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金坤
进市实小接外孙放学回家,看着漂亮气派的校舍,常常想起自己读小学时的情景。
小学6年我先在何家桥初级小学校上学。学校本是个庙宇。那会儿刚解放,政府要发展教育事业,让农民子弟也能进校念书,利用庙宇办学是当时的捷径。于是,庙宇大殿成了学校唯一的教室。四个年级济济一堂,就一个老师轮着给各个年级的学生上课。课桌和凳子都要自带。这下可好,教室里的课桌凳子,高的、矮的、方的、圆的、木头的、竹头的还有木架子上绕草绳的,五花八门。真是难为了顾树楠老师,校门口的传达室就是他的办公室,上课的铜铃就放在批改作业的桌上。上课了,他手拿铜铃摇几下后就进教室挨一挨二马不停蹄地讲课。因为全校就他一个老师,语文、算术、珠算、音乐、美术、体育,所有的课他一个人包了。
家离学校直径不过一里路。路是不远,但都是弯弯曲曲的田间小路。晴天还好,下雨天对于一个八、九岁的小孩来说真不容易。夏天遇上电闪雷鸣,一个炸雷打下来吓得心惊胆颤,紧紧握住笨重的油布伞顶着狂风暴雨艰难前行,光脚踩在泥泞的小路上,脚趾得使劲抠住泥浆里的草茎,步步小心也还是难免脚下一滑,一个趔趄摔个满身烂泥。冬天,那时的冬天似乎特别寒冷,河面上常常结冰,还常下雪。没有雨鞋,光着脚走在冰冷的小路上,那个冷是钻心的疼,划破脚的事也不稀奇。放学回家还得割草喂养湖羊和白兔,替母亲分担掉一些家务。只有到了夜里,在油盏那昏暗微弱的灯光下才能在饭桌上做我的回家作业。
初小四年的时光就这样慢慢过去,不少同学因种种原因而辍学,与我一起升入高小的已经不多。
高小在朱桥小学上的。学校里学生多,老师也多,不再是“复室教育”,不再是一个老师要教所有的课,也不再要自带课桌椅。在我的心目中,这学校够好的了,其实也还是在庙宇底子上的扩建。上学的路比先前远得多了,途中必定要过一条挺宽的河。河上有座简陋的木桥,搁在桥堍上的桥板其实就是块狭长的跳板,当满载的船经过时,便有船上的人提前上岸把桥板举高,让船经过后再放下。这样的桥面自然不稳,就是晴天走过去也要十分小心,遇上风大雨急和下霜结冰的天气,其危险可想而知。每当此时,平常风风火火顽皮捣蛋的我们都变得老老实实小心翼翼,顽皮的小聪明化为过桥的智慧。有一天早晨下着瓢泼大雨,母亲几乎以求我的口气说:“你就难得赖一次学吧”。母命难违,可我又心有不甘,就拿丝瓜出气,好端端的一架丝瓜被我用小竹条抽得伤痕累累。母亲只好退让,再三叮嘱我千万要小心。得到母亲的“恩准”我背起书包赶紧去会肯定在焦急等待我的同伴。这事大概对母亲印象极深,在她晚年还与我提及。那时我年幼不谙母爱的深情,不知道母亲有多担心。
两年高小学习生涯不长却正是国家遭受自然灾害的时期。那个饥饿让人刻骨铭心。午饭是要自带的,学校提供热饭的服务。所谓的午饭不过是菜多米少的烂饭,或麦麸团之类的面食。这已是母亲的优待。就是这样的午饭我们几个同学也常在饥饿的压迫下,于上学的路上忍不住吃去一半。如果不是想到这一天才开始,把这午饭吃个精光也毫不费劲。那时的我们正是处在“长头上”的时期。不少同学就是忍受不了饥饿与家境贫困而辍学。有时,饥饿难耐的我们就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到烂泥地里寻找野荸荠和“三楞根”——一种状似螺蛳瓜酱菜的东西聊以充饥。
在艰难度过那个困难时期之后,我顺利地考上了本乡的初级中学,接着又考上了高中。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我自信还能考上大学。风雨六年的求学路是我人生道路上的第一程,让我得到了磨练,无形中成了一种精神财富,对我以后从军在林海雪原中,应对紧张的战备、恶劣的环境、艰苦的生活奠定了基础。今天我写下这些文字不仅仅是怀旧的宣泄,更希望对我的孙辈有点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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