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人墓轶事

山塘街青山桥侧有座五人墓，明代天启六年（1626年），太监魏忠贤擅权，逮捕敢于忤逆阉党的周顺昌时，激起苏州市民的义愤，于是掀起了大规模的抗暴斗争。魏忠贤诬陷他们谋反，下令追查，“凡柝声聚众、持香号泣、骁雄贾勇、同情罪犯、击杀天使者，必悉诛无赦”。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等五人为保护民众，挺身投案，慷慨赴义。次年，崇祯帝接位，逮治阉党，拆毁魏忠贤的生祠，葬五人于此。复社领袖张溥撰《五人墓碑记》一文，高度赞扬了五人“激昂大义，蹈死不顾”的精神，后被编入《古文观止》，成为千古名篇。明末清初的戏曲家李玉以此史料创作了《清忠谱》，这是我国第一部反映市民斗争的历史剧。
　　现在我还要补充一些鲜为人知的逸事。
　　立于崇祯二年的《五人墓碑记》，刻碑的人叫马士鲤。天启年间，巡抚毛一鹭为魏忠贤建生祠，命马士鲤刻碑，他听到消息，连夜逃跑。当年魏大中被逮经过苏州，周顺昌欲将女儿许配给魏的孙子，仓促间无媒为证，马士鲤不怕牵连，自告奋勇：“非我莫之为也。”好义如此。
　　“五人之墓”四个大字，雄浑遒劲，碑侧有道光廿八年韩崇作的跋语，第一句“是碑高王父贞文府君所书”，一般人就很难理解了。其中“高王父”即高祖父，“贞文”是韩馨的亲友、门生给他的私谥，“府君”是子孙对先人的敬称。后面的意思是在崇祯元年所书，太仆寺卿吴默曾来信要求他写的，那书信现在还藏在家中，因题碑没署款，岁月滋久恐舛误，所以写了几行字以示来者。当时韩馨年仅八岁，善作擘窠大字。吴默写信给韩馨的父亲，有“非郎君不能运此笔”之语，可见极为推重，董其昌、陈元素等名士曾赋诗以赠。韩馨十三岁入郡学，有“文兼韩柳，书擅羲献”之誉。但他生不逢时，时值清兵南侵，改朝换代，遂绝意功名，在南显子巷构“洽隐堂”为栖隐之处，但他培养的侄儿韩菼后来却中了状元。
　　解元杨廷枢题写了“义风千古”四字坊额，原横枋已毁，现在这字是补写的。杨廷枢后来抗清被俘，不屈遇害。
　　吴默与另外两位贤士大夫文震孟、姚希孟出五十两银子买下五人首级，标记姓名，最初葬于吴家花坛下。阉党败，他独捐巨资，买地营葬，竖碑题识，“故今之墓中，全乎为五人也”，五人之名不朽，死可瞑目了，但“五人之家或有父母，或有孤嫠，茕茕无归，至为啼号”。于是文震孟作《五人义助疏》，得到了包括钱谦益、董其昌、陈继儒、张溥、杨廷枢等54位名士的响应。
　　最早为五人守墓的是葛成，他曾率领民众反抗税监，入狱十三年，释放后，因敬仰五人之高义，自愿为其守墓，崇祯三年病殁后，众人将他葬在五人墓侧。
　　后来守墓的是五人中杨念如侄儿的后代，墓园里盖了几间花房，以莳花为生。道光年间刑部尚书韩崶题写“奋乎百世”四字楷书并作后记，自述八九岁时跟随祖父到五人墓，告知他这巨碑上的字是先祖“八龄时手笔”。二人在碑下徘徊不忍离去，旁边有人问他了，他祖父说：“我是题写‘五人之墓’四字的后人。”那人笑道：“墓中人杨念如是我的远祖。”于是知道了杨念如还有后人。过了六十年，有个卖花人到他家，一问才知道他是杨念如七世侄孙，也就是小时候遇见那人的子孙，现在仍在守墓，也是一段相遇缘分了。最后一代守墓人叫杨桂福，1955年脑溢血死在花房里。1982年文物普查时，杨桂福妻捐出一张崇祯十年官府给颜佩韦等五人家属永免义冢税粮的帖子，压在箱底历经300多年了，实属不易。
　　民国年间戚饭牛在《天问阁杂俎》记载了这样一段史料：“宣统逊位后十六年丁卯（1927），适三百岁，苏州保墓会主事吴颖芝（荫培）探花，备牲牢酒醴致祭，予亦往观礼焉。呜呼，五人千古！”
　　周瘦鹃最喜爱的梅花叫“义士梅”。此梅来历不凡，后人为纪念五人，在墓畔植株铁骨红梅，称为“义士梅”。抗战时间苏州沦陷时，“义士梅”遭劫，落入花贩手中。周瘦鹃得知后，不惜重金，购下了这株老梅，制成梅桩，并赋诗十首，第一首写道：“铁干虬枝绣古苔，群芳谱里百花魁。托根曾在五人墓，尊号应封义士梅。”“文革”时期，这“义士梅”下落不明。
　　1956年修五人墓，将原来五个土墩用花岗石围成一个长方形的大墓，这一年其与葛贤墓一起被列为省级文保单位。原文管会主任王仁宇听谢孝思说：当时整修时，工人出于好奇心，曾挖开过坟墩，见里面果然有朽棺残骸。
　　1981年重修，扩展了北部墓区，把原来屹立在头门内的“五人之墓”巨碑移到享堂中央，又把附近原甘露律院废址内的明代《重修白公堤》石幢移到墓区，筑亭保护。
　　2009年又扩展了西部墓区，原在享堂东侧屋内的十多块凭吊周顺昌及五人诗词的书条石，移嵌到长廊墙间。

　□徐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