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嘉
尤侗的一生，称谓挺多。除了名、字、号，以及若干个“又号”，他小时候还被人称为“神童”，长大了被称为“真才子”，老了又被称为“老名士”。尤其是后两个称谓还分别出自两位皇帝之口。所以，看尤侗的故事注定会读到他的才华横溢和文学成就。
在故事里，尤侗总是显得多才多艺、风趣谐谑而风流倜傥。但是，尤侗不仅有一般苏州人皆有的温和中寓勇敢，而且他还在谐谑中寓有匡时救世的雄心壮志。
神童亦不顺
尤侗（1618－1707），字同人，一字展成，号三中子、西堂，又号悔庵，晚年又号艮斋（或艮翁）、西堂老人、梅花道人、万峰亭长、草草山人、止止窝主人等。
尤侗五岁启蒙，十二岁上家塾。正是青葱少年，怎么会喜欢形式刻板的科举时文呢？尤侗在馆课经史之外，常背着师长，去“偷”《老子》《离骚》《史记》之类的古文书读。课间游戏也与众不同，他不去爬墙打鸟，而是喜欢和小伙伴玩些诸如强记、对偶、射覆之类的小游戏。
业师吴世英看出尤侗天资聪颖，特别看重他，赞他为“神童”。十五岁时，尤侗去参加童子试。主考官是当时的太守史应选，史太守看了尤侗的考卷后说:“此子异日必以文名世。”
遗憾的是，尤侗没有通过院试，其后他又考了两次，直至十八岁才考取了秀才。这个年龄的秀才已经很不错了，但苏州惊才绝艳的“考神”太多，和那些才子们比起来，十八才中秀才，的确有点对不起“神童”这个称号。
之后，也没有“否极泰来”。中秀才后，尤侗继续进学，却接连五次应试都没有考中举人，直到顺治三年（1646），他29岁才考中副榜。
虽然科场不顺，但尤侗颇负才名，文人学士争相传诵他的诗文，名动吴中。其实，从他考试的经历来看，就能对他的才华管窥一斑。
顺治二年(1645)的岁考，尤侗的文章被选拔为第一，但其后的乡试，他却榜上无名。第二年即顺治三年(1646)，他再去参加乡试，被太仓州守李作楹看重，大力推荐，可是考官却觉得他的文章太过奇崛，只勉强给了个副榜。顺治五年(1648)，他去应科试，被督学苏铨选拔为第一，然等到乡试再次名落孙山。在后来的拔贡当中，又占了首位。
要么第一，要么落第，这往往都是才子，或者说是天才才会有的遭遇。
顺治六年(1649)，尤侗以拔贡生的身份，获得了廷试的机会。这次，尤侗廷试第七，应授推官，主考官张端爱惜他的才华，劝他三年后再考，以正榜入仕。尤侗接受了劝告，怅然一叹，回到苏州。
这时正是明清易代之际，既是承明旧习，又有遗老新恨，江南文人的集社活动兴盛热烈。尤侗回到家乡后，与吴兆骞、严绳孙等数十人在吴中也结了歌社，名为“慎交”，尤侗是领袖之一。
结社论道的日子过起来飞快，在吵吵嚷嚷中很快就过了。尤侗从嘈杂中抽身出来，继续艰难的科考。果然，没有最难，只有更难。顺治八年（1651）的乡试，尤侗不仅再次落榜，而且试卷也遗失了。对于这位著名才子的落第，主考官都为之“深相惋惜”，尤侗自己则只能嗟叹“命也！”“纵教捧檄愁行路，悔不扶锄学灌园。”
尤侗当然不可能真的去做灌园翁，他的名气早已响彻四方。先是京都会试，在旅次无聊间，尤侗作了三十首《论语诗》以代应制，诗成，吸引了祭酒王敬哉为之作序，然后传遍京城。接着，有人为难他说：“你可以用经来写诗，那你可以用曲来写文吗？”尤侗随即用《西厢记》中崔莺莺“临去秋波那一转”为题，作了篇时文，走笔而成，一座绝倒。后来，这篇“秋波”文还受到顺治皇帝的赏识，不仅对此文圈点，还连声感叹说“真才子”！
常规的时文写作，他总名落孙山；文人的机巧文字，他却写到了极致。
仕途亦不平
顺治九年(1652)，尤侗再次应试，这次被任命为永平府（今河北卢龙）推官。永平府靠近京师，满汉杂居，旗人跑马圈地的情况极为严重。满人仗势，强夺汉人田产，许多汉族百姓因此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可历届地方官都迫于旗人淫威，敢怒而不敢言。
新任刑官的尤侗不肯姑息。他刚刚到任不久，又有人来上告“投充”。旧例，地方官都害怕旗人，不肯受理的，尤侗却按照法律裁决，重罚投充人，把被夺田产悉数还给百姓。旗人还照老方法来威吓，尤侗理都不理。
这一来，尤侗可就得罪了有权有势的旗人，非议和诽谤顿生。做事之前，尤侗就知道会发生什么；发生之后，他当然不会被权势谤语吓倒。事后，他还题联于柱，向天下传达他为官的宗旨:“推论官评，有公是，有公非，务在扬清激浊；析理刑法，无失入，无失出，期于扶弱除强。”尽管权职有限，俸禄微薄，但尤侗在永平宦绩颇显。他责罚不法，恤刑断案；收捕衙蠹，扫清吏治；兴学重教，振兴人文；捐济百姓，尽职尽责。因此他政声卓著，深受当地民众的好评，所谓“父老称予者如出一口”是也。
但是尤侗的清官良吏之路却在顺治十二年（1655）被迫中断。他被旗丁设计，被判了“擅责投充”之罪，例应革职，幸而朝中有官员暗中帮忙，得以“改降二级调用”。
当初前来永平，尤侗一心“要使满汉归平亭”，不料却“从来祸福迭相倾”。对于尤侗的不幸遭遇，其同僚、上司均为之扼腕叹息。有人劝尤侗上疏为自己辩白，但尤侗这样骄傲的天才，怎么可能委曲求全？他拒绝了劝告，决心辞职，遂告别了短短四年的永平仕宦生涯，举家南归。
回乡路上本已寥落，幼子还在归途中夭折。抱着宦途失意与丧子之痛，三十九岁的尤侗回到了家乡。他在旧宅东边，整地营筑宅园，然后闭门读书，潜心治学，又广招门生，兴办私学，一时间桃李满门。到顺治十六年（1659），他的门生徐元文考中状元，轰动全城。
徐元文考中状元后，尤侗的名字也常常在顺治皇帝耳边响起。本来，顺治就很欣赏尤侗的才气，几次专门要内官去帮他找尤侗的文章来读，对他的《临去秋波那一转》和《讨蚤檄》赞不绝口，现在对着尤侗的学生，更加不掩饰对尤侗的赏识。
据史料记载，顺治多次询问尤侗情况：怎么会贬官的啊？现在做什么官啊？长啥样啊？多大年纪啊？“一日之间，垂询者三矣”“称才子者再”，很同情他的怀才不遇，并表示要予以提拔，可惜不久顺治皇帝就去世了。但顺治给尤侗“真才子”的赞语早不胫而走，尤侗之名天下皆知，人人都把他看作是文坛耆旧。
这当然是尤侗的实至名归，虽然场屋困顿，可是“小神童”“真才子”，这些称呼他都当得起。
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举行博学鸿词科考，兵部尚书王熙与工部尚书陈鼓永都举荐了尤侗。这时的尤侗已经六十岁了，功名之望早已慢慢冷却，隐居之意日盛，但他到底还是没有拒绝朋友的美意，应征入试，被列为二等第十一名，官授翰林院检讨，参与《明史》修纂。
修史不好修，一边是史家良知，一边是皇家意志，需要均衡，同时要辨别是非、在文献谬误里探寻真相。日子也不好过，一方面薪俸不高，另一方面翰林院进士多如牛毛，科举“学渣”的尤侗在这里尤其没有底气。不过，在史局的三年，却是尤侗大显身手的三年。新入翰林的五十人中，他年纪最大，又有名气，所以很受人尊重。
尤侗挑起大梁，一人独自负责撰写明人志、传三百多篇，在整个史馆同仁中名列第一，为编纂《明史》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这期间，他还与同僚合写了《平蜀诗文》，康熙见作者中有尤侗，便说道：“是老名士了！”金口既开，尤侗更是身价百倍。
他本人却已经不在意这些了。就在他刚到京城不久，妻子曹氏过世，尤侗悲痛欲绝。还没从伤逝中走出来，康熙十九年(1680)六月十七日，次子尤瑞英年早逝。其后，六月二十七日，五弟尤俊卒，十月五日，二兄尤价殁。半年之间三起生死变故，给尤侗带来了巨大的悲恸。“一家半载报三丧，两鬓惊添五夜霜。石火电光同絛忽，此中何处辨彭殇。”他只想归去，却被众人劝阻。
康熙二十一年(1682)，尤侗的长子尤珍中了进士，尤侗终了心愿，欢喜不已，上书谢恩的同时，再次表达了归乡之意。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春天，又传来亡子尤瑞的遗孀金氏殁去的消息，尤侗更加感念悲痛，绝意归去。不久，尤侗告老还乡，时年六十六岁。
这一次尤侗并没有回斜塘老家，而是在苏州城里的滚绣坊建了一座宅园，称之亦园。
亦园这个名字极富深意。尤侗的宅园比起那些大型园林来，是简陋多了，可是“亦算是个园林吧”，那么，就取名“亦园”吧！但是，由于尤侗的名望，“四方诸君子至吴门者，必过访亦园主人”，并为亦园留下了不少诗文。
康熙三十八年（1699），康熙南巡，尤侗迎驾，皇帝御书“鹤栖堂”匾额一块赐给尤侗，以示褒嘉。尤侗感到十分荣耀，便将匾额悬挂堂前，并自撰了楹联：“章皇天语真才子，圣上玉音老名士。”口气不无得意，但也不无风趣。
四年后，康熙再次南巡，又赐给他御书“家授侍讲”立轴一副，并在当地授予他翰林院侍讲的官职。一时间，乡人都把尤侗比为大诗人李白，羡其异遇。这年尤侗已八十六岁高龄了。
尤侗生性旷达，晚年尤著。他在苏州城西官山（在今藏书镇）给自己建造生圹，并为自己写好了墓志铭。然后在墓地两边建造了屋舍，经常“偕老友二三人往来觞咏于其中”，人还活着，却把预先为自己修好的坟墓当作了雅集之所，呼朋引伴在这里喝酒吟诗，真是让人瞠目结舌之余，感叹“风流近代所少”。
可能正是因为这种旷达的生死观，才使其得享八十七岁高寿。这一年，在亦园，这位大才子走完了多姿多彩的人生。据说，他去世后，皇太子依然牵挂他，向朱彝尊感慨“老成易谢，兹来又失一尤展成矣”！
心志亦不凡
尤侗思维敏捷，多才多艺，诗、词、曲、骈文无一不工，一生著述丰富。《清史稿·尤侗传》记载其“天才富赡，诗多新警之思，杂以谐谑，每一篇出，传诵遍人口”。他的作品也很受顺治皇帝和康熙皇帝的赞赏，史载顺治皇帝曾经“亲加批点”过尤侗的作品，还将《讨蚤檄》一文展示给翰林院学士们说：“此奇文也。”
他的诗文收入《西堂全集》，戏曲收入《西堂乐府》，不少作品表达了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对怀才不遇之人的同情。尽管大部分写的是生活琐事，但由于感情充沛，文字优美，一直受到人们的好评。因此，尤侗在清初的文坛上享有盛名，被吴伟业尊崇为“才子骚坛盟主”。
而其影响最大的是曲。许多人最早认识尤侗，就是因为他的戏剧家身份。
他的传奇和杂剧作品，文辞练达，气势激昂，具有诗剧特点，正如王士禛所称道的那样：“可使风云变色，自是天地间一种至文。”又寄托了自己的思想感情，是实实在在的“新编历史剧”，当时就获得很大声誉，尤其是《桃花源》《黑白卫》两传奇，轰动一时，反响巨大。
但他秉性活跃正直，早期刚入仕途，便秉公执法，还时常用诗文指斥时弊。后期境遇日隆，仍不改初衷。告老返乡后，虽说是闭门静修，但一直没有熄灭正道直行的雄心壮志。他的小品更多新惊之思，每每杂以谐谑，每一篇出，即传诵四方。
他在《今文存稿自序》中自我剖白说：“总而计之，予文约有三变……历此三变，予之技穷，而人之评亦定矣。虽然文之佳恶我自有之：我用我法，我获我心；固未易为一二俗人道也。”
此言得之！虽然他用语滑稽，所做的戏剧也常是假借他事，仿佛不经之谈，多风趣谐谑，但其诗文中开阖动荡、轩昂顿挫的气象，以及以诗载史、以戏剧刺时弊的做法，都是有所针砭，直词时弊。由此可见，他亦是一位具有崇高儒家理想的仁人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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