。包衣就是皇帝的家奴，完全遵循皇帝的旨意。通过包衣制度，可以使得包括财政，都直接置于皇帝的监控之下。
织造的职能不光是单一的织造，身兼多职。包括采办各种奇珍异宝，在地方挑选宫里要用的织匠等，都由苏州织造来办。这也算秉承了苏州织造一贯的职能。苏州织造主理皇家需求的方方面面，也确确实实是家奴的性质。自清朝中后期，对织造的管理才较为严格，职能也更单纯。
康熙时代的苏州织造相当于皇帝的钦差大臣。在地方上，苏州织造在很多时候办的是皇差，虽然其级别不高，一般三四品，或者五品，最高时是荣誉二品，但他在地方上有特殊待遇：地方行政官是不得干预其办事的。如果苏州织造违反了纪律，也不能处罚，要由皇家直接管理。
皇帝给予织造特权，也是为自己的行事方便，包括皇帝下江南的费用，都从织造里支出。皇帝也知道耗资巨大，由此，将盐政等肥差都给了织造，以贴补自己的花销。
担任过苏州织造的人里面，最有名的是曹寅和李煦，都与《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有直接关系，两人都是包衣。
清初，江南不是很稳定，中央为了控制这个区域，织造还担任着密探。曹寅是一个很有文学修养的人，他的功能之一就是结交江南的名士才子，以掌握地区动态。而李煦在政治上则比较敏感。两人都是江南织造，但实际还做着调查，比如粮食收成、老百姓的生活，名人的动态等，直接向皇帝汇报。
康熙帝六次下江南，来到苏州，六次都住在苏州织造署；乾隆皇帝六次下江南，到苏州，五次住在苏州织造署行宫。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和舅祖李煦曾先后担任苏州织造之职，这里面的历史故事可就多了。
苏州织造与皇家的关系、其自身地位都非同一般。
织造，事关皇家的威仪
苏州织造在清代的建制初期，比较强大，经费充足。织造的经费，不光源于织造，与盐税、关税都有关系。
织造，其实不仅仅织造的意义。
“对国家来说，织造不光与衣食住行、国家经济有关系，它与尊礼制度也有莫大关系。皇帝的威仪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服饰来彰显。”张琼说。
清代皇帝入关以后，恢复织造可以说是当务之急。否则他们没有办法临朝，也没有办法服老百姓。因此，皇帝及管理织造的部门会将很大的精力放在宫廷织造上。
内部管理的织锦纹样，由皇帝审阅，加之修改意见，发放下来照此制作，之后回货验收。包括小样之类，都不会留在民间。
织绣具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尤其皇家的东西，一从颜色，二从纹样，就能彰显其等级地位。
最兴盛时，以苏州织造府的规模，根本无法完成这些“皇家订单”，便开始大量召集富户，再发放到民间制作，可以理解成“包工头”的组织形式。所有的织造高手都为皇家服务。只要有高超技术，不管哪一门工艺，这样的工匠也一定会被皇家招入。
虽然，官府织造的东西，最终还是会系数回收，但各种理念留在了工匠脑海里。比如漳缎，结合了云锦的工艺，皇帝下令苏州官府织造集中人工织造，不得外流。但手艺是民间的。清代灭亡以后，控制不严，技术就外流了。
所以曾有这样的记载，皇家的纹样如果私自做，会有什么样的惩罚。这一来说明肯定是不允许的，二来也说明肯定有人偷着造。
江南三织造规模庞大，财力雄厚，分工细致，管理有序。织品多供应宫廷用度，因此不惜工本，一味追求细致精美，对产品的质量与花色等要求很高，不达质量要求者严加治罪。在江南丝织业中，这种官营织造的经济形势占有统治地位，它对江南民间丝织生产有直接的制约和影响。
孙珮撰写的《苏州织造局志》，就详细记载了织造官员、织造官府的管理，使用的人力，每种工艺、纹样的确定等。现在成为研究清代皇家织造最重要的资料。江南三大织造中，也只有苏州织造留下了这部当时的资料。
光绪中叶，织造府每年开库二、三次，采办民间丝织物约用库平银二百万两。苏州丝织业尚算平稳，此时，慈禧太后诏令在北京设立绮华馆，织造官廷所需的织物：苏州选派各类机织技术工人100余人去京做工，每人月薪30-50元，至1900年庚子战乱中，绮华馆毁于战火。光绪三十二年(1906)苏州总织局停织，里里外外的“苏州织造”至此结束。
官营带动民营
早期民间丝织业的发展，引得官府织造在苏州落地。之后官府织造的鼎盛发展，带动了民间丝织业的更加壮大。这叫“官办民搭”。
南宋时，北方兵祸连绵，生产受到破坏，南方偏安江南，经济稳步上升，苏杭丝织业的基础被进一步奠定，丝织品产量稳居全国首位。民间，专业的丝织手工业作坊普遍出现，称为“机户”。还专门有代办征赋所需绢帛的“揽户”。
明代苏州民间丝织业极为繁盛，张瀚《松窗梦话》里载：“大都东南之利，莫大于罗、绮、绢、紵，而三吴为最。既余之先世亦以机杼起家，而今三吴之以机杼致富者尤众”。《古今图书集成?考工典》甚至说：明时苏州城内“居民大半工技”。郡城之东“皆习机业”。
随着丝织手工业的发展，明代的苏州出现了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
大部分丝织工匠平时都是靠干一天活供一天吃喝，没什么积累。他们各有分工。如果有固定的雇主，按工作日结工钱。如果有什么事儿不能去上班，就找临时织匠代替上班，跟代驾一样，这叫“唤代”。那些临时的织工呢，每天黎明就站在桥边等着被召唤。
各细分工种有各自的“劳动力市场”，缎工在花桥，纱工在广化寺桥，用车坊丝的车匠在濂溪坊。每天几十上百人都站在那里，翘首企盼，像流民一样聚在一起，晚上各自散去。如果机房里工作减少，他们就衣食无所了。
更值一提的是，明代丝织业迅速发展的基础上，苏州府吴江县新兴了盛泽、震泽等大市镇。到明末，盛泽已经发展成为丝织手工业大市镇，拥有人口五万，在苏州有盛泽绸庄所设的庄船专用船埠码头。
《江宁府志》记载，清初原有限制民间“机户不得逾百张，张纳税五十金，织造批准给文凭，然后敢织”的规定。康熙时由织造曹寅奏免限制，“得旨永免”以后，民间织造工场规模渐趋扩大。
到清代后期，纱缎业营业鼎盛。徐炽卿《苏州纱缎业沧桑回忆录》称：“光绪二十年（1894）城乡木机总数达一万五千台，赖以生活者达十余万人。”清代丝织业中资本主义因素较明代有显著增长。织工待雇的劳动力市场，仍和明代一样，但聚会处所增加。
清代苏州丝织产品，除宋锦、缂丝、龙袍等类外，主要有漳缎、织金、闪缎、妆花缎、摹本缎、贡缎、天鹅绒、高丽纱、花素累缎、陀罗经被、百子被面等。工艺技术水平高，畅销国内外，外销约占60%，销往朝鲜、安南、缅甸、印度等国家。
清光绪年间，苏州丝织业的资产，仅次于银钱业。丝织业的繁荣、发达，也为苏州刺绣、戏衣、服装、制扇以至国画装裱等行业，提供了原料。盛泽、震泽等地，均发展大小丝织业。
清朝晚期，外忧内患，苏州丝绸由盛转衰，民国初，手工织机仅存四千余台，丝绸实业界仁人志士挣扎图存，弃手工、上机电，逐步走上近代丝织工业之路。其中，以苏经丝厂、苏经纺织厂、振亚织物公司、东吴丝绸厂为代表。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