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洁实习生顾海霞/文姚永强/摄
人物简介
范广畴: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长期从事苏裱艺术和修复古画,技艺高超。他先后为上海、天津、南京、湖南、南通、苏州等博物馆修复古代书画。
半个仕女的修复引发了裱画兴趣
苏周刊:您是怎么和裱画结缘的?
范广畴:我上中学的时候,中午休息时常到人民路转转,那时候人民路乐桥一带有好几家裱画行,有几家名气很响,比如曹颂清的古松斋,吕凤子的画都是在他的店里裱的。夏品三的古欢斋,马荷荪的迎文斋,还有就是后来成为我师傅的谢根宝装池。我一有空就跑到他们的店里去看。有一次,我看见谢根宝师傅正在案上修复一幅清画家改七芗的《仕女图》,那张画里的仕女只有半个人。我想半个人怎么做?没想到,过了几天再去看,仕女画竟焕然一新,让我很是震撼。我想这个人本事大得不得了,越发对裱画有了兴趣。
初中毕业后,我没有考上高中,找工作人家嫌我瘦,又戴着一副近视镜,工作也找不到。没办法,我就经常在几家店裱画店里看看玩玩,后来就基本固定在马荷荪的迎文斋里。马先生生意做得很大,他既做裱画,也做字画的买卖,而且待人很客气。他本来打算收我做徒弟的,但遇上“三反五反”运动,只能叫我帮帮忙,打打下手。但在他那儿我确实学到了不少东西。学会了识别纸张,是纸还是绢,什么朝代的,金是真金还是假金,是轻金还是重金等等。那时候有不少旧货摊,有时候我也会去买个一两张,自己琢磨着来裱裱弄弄。有一次,我在一个旧货摊上发现清末画家任阜长画的四条屏,上面的花鸟画得特别好,我就买了下来,想把刚学会的漂洗方法也学着用一下。结果画是漂白了,但画上最精华的颜色,花青、洋红等也都被漂掉了,没办法补救了。所以做裱画到现在,我一直告诫自己: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现在我在博物馆做古画的装裱和修复工作,更是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这些都是文物,绝对不能损伤它原有的东西,做坏了对不起老祖宗。
苏周刊: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字画是属于“四旧”的东西,您怎么还依然去学这一行呢?
范广畴:是不少人反对,但我想,那时候文管会(后来叫博物馆)还在收购文物字画,而民间或多或少还有字画的交易,我想总需要装裱、修补方面的人。再讲,依我自身的条件,也找不到好的工作,只有走这条路。
苏周刊:那您后来怎么拜谢根宝先生为师呢?
范广畴:1956年,原来各家各开的裱画店成立了合作社,我也想进合作社和他们一起干,但因为我不是从业人员,所以不吸收我。我就天天在合作社看他们做。时间长了,合作社需要一个人打打下手,因为他们年纪都大了,就让我到那儿去做学徒。这样我就进了合作社。进去了之后才发现自己做的时候有时就是在瞎搞。慢慢地,整个裱画的过程都清楚了,方式方法也搞清楚了。我最想跟曹颂清先生学,因为他技术最好。可非常遗憾,我进社不久,他就因病去世了。接下来手艺最好的就数谢根宝先生了,当时的领导叫我跟谢根宝先生学,那正合我意。我和师傅的情谊真的跟父子一样,我的小孩子也是师傅和师母帮着带的。我印象中师傅骂过我一次。当时他正好忙得很,削手卷纸的那个刀钝了。他叫我帮他磨一下刀。我想磨得快一点,结果磨成两面都是斜口了,他不能削了。他就大声说:“不行不行。”师傅从来没有发过那么大火,我当时也不清楚究竟是因为什么,站在一边不响。他自己在磨,我在看,他就说这个刀应该是一面光的,一面平的,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晚上我把所有的刀都磨好了,将功补过。
故宫里的很多书画都请苏州艺人去装裱
苏周刊:裱画技艺有十几道工序,对于您来说,裱画最难的是什么?
范广畴:说实话,很多东西都是最难的,因为常常会碰到没遇到过的新问题。比如常州博物馆有一幅画——王一亭画的人物,吴昌硕题的字。画面成絮状了,一碰水就卷起来,但裱画一定要沾水的,那时候还没有喷雾壶,都是用嘴吹的水。后来就把窗户关起来,在四面八方洒水,把湿度加大,慢慢揭下来。还有一幅是石涛的《梅花图》,一条一条都断掉了,那时候裱画行里的很多人看了都摇头,我们后来根据全图的画意和笔法及纸的纹路拼接起来了,让这幅支离破碎的“梅花”重新“绽放”了。难的是没有可供修补的纸,它原来裱的时候用的清初的纸张,后来修补的时候用的乾隆年间的纸。我也改变了观点,如果实在找不到一模一样的纸,也可以用年代接近的。
还有洗的时候,有的颜色是容易洗掉的,所以先要固定住。每张画都要研究透后再开始动手。裱画这一行也是学无止境的,比如说书画上的霉迹,是裱画时经常会碰到的,如何洗霉,每个都不一样,哪个可以洗掉,哪个洗不掉,只有实践了才知道。明矾是酸性的,大家
都认为酸性对纸张是有损伤的。但我说要看具体的纸,最简单的,唐朝的写经纸,里面就有明矾,但这样的纸张放到现在都不坏。这些都需要通过实践综合起来研究。现在外国的纸质文书也多起来了,他们用的纸张原材料还跟我们不同,更要研究,光研究纸张就够你研究的了。我记得吴江博物馆的十二条屏的通景,都裂开来了。我就用水汆的办法,让它们移接在一起,这也是我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纸是有伸缩性的。现在运用得还蛮多。当然移接的时候全靠手上的功夫,手艺人就是靠这点手上功夫,所以在清乾隆、嘉庆年间,北京人一度只知“苏裱”却不知“京裱”。
苏周刊:这又怎么讲?
范广畴:对于霉烂、变色、破损的古书画来说,修复装裱有着“起死回生”的作用,所以装裱高手也被人们称为“画郎中”。苏裱兴起于宋代,著名书画家米芾就曾请“吴匠”为他的朋友修复装裱《笔陈图》及王羲之的书法,有评价说“使吴匠制,甚至入用”。明宣德以后,装裱重心从杭州转移到苏州,嘉靖、万历年间达到全盛,裱工人才济济,名手辈出。苏裱艺人在技艺上精益求精,装裱出的书画平整服帖、柔软舒挺、配色文雅、裱工精致。“吴装最善,他处无及”,所以故宫里的很多书画都请苏州艺人去装裱。
没有十足的把握绝不“接笔”
苏周刊:其实您上面讲到的这些困难都让您解决了,所以对您来讲都不算太难,那最难的是什么呢?
范广畴:补画和接笔。补画就是把画缺的地方补上去,接笔就是把缺损的字或缺笔画的字补全。我的原则是有绝对把握的就接,否则就不接,就让它缺损,留着后人有能力时再去修补。我刚跟谢根宝先生当学徒的时候,我也想学画画,我想这样我就可以补画了。但我师傅坚决反对,他说,你学了画就不要做裱画,你学了裱画就不要画画。我想,为什么呢?后来明白了,就怕你造假画。被师傅这么一说,我断了学画的念头,但我多多少少还是学了一点,主要是为了鉴别和补全。后来师傅看我做得很好也就不反对了。原先,我们都是请当时的书画大家徐绍青、陶运伯来补画和接笔的。有一次杭州市博物馆一张文徵明的画需要修补,他们在网上发过来图片,问我行不行。我先看材质,用的纸我是有的,但它这个画上的字有的缺了几笔,我根据它的形状,在网上把文徵明的字一一核对,我觉得笔画、墨色配比都有绝对把握了,我就接了。接好了给他们,他们说非常好。我发现现在有些人纯
粹是为了字画的完整,擅自接笔,
这是不对的。最后弄得墨色的浓淡、字形的形式也变了,就有可能真的变假了。这不是保护,而是一种伤害。对文物只能补好,不能损坏它,包括装裱的形式、使用的原材料,尽可能原汁原味。像现在博物馆里的字画,有点瑕疵,或有点霉迹,如果对它本身没有损伤,那尽量不要去漂洗,这也是一种保护,否则反而不好。
苏周刊:那在您看来,补全的画,还是原画吗?
范广畴:和原画还是有区别的。
一幅书画揭二层是件很复杂的事
苏周刊:现在有种说法,说好的裱画师可以把画揭下来一层,真的是这样吗?
范广畴:这说说罢了。这个我需要澄清一下,现在传说很多,甚至有人说绢画也可以一撕两张,可以一张变两张,简直是胡说八道,需要以正视听。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说法,是因为有的画用的是夹宣。夹宣是一种厚的宣纸,做这种宣纸的时候是经过抄两次合成的,就相当于双层的宣纸,原来的宣纸都是人工做的,抄两层已经很不容易,至多可能抄三层。
苏周刊:那是不是画可以变成二张?
范广畴:理论上是这样的。好的夹宣是可以揭二层的,有的人用墨比较重,墨可能会渗到下面,但揭起来的二层一看就能看出来的,墨色不匀,深浅不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图章是模糊的。如果写的草书,一笔写下去快的,就印不到下面去了。第二层需要去润笔去修复它,你润得再好,笔墨是死的,原来的墨色和添上去的墨色总归两样的。齐白石画画
用墨浓的,而且他喜欢用厚宣纸,
说实话齐白石的二层可能会有些
的。我家就有齐白石的二层画,
可以看笔画的起伏,用于以后补画作参考。但这画一看就不一样。倒也不是我硬要揭一层下来,当时如果裱的时候不揭掉的话,裱的时候要拱断的,时间长了里面要空掉的,因为二层宣纸里面是没有浆水的,时间长了自己会脱下来的。记得当年在苏州博物馆的时候揭过一幅陆润痒的字。他是写在夹宣上的四幅平条,也没有裱过。因为揭了一层还惊动了上级领导,怎么一张变两张了?我说是让你们看一下,一层与两层有哪些不同,一比较就很明显了,字的框架是在的,但浓淡不一,深的可能看得出,淡的就看不出了。以后做鉴定、做对比都可以作参考。当然也必须是在夹宣上才能揭二层,如果用的是金笺是不可能的,绢是绝对不可能的。
苏周刊:那一二层要比较起来才能分得清楚,不比较,外行不就会上当了吗?
范广畴:肯定有这种情况,即使行家,也会碰到很复杂的情况。
苏周刊:那是不是每张夹宣都可以揭二层?
范广畴:不是的。夹宣有厚有薄,夹宣的纸张有好有坏。能否揭其实是与纸张有关系的,南方主要是抄出来的夹宣,北方多见糨糊合成的夹宣,都不一样的,好的夹宣是可以干撕的,如果这张夹宣是薄的,揭了,那就问题大了。有一位朋友买一幅应均的字,也是写在一张夹宣上的,掀二层揭下来,不要说二层的字了,就是一层的字裱好后也是黯然失色。为什么?就是因为这张夹宣太薄了,其实是不适合揭了裱的。
潮撕的时候还有很多技术的问题,比如墨色的好坏,墨水中胶水的轻重都有关,所以夹宣有的能揭,有的不能揭,一揭就坏了。
苏周刊:那在夹宣上作画的人多吗?
范广畴:有,但不多。比如齐白石、徐悲鸿喜欢,因为他们用墨重。
四十年前装裱的画还给原主人
苏周刊:还有一件很感人的事,您把四十多年前别人让您裱的一幅画还给了人家?能具体说说吗?
范广畴:画家汪亮和我是当时苏州文化工艺厂的同事,他的老师是张大壮、唐云先生,当时上海画院的一批老画家都到苏州来工作过,像江寒汀、陆俨少等。汪亮的花鸟画画得很好。我和他的关系不错,我给他裱过很多东西,他需要什么纸张我就给他什么纸。他画了好多画给我,还有一块银杏木镇纸,他在上面作了画送给我。我最满意的画就是他画的一只老鼠在吃花生,还画个咸鸭蛋,这是他后来调到苏州刺绣研究所搞创造时画的。因为我是属老鼠的。我一直放在家里。他托我裱的是他的老师张大壮先生画的一幅扇面山水画,裱好后一直放在我这儿。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就和他失去了联系,这裱好的画放在我这儿一放就是四十多年,其间我也一直在打听他。说来也巧,有一次在上海博物馆裱画室,碰到一个年轻人,讲起来这么个人,年轻人说认识他,我就留了一个电话给他,之后就与他联系上了。去年他到苏州博物馆参观文徵明的特展,到我家做客,我就把那张裱好的画交还给了他,也终于去了我一块心病。后来谈起,“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收藏的老师唐云的好多画都没了,很可惜的,因为唐云、张大壮两位老师对他关怀备至。我说我这儿还有一张你当时送给我的唐云先生画的《荷花图》,你拿去吧。
苏周刊:这张画他当时怎么送给您的呢?
范广畴:唐云先生的这张《荷花图》上面的荷叶有些破损了,叶子上的青色是汪亮自己加上去的,当时他觉得自己加得不满意,就送给了我。我很喜欢。我说既然你现在一张也没有了,那这张就还给你吧,也算是你对你先生的一点念想吧。他当时真的非常激动。有人听说了这件事说,唐云的画现在都卖到六位数了,你就这样送还给了他?我说当年他给我的时候也没叫我出一分钱,是他老师的画作,还给他也是应该的,我们讲的是一份情谊。
苏周刊:裱画是您一生的钟爱,您刻苦钻研了几十年,是否有什么遗憾?
范广畴:多大的遗憾也谈不上。我现在带了几个徒弟,虽然离社会对高技能苏裱人才的要求还有段距离。我只是希望把我的技艺能传承下去,只要你爱好这行业,肯学,我肯定毫无保留地教授,也希望新人们能刻苦钻研,不断提高技艺,当好苏裱技艺的接班人。我虽然干了几十年,但我还在学习、研究,我们这行真是学无止境,所以还需要不断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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