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生
苏州“灵岩山下有㠛村”，㠛村石因而得名，从汉代起，㠛村石就被开采用来制作砚台。㠛村产的砚台石品色泽古朴、典雅而妍丽，但是大量的㠛村石砚被当成澄泥砚，以至于苏州砚石在中国民间没太大知名度，只有收藏行家才知道它在中国砚史上的真正地位。
总把㠛㠛村石当澄泥
乾隆年间，内廷完成了一套重要砚谱的编纂，这就是著名的《西清砚谱》。砚谱呈现了清代宫廷的藏砚盛况，好古的乾隆皇帝显然对这些砚台一往情深，他作诗赋铭，并由当时的刻手将诗文一一刻上了砚台。
在这部砚谱中，多次出现了一种苏州的石砚：㠛村石砚。古书载苏州“灵岩山下有㠛村”，㠛村石因而得名，从汉代起，㠛村石就被开采用来制作砚台。
《西清砚谱》对于㠛村石砚十足尊重：“是谱荟萃古今得砚二百。陶则汉甓称首，而唐宋以下澄泥旧制胥隶焉；石则晋砚开先，而端歙㠛村诸旧石属焉。余若玉磁二种，虽曾载米史而流传颇鲜，且不适用；紫金红丝之类，虽诸家亦曾记录，而石质较逊，只堪附载，以备一体，不登正录……”也就是说，编纂者将历史上有名的红丝石砚、紫金石砚及宫中松花石砚都列入了附录，而㠛村石砚高居正册的地位。在当时皇家砚谱编纂者心目中，㠛村石砚与端砚、歙砚一样，是真正的主流砚种。
即便如此看重㠛村石砚，编纂者以及皇帝都闹了一个乌龙。《西清砚谱》中明确标注的㠛村石砚有5方，但事实上真正收录在谱中的㠛村石砚却远远不止这个数字！为什么呢？原来，还有大量的㠛村石砚被当成澄泥砚，以“澄泥砚”的身份出现在书中。
《西清砚谱》所录200方砚台中的90多方，目前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1997年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西清砚谱古砚特展》出版，这些旧时宫中藏砚以彩图形式亮相时，乾隆时期编纂者所谓的“澄泥砚”露出了真容——它们不就是㠛村石砚吗！
皇帝和大臣们都将㠛村石砚当成了澄泥砚，如果不是这样的张冠李戴，㠛村石砚在宫廷藏品中的数量仅次于端砚，远远多于其他砚石。㠛村石砚的规模和品级，由此可见一斑。
有意思的是，乾隆皇帝还组织了一次历时十年、跨越数省市的大规模澄泥砚烧制行动，原因是他试用了一方澄泥古砚，觉得特别好使。如今，他使用的这方砚收藏于日本，并以彩图形式刊登于《古名砚》——然而，这也不是真正的澄泥砚，而是很典型的苏州㠛村石砚。
好端端的㠛村石砚都被当成了澄泥砚，苏州砚的辉煌就这样被尘封了，以至于苏州砚石在中国民间没太大知名度，只有收藏行家才知道它在中国砚史上的真正地位。
墙内开花墙外香。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藏家来苏州考察，发现他们所收藏的澄泥砚都是苏州㠛村石砚。他们给予㠛村石极高的评价，日本藏家楠文夫说，它是“中国最美的砚石”。
苏州㠛村石砚主要有三类石品，分别是三个很有水乡风味的名称：鳝鱼黄、虾头红和蟹壳青，色泽古朴、典雅而妍丽。然而，更令藏家魂牵梦萦的，还是苏州砚石所承载的不可替代的工艺价值——苏作砚雕。
独领风骚的苏作砚雕
顾二娘是以刻砚为生的工匠，王子若是以镌刻为余事的文人。历史选择他们成为苏州砚刻的代言人，但在他们背后是大量的无名砚匠，他们并未砚史留名，却同样身负雕刻绝技。
苏州砚刻肇始于汉，最晚在五代两宋时期，砚刻技艺就已十分高明。而从明代中期到清早期，苏作砚雕毫无疑问是国内最高水准。
现在所见明代的苏州石砚，几乎没有一方不精彩的，可谓件件文雅。这是蔡金兴的收藏结论。十几年来，蔡金兴沉迷于一件事：收藏古代苏州㠛村石砚。蔡金兴是澄泥石刻（即㠛村石刻）的江苏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刻了几十年砚，如何更好地领会和传承古代苏作砚雕，是他一生的课题。
传承最纯正的古代技艺，首要条件便是深入研究古物，叩问古人的制砚精神。
天长日久，投入了无数时间和精力，蔡金兴收集的㠛村石古砚已有数百件之多。作为苏州本土砚石，古代㠛村石几乎都由苏州本土砚匠雕刻，这些古砚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们是苏作砚雕艺术的最直接载体。当这些原本散失在民间古玩市场的苏州古砚聚集在一起，便清晰地勾画出了历代㠛村石砚的雕刻脉络，苏州砚雕的发展轨迹一览无遗。
明代到清代早期的苏州砚刻，正从古雅走向华美，无论是明的古雅，还是清的华美，都堪称中国砚史之丰碑。
清代的华美当然是以顾二娘为代表，而明代的古雅就是两个字：线条。
明代苏州的砚雕家，是线条运用的大师，一方看似素简的砚台如何具有优雅的气质，其核心的秘诀就在于线条。
当时的苏州砚雕家们，将线条表达得炉火纯青。线条或虚，或实，或阴，或阳，或图案，或装饰，但无不挺拔、有力、简洁、概括。有时候一方方砚台，就像一幅幅抽象简约的现代画，然而内涵却是浓浓的东方元素。
在收藏过程中，蔡金兴发现：明代苏州古砚与苏州明式家具的风格是一致而且吻合的。众所周知，明式家具设计典雅、高贵，制作谨严、精细，而苏州正是明式家具的最重要产地，也是最杰出的代表。当我们把明式苏州古砚和苏州家具陈列在一起，就会发现这是一种天作之合，同样简洁而典雅，都擅长运用线条来丰富图式。
当这样的砚台放在苏作家具上，真是天然绝配！
为什么明代苏州砚刻特别雅致呢？显然，这与苏州文人的审美是分不开的。当时文人对书房用品极为讲究，他们需要的砚台不仅要实用，而且要能满足他们的审美。标准如此之高，砚工们能制作出高品位的砚台，也就不难理解了。况且，足够的证据显示，在那个时代，苏州工匠们的审美情趣也是十分高雅的。
“他人虽抚而仿之，终莫能及！”这句形容名震砚林的顾德邻的评语，大概也可以用来形容明代苏州素砚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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