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苏一叶
抬凿錾刻,在苏州传统民间工艺中堪称冷门,说此冷门,先得说文解字。这四个字,包含了三种手工技艺。所谓“抬凿”,是指在金属薄皮反面抬凿子,抬使正面凸起来,然后在正面凿,反复作业,使金属表面浮出图案。“錾刻”经常被人理解为一种金属工艺,实质上錾刻是两种金属工艺。一是錾凿,用小锤垂直敲击凿子在金属表面上行走,出现凹线条组成图案,且金属表面没有金属屑掉下来,对金银不产生浪费;二是雕刻。“錾无锋”而“刻有锋”,錾有錾的风格,刻有刻的风味,錾和刻的技艺经常并用完成作品。
这门金属工艺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始于春秋而盛于战国。在青铜器时代,工艺品上已出现浮雕,但当时的浮雕用的是浇铸技艺。到春秋战国时期,吴地青铜文化进入辉煌阶段,特别是在青铜礼器和兵器制造上,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从虎丘春秋墓出土的吴王阖闾剑、吴王夫差剑等器物。这些铜剑在剑首端部有许多同心圆凸纹,有的在宽仅四点四毫米的距离内,竟有四周同心圆凸纹,凸纹之间隔部分还有极其细密的绳纹,此外“吴王矛”的铭文也是錾刻的最好说明。
两汉时期,苏州的金银器制作相当成熟,采用了锤碟、掐丝、焊接多种工艺,此时金器制作已从青铜器传统工艺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金属手工艺门类。
唐宋时代,苏州经济繁荣商业发达。一批手工艺人云集苏州,金属工艺也成为众多行业中极为显著的一行。那个时期,金器极重视纹饰的繁缛绚丽,并日趋图案化,器物有杯、觞、壶、碟、炉等。吴地的金属工艺门类亦是齐全,制作的铜镜造型文饰都十分精美,其上的浮雕图案就是用抬凿技法完成的。在苏州做过刺史的白居易曾写出诗句“珠箔银屏迤逦开”,赞叹的就是苏州的金属制造技艺。晚唐五代时,流行于上层社会的主要是产自吴地的金银器,其造型秀美,制作技艺高超,最具代表性的当属1978年从苏州瑞光塔出土的文物——真珠舍利宝幢,其上的狮子就是抬凿技艺制作出来的。错金也是錾刻的表现,因为错金必须有錾刻技艺,在金属表面上錾出凹的线条图案。有了凹金的线条,才能镶嵌金丝或银丝,中国金属器皿的制造工艺和装饰风格也随之前进一大步。
元代金银饰品和制作工艺更精。錾刻、抬凿、锤碟、镂刻等金属工艺品种更多。金银器皿表面大多数采用錾刻技艺,尤其是錾花。1959年在苏州黄桥台师孟墓中出土的元代银八宝果盒、银扁盆、水孟、金碗等,其中花纹全部是錾花,做工十分精细。这一时期值得一提的是元代铸银工艺名匠朱碧山,他制作的银搓杯,整件以白银铸成,后加錾雕,头手云履等部分都是铸成后再焊接,是运用錾刻和雕镂技艺共同完成的一件金属艺术品。
明清时代,苏州金银饰品选料之精、磨弄之细、功夫之深堪称国内一流。据《燕闲贾笺》记载,苏州制造的细嵌金银填鼎、细嵌天鹿、辟邪象、金观音、弥勒等作品精美绝伦,这些精美背后都离不开錾凿技艺。乾隆、嘉庆年间是苏州金银首饰业兴旺时期,当时有大小银楼104家,规模较大的有悦来、天宝楼、恒孚、老万年,其中以恒孚银楼为第一。始创于嘉庆年间的恒孚银楼制作的鼎、杯盘、盒、环镯、锁以及寿星、八仙等工艺品上面都有錾花。
历史上錾字的錾凿技法都用于贵金属金银上的錾花,而錾刻的刻,就是雕刻,最著名的大家就是近代刻铜大师陈寅生,他采取刻线技法,效法现代的工笔画,于铜墨盒上自书自刻诗文、花鸟、山水、人物,赏心悦目,为时人所重。
1958年苏州创办龙门金银制品厂,为市民加工各种金银饰品,生意非常红火,继承锤堞、抬凿、錾刻、镂刻等传统工艺。老艺人张鸿祥为南京博物院仿制一具虎丘云岩寺塔出土的银质鎏金楠木椎箱,形制花纹一如原件,几乎乱真,用的正是抬凿、錾刻、焊接等传统技法。
虽然这门技艺十分小众,但从小生活在银匠世家的姚士荣还是传承下来了,被称为苏作金属技艺的“活化石”,他能全凭一锤、一錾在金属片上“绘制”出一幅幅美妙绝伦的图画。不论是植物的枝叶纹理还是动物的羽毛鳞甲,乃至人物的头发皱纹,都栩栩如生,不逊于宣纸上绘出的工笔画。2006年,姚士荣的作品《钟馗引福》挂屏获得第七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暨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百花杯”优秀作品奖;2009年,抬凿荷塘挂屏获得江苏省工艺美术精品展“艺博杯”银奖;2013年,抬凿牡丹台屏获得中国红博会金奖。2011年“金属凿刻”技艺被列为苏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次年,姚士荣被评为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如今,以抬凿錾刻为技艺制作的金属大件艺术品大多陈列在酒店大厅作为装饰,同时该技艺还运用于国内外宾馆餐厅的器皿、国宴选用的银盘碗筷杯碟上,甚至阿联酋等国的政要客商都慕名定制使用錾刻艺术的餐具及皇室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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