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超琼与定慧苏公祠

金鸡湖上的“李公堤”，让人们记住了晚清元和知县李超琼，而他留在古城苏州的印迹，其实不止“李公堤”一处。
　　清光绪十八年（1892）农历8月13日，“李公堤”落成后不久，李超琼（1846-1909）早早起身换上一袭便装，徒步走出元和县署，踱着方步往西边不远处的定慧寺而去。李公此行并非为了进香礼佛，他匆匆穿过殿堂廊庑，在僧人指引下直奔古寺后院。定慧寺佛堂香火鼎盛，后院却人迹罕至，三楹破败不堪的房屋依稀还能看出祠堂的规模，破屋背后是荒草满径的小园，池塘边有座“啸轩”孤独伫立。摩挲着祠堂西侧回廊上一块镌刻有北宋大文豪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谥号文忠）全身像的石碑，李超琼锁起了眉头。
　　李超琼是四川合江县人，与老家四川眉山的苏轼是同乡，想到这位自己素来崇敬的同乡前辈竟遭受如此冷落，李超琼心头很不是滋味，他决定尽己所能对这座祠堂加以修缮。令李公颇感无奈的是，此议并未引起上级多大的重视，所幸长洲知县王树棻、吴县知县凌焯对李公这一想法非常支持。三位知县经过商量，约定每人捐出俸钱十万，对破败的祠堂进行一次从里到外的整修。
　　此次李超琼发起修缮的祠堂，正是在苏州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定慧寺苏文忠公祠，它见证着苏轼与定慧寺的一段奇缘。北宋元祐八年（1093）被贬惠州的苏轼为答谢定慧寺僧人卓契顺不远千里前来传递家书，挥毫手书一卷《归去来兮辞》相赠。明正统五年（1440），巡抚周忱命定慧寺住持妙玹和尚将这篇《归去来兮辞》手迹刻于石碑以示纪念。清道光十四年（1834），时任苏州按察使的李彦章与本地官绅石韫玉、吴廷琛、顾沅等筹款在定慧寺北兴建苏文忠公祠，同时建亭存放《归去来兮辞》碑，名曰“苏亭”。两江总督
　　陶澍、江苏巡抚林则徐、布政使陈銮、
　　按察使怡良、盐运使俞德渊等官宦名
　　流纷纷鼎力相助。6年后的1840年，
　　苏州文人顾沅又在定慧寺北建造园林“辟疆小筑”，苏文忠公祠、苏亭亦被纳入其中，园中假山嵯峨，绿树婆娑，成为一时名胜。辟疆小筑在太平天国战争中被毁，战乱结束后“重葺”的苏公祠归入了定慧寺。
　　在李超琼的关心下，苏公祠修缮工程很快便顺利告竣。是年农历12月19日，李超琼早早料理完衙门公务，当天午时就来到苏公祠内，与潘祖同、朱以增、潘祖谦、郑文焯、张祥麟、宋枏、王树棻、凌焯、姚桐生、蒋一桂等11位苏州官绅、文人为苏轼庆祝857岁冥寿，直到傍晚方才散去。此次纪念活动中，李超琼赋长诗一首并亲笔誊录，题曰《苏文忠公祠在定慧寺内，庚申兵燹后重葺者也，壬辰秋祭诣焉，芜秽不治，顾之怃然，因有修复之思，
　　率成长句以柬同志》，由匠人钱邦铭镌刻于书条石之上，至今犹存。此后每逢农历12月19日苏轼诞辰，李超琼都会在苏公祠或衙署中举行纪念活动，缅怀这位极负盛名的文化名人。
　　苏公与李公虽处不同时代，但他们同为蜀人，又都在自己为官的地方留下了惠民长堤，难怪朴学大师俞樾在《李公堤记》中，将苏州的“李公堤”与杭州、惠州的“苏公堤”相提并论。在李超琼留下的日记与诗文中，已然将苏轼这位乡贤视作自己为政、为文的标杆。从这个角度上看，兴建“李公堤”的善政与修缮苏公祠的义举虽然一个立足民生，一个着眼文化，两者之间其实有着耐人寻味的关联。然而，相比李公堤的热闹繁华，只留下几方古碑的苏公祠如今却鲜为人知，不能不令人心生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