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球
2019年，对中国近代改良主义先驱冯桂芬来说，应该是个特别值得纪念的年份。210周年前，冯桂芬生于苏州阊门内申衙前。150周年前，由他领衔总纂的《同治·苏州府志》编修工程在古镇木渎正式启动，他为此倾注了生命最后5年的全部心血，编纂成了苏州历史上最后一部府志，为苏州的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145周年前，卷帙浩繁、多达150卷的《同治·苏州府志》正式成书，同年四月，他于木渎山塘街校邠庐病逝。
江南耆宿慨然担重任
苏州素有“方志之乡”美誉，地方志以数量多、质量上乘称誉于世。然而，由于历代战火以及自然灾害等因素，至清朝同治初原有的志书已是所存无几。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中，苏州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成为文化的重灾区。江苏巡抚吴元炳曾感慨：“余奉命来抚吴中，暇搜志乘，什不存一，喟然兴叹。（《重修苏州府志序》）”鉴此，苏州知府李铭皖决定启动重修《苏州府志》之举。
修志之首要在总纂（或称主编）人选。一部志书的成败得失、质量高低全系总纂一身。李铭皖慎重权衡，决定邀请冯桂芬担任府志的总纂。
当时居住在苏州城里的名流士绅还有不少，为何独聘冯桂芬呢？我们不妨先看看他的简历：冯桂芬（1809—1874），晚清思想家、文学家，字景亭，号林一，吴县（今苏州市）人。曾师从名臣林则徐。道光二十年（1840）考中一甲第二名进士榜眼，授翰林编修。咸丰初，在籍办团练。同治初，入李鸿章幕府。他少工骈文，中年后肆力古文，治学尤重经世致用之学。曾在上海设方言馆，培养西学人才，先后主讲金陵、上海、苏州多个书院。他最早表达了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成为中国近代改良主义的先驱。著有《校邠庐抗议》《说文解字段注考证》《显志堂诗文集》等。
选择冯桂芬的理由有以下几点：首先是政治立场坚定。太平天国攻克江宁（南京）后，他在苏州办团练。李秀成攻占苏州后，他避到上海，参与江浙官绅和英、法、美等国领事组成的会防局，又参与李鸿章幕府，为之出谋划策，并获得“三品衔四品卿衔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头衔。其次是社会名望高。他主张裁减苏、松两府和太仓州的赋额，倡导“采西学”制洋器”以中国“ “之伦常名教为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著有《校邠庐抗议》，名声大作，成为当时闻名遐迩的一代名士，李鸿章称他是“江南耆宿”。再次，他是苏州人，对苏州的历史、经济、文化等情况了解，并有所研究；且博学多才，“于学无所不贯”。还有一点，李铭皖与冯桂芬是“同年”，两人都是道光二十年（1840）庚子科进士。
当时冯桂芬已是花甲老人，健康状况也不太好，为此三年前就在木渎山塘街购得著名诗人沈德潜故居，取名校邠庐，把城里家中藏书全都搬到了木渎，《木渎小志》称“又筑高楼，牙签万轴”。他还在光福镇西崦湖傍购地建屋，拓地筑园，建造耕渔轩，准备隐身养老。
地方志编纂是一项十分艰巨的文化工程，但是在关系到苏州重大事件的关键时刻，正如当年亲自写信乞师南下一样，他再次毫不犹豫，挺身而出担当重任，并将修志局设在木渎自己的校邠庐里。
呕心沥血编良志
在李铭皖的大力支持下，冯桂芬“礼耆贤，招英俊，纲罗放失，纂述纪闻，优之以膏火，宽之以岁月，务臻详赡，足示来兹（郜云鹄《重修苏州府志序》）”。为了修好方志，他认真研究了苏州以前的几部府志，经过一番比较，认为乾隆年间编纂的《苏州府志》在体例上相对最完备合理，于是“悉遵乾隆志，而略为变通”。在此基础上，他认真制订了志书纲目，详细编制了采访计划及编撰方案。
地方志编纂工作是一项复杂工程，需要许多人的共同参与，精诚合作。一般的传统做法都是聘请当地耆旧宿士、名流硕儒，而冯桂芬没有这样做，他不拘一格，大胆启用了一批年轻人，负责分纂、采访、检校等工作。这些人有不少是冯桂芬在苏州紫阳、正谊书院讲学时的门生，他们没有显赫的官职，最多只是训导、教谕，没有一个进士，大多是贡生、举人而已。
为了编就一代良志，冯桂芬真可谓是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他统筹全局，布置任务，督促进度，认真审阅修改每一份初稿。至同治十三年（1874）春，洋洋数百万言的志稿初步具绪，编纂工作即将进入尾声。然而，冯桂芬积劳成疾，在这最后冲刺的关键时刻病倒了。同年四月溘然长逝，时年66岁。这对志书编纂工程来说是个重大损失。其好友、苏州紫阳书院山长俞樾在挽联中写道：今年夏以老病终，时方修苏州府志未竟，深为三“吴文献惜之。”
冯桂芬逝世后，郡守李铭皖出面让其哲嗣冯芳缉、冯芳植负责协调最后的总纂工作，两年后志书全部脱稿，终于“得成为一郡信史”。
冯志堪媲美范卢王三志
冯桂芬编纂的这部《苏州府志》，成稿于同治十三年，史称“同治志”。当时志书完稿后，由于经费、郡守离任等原因并未马上刻印，直至光绪八年（1882）才由江苏书局刻印流传，故亦称“光绪志”，因而还有人误把它当成两种书。
这部《苏州府志》共150卷，体例上主要遵照乾隆《苏州府志》，而稍略作了变通，前面有图，门类齐全，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冯桂芬真不愧是晚清学问大家，在纂修该志过程中发凡起例、舍取志材方面有独到的见解。因而这部《苏州府志》成为清末一部不可多得的佳志。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注重实地调查考察，确保志书质量。地方志是地情资料书，最大特点在于“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章学诚语）”，而要做到核、真，必须要通过大量的实地采访调查，收录第一手资料。冯桂芬做学问向来注重实用，编纂地方志尤重事实，当年在扬州编纂《两淮盐法志》时，他就曾“躬履盐场”。此次修志，为了确保志书质量成为信史，他聘请的各类采访人员多达11人（康熙、乾隆两部《苏州府志》都只有1人，道光《苏州府志》增至2人）。如此重视采访，实具有卓识。除此之外，一些编纂人员也亲自赴实地调查考察，据《叶昌炽年谱》记载，为方便府志的编纂工作，叶氏搬到木渎修志局中住宿，并经常和同事一起下乡采访古迹旧闻，凡道里、桥梁、坦庙、寺观、坊表、金石，靡不“一一考证。”他体质较差，登山考查碑版的时候，尚需要同事搀扶，但为了保证府志编纂的准确性，仍坚持爬山越岭，奔走于草莽荒原中。
第二，注重志书门类设置编排，力求科学合理。地方志是类书，门类设置编排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关系到志书质量。冯桂芬把全志150卷分为33门，对旧志中诸多不科学的门类进行了大胆调整。例如，道光府志在康熙府志“巡幸”基础上，又创立“宸翰”门，全是巡幸时颁赐诸名胜及本籍臣工者，末尾又附三条则，与巡幸全无关系。冯桂芬将“宸翰”内容依照康熙府志分附各次巡幸后，取消“宸翰”一门，这需要一定的胆识。再如，志中人物编排，此前旧志多分设有先贤、名臣、忠节、孝友、文学、艺术、隐逸、贞烈、流寓、仙释、方外等门类，事实上许多传主往往兼而有之，横跨几个门类。冯桂芬取消不合理分类，不强判标题”，分县“不分类，统一以县为序，按时间先后排列，十分清楚。各传主以正史、碑传为主，然后再旁参他书。又例有关田赋的记载，前志记载枝叶繁芜，每亩应输米粮银之数，阅之终篇无人能晓。冯桂芬以精通算学著称于时，他根据同治二年（1863）新定科则，将所属九县的田赋统排列成一表，简洁清楚，一目了然，并附旧章于后，经备参考。又缕述田赋层层加码以及种种弊端，反映出“吴下人民负担之重，国内为最”的状况。又远溯宋代以来田亩、户口、赋税、漕运、解支数和屯田、芦课、杂税、盐铁诸法的史实，备采《宋史》《明史》《续文献通考》《赋役全书》，以及有关官吏奏议、私人撰著的各种方志的记载，考述颇为翔实。
第三，采用先进绘图方法，保证志书的实用性。在今天看来，地图是志书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一般都放置在志书的前面。但是，早期的方志是没有地图的，后来编者虽然懂得地图的重要性，但由于没有科学的绘图技术，志书中的地图都是示意图而已，绘图不知计里开方之法，图与地不“能密合，无甚足用。大抵不审乎偏东西经度、北极高下纬度，不可以绘千里、万里之大图；不审乎罗经三百六十度方位及弓步丈尺，不可以绘百里、十里之小图。而绘小图视绘大图更难，以无显然之天度可据，全在辨方正位、量度丈尺，设有差忒，便不能勾心斗角。”在冯桂芬看来，采用科学方法绘图非常重要，在《校邠庐抗议》中专门写有“绘地图议”，他认为“此图既成，为用甚大，一用以均赋税，一用以稽旱潦，一用以兴水利，一用以改河道”。
为此，冯桂芬把自己的主张付诸实践，改变此前“旧志各图粗存大略，方位远近皆不可据”的状况，在这部府志卷首设有《苏州府九邑全图》《吴县图》《长洲元和两县图》《昆山新阳两县图》《常熟昭文两县图》《吴江震泽两县图》《太湖全图》等12幅地图，所用地图之多成为苏州旧志之最。这些地图全部采用绘图新法，并参用咸丰、同治两次履地实测绘制而成的，而且各有侧重，县图详载村镇，郡城图详载坊巷。为了突出苏州古城，先是用《苏城全图》，然后再用《苏州城东北角图》《苏州城西北角图》《苏州城东南角图》《苏州城西南角图》，全面反映古城面貌。这是前所未有的，对今天我们研究苏州古城的变化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此外，志书《杂记》中有关苏城阊门孙春阳南货铺经营规模和特色的记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当然也存在不足之处，最为明显的是，志书对太平天国所设的苏福省及其在苏州推行的一切措施，太平军各类代表人物及其业绩，一概予以摒弃。而对反太平军有功者，巨细无遗地一一褒彰，这对保存历史的真实性、完整性造成重大缺失，给后来研究者带来了困惑。
冯桂芬编纂的《同治·苏州府志》体例完备，编排科学合理，内容丰富翔实，许应荣称赞“是书虽非出一人之手，然大旨详而有体，足备吴中五十年来文献（《重修苏州府志序》）”。李铭皖在《重修苏州府志序》中评论说：审慎精严，独具手眼，诚足“以匡文体、翊史载，媲美于范、卢、王三志者也。”称它是一部可以与宋代范成大《吴郡志》、明代卢熊《苏州府志》及王鏊《姑苏志》比肩的佳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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