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熟地处江南，风景秀丽，素有“江南福地”的美誉。
从常熟发展历史来看，其最早行政建制，应该始于东吴孙权时期，即“析吴县虞乡置虞农都尉治之”，而此时的东吴政权正处在三足鼎立时期。三国局面初步稳定之后，孙权曾着手对所辖江南区域进行了行政变革和赋税制度改革，以此来增强吴国实力，而常熟应该是在此大背景下单独建制的。
东晋乃至南北朝时期，也是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重要时期。东晋元帝初期由于北方再次爆发战乱，大量的北方平民以及贵族南迁，江南一带开始设置侨州郡县。而常熟在海虞县北境曾侨设郯县、朐县、利城县，为南东海郡，应该就是安置北人南迁的。此时，司马睿也借此机会加大了对江南一带的经营，增强国力。东晋咸康七年（341年），吴地南沙乡升为南沙县，常熟地域并存海虞、南沙两县，到南齐永泰元年（498年），海虞县北境设海阳县，隶于晋陵郡，梁大同六年（540年），以南沙之地置常熟县，县治之地设在南沙城（即今福山），是为常熟县名之始。常熟在大量人口迁移过来之后，人口稳定增长和经济的发展让它的政治地位也不断得到提升。
唐朝以降，特别是安史之乱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再一次南移，苏州此时号称东南雄州，唐陆广微的《吴地记》称：常熟“管乡二十四”，其后集又载“常熟县十二都”，直到宋代，常熟属两浙路平江府。常熟境内设9乡，乡下设都、里、村。这些都可以说明常熟经济发展水平的逐步提升，是随着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发展起来的。
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江南有“苏湖熟、天下足”之美誉，而常熟有“原隰异壤，虽大水大旱，不能概之为灾，则岁得常稔”之说，县城物质交易频繁，所以此时常熟县内各种官署衙门、税务机构也开始在多处设置。与此同时，明清时期《县志》均记录了常熟丰富的物产，以及江南在精耕细作耕种技术下，粮食产量日益提升。这也符合明清时期江南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及发展规律。
常熟历史地位是随着中国历史变迁而变化和上升的，但是常熟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不是很多城市具备的。而古代常熟城市建设正是考虑到了常熟所处的地理环境，设计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杰作。从康熙《常熟县志》（以下简称《县志》）记录来看，“唐武德七年（624年），县治迁虞山之下，周城二百四十步，高一丈，厚四尺”，这基本上奠定了今后常熟县址位置。
常熟县址为何会迁？又为何会迁至虞山之下？一方面，笔者以为常熟政治及经济地位上升需要设城以守，唐朝武德年间迁城址的不止常熟，苏州府城此前也迁至横山脚下，这时期再回迁至今天苏州古城的位置。
常熟县址由福山迁移至虞山之后，常熟城逐步在虞山东南开始扩建发展。《县志》上说，“虞山而作镇，汲尚湖以为泉”，正是表达了常熟山水城市、宜居城市、人与自然和谐建城的理念，于是古代常熟城市建设依山傍水，临水而建。《县志》还说“虞山在县治西北一里，尚湖在县治西南四里”，这充分说明古代常熟城市建设也是从生存、发展角度来考虑的。
古代常熟城市建设选址，为什么会在虞山西北、尚湖西南一带呢？第一，此处地面较为开阔，能够有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第二，此处离大江大湖较远，有利于避免自然灾害；第三，此处河道畅通，水患可免。《县志》记载“琴川，相传县治前后横港七派，如琴弦，然皆发源虞山”，所以即使水流城中，但河道沟渠畅通，城内可免水患之灾。《县志·祥异》主要记载了从宋元丰年间至清康熙十九年间一些吉祥灾祸之事，其中记载常熟发大水的不少，城内舟楫入市，但没有记载淹死人事件，这些可以说明常熟城市选址的因地制宜、趋利避害、合理规划。
古代的常熟可以说偏安一隅，虽然《县志》讲到“常熟襟带扬子江，视为吴控扼之北户，自县西北，上接江阴届之涸、渎、浦……”。从今天来看，常熟北接长江，东连太仓、上海，地理位置优越，但是，古代时候上海、太仓的地位是今日无法比拟的，况且在生产力低下的年代，人们利用长江资源的能力也不足，码头集市多在运河上。所以不管是北人南迁，侨居如此，还是后人建城发展，应该都是为了以求生活安宁。
然而，仅有生活的安宁，不同外界交往，没有相应的物质贸易，没有外界文化输入和对外交流互动，是不利于城市发展的，所以常熟对外交通十分重要。江南之地，水路通达，多以舟楫为主。其中，常熟除了北靠长江以外，最主要的交通联系渠道应该是望虞河，此河利于大型船只通过，正好服务于城市发展。此外，元和塘连接常熟和苏州，从常熟外城河直到苏州外城河，至贸易繁华的山塘街十分便利。
所以，古代常熟城市建设充分考虑了城市所处的地理环境，一方面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一方面考虑城市交往发展。在如今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变化的背景下，了解古代城市建设思路对我们今天的启示就是，城市发展和建设在考虑经济因素的同时，同样要充分尊重自然环境，考虑城市的文化积淀，在此基础上谋划长远，结合现代区域环境变化和经济特点，推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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