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设计：章仁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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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岁月的河》，很偶然地漂流到我手中。熊大蘅阿姨是母亲的朋友，南昌二中“老三届”毕业生。她送我一本南昌二中1968届回忆青春的书，并嘱我写一篇书评。他们毕业26年后，我来到南昌二中，教了6年高中语文。所以，这篇书评于校友、于长辈、于乡情，都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老三届”是文革开始时，1966、1967、1968年三届的初中、高中毕业生。南昌二中1968届高一（4）班，属于老三届中的“老高一”：他们大约1949年前后出生，与共和国同龄，1965年进高中，1968年应届高中毕业。实际上老高一只读了一年高中，后面两年处于停课状态。因为闹文革，1968年的中国，出现了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六届中学生同年毕业的景观，产生了巨大的就业危机。
为了应对城市知识青年的就业危机，伟大领袖指示青年学生上山下乡，到农村的广阔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1968年，南昌二中高一（4）班的同学们，全部下放农村，分散在进贤、丰城、瑞金三个县，他们像一把种子撒在那片贫穷的土地上，从此开始了他们的知青岁月。
伟大领袖发出上山下乡指示的那天，是五月七日，下放人员因此统称“五·七大军”。像1700万下放知青一样，南昌二中1968届高一（4）班的同学们，一不小心就见证了历史，也亲身经历了历史。
在下放第一天，“即将离别之际，好像谁也没有依依不舍的心情，到处是同学们的欢声笑语，充满着热烈的喜庆气氛。工宣队长一声哨响，汽车发动了，一车车满脸稚气的年轻人，高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就这样被莫名其妙地送往了中国社会的最底层——乡下。”书中的描写，很容易让人想起诗人食指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然后对她大声地叫喊：/永远记着我，妈妈啊北京//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因为这是我的北京/是我的最后的北京。
无论他们是否能割舍属于自己的城市，他们就这样莫名其妙地离开城市，莫名其妙地来到农村，莫名其妙地开始修理地球的生活。
知青们来到农村，一开始并不受农民待见。他们从天而降，自然要分走农村有限的口粮，还不会干农活，挣不到工分，得照顾他们干轻一点的农活。知青的下放，令原本贫穷的农村经济更加雪上加霜。加之有些男知青们偷鸡摸狗，调皮捣蛋，所以很多下放的南昌知青，被当地老表唤做“南昌鬼子”，仿佛鬼子下乡扫荡一般。在原本应该读大学的年龄，南昌二中高一（4）班的同学们来到农村，成为了生产队社员，生产队干部，公社电影放映员，赤脚医生，赤脚老师，政治路线宣传队干事，以及后来的煤矿工人，铁路工人，入伍士兵，借调画家。
未来的孩子也许会奇怪，怎么医生和老师还有赤脚工作的？赤脚并非说他们工作时不穿鞋，而是说他们没有正式的国家编制，起于草莽，行于田间，真正的身份其实是农民。赤脚医生亦农亦医，忙时务农，闲时行医；赤脚老师又叫“民办教师”，在农村属于“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的职业，一个人往往要教不同年级、不同学科的乡村孩子们。
书中记录了一次无麻醉外科手术，女知青参加了为期半个月的“赤脚医生培训班”后，成为了村民啧啧称赞的“陈医师”。一次修堤坝引起的械斗，农民头上被打出一个倒V形创面，勇敢的陈医师一边翻着《赤脚医生手册》，一边给村民缝合皮肤。等缝完针以后，才知道缝针前应该先打麻醉针。
这样的细节在书中俯拾皆是，仿佛回放着一段段历史影像，让我们看到苦难历史中的荒诞生活。
还在下放之前，他们就经历了“破四旧”运动。南昌著名的佑民寺，始建于南朝梁天监年间，寺内有座远近闻名的大佛，身高一丈六尺，全身金装，号称“江西穷是穷，还有三万六千铜”。大佛当然没有逃离“破四旧”的厄运，工人们拿着气焊枪、氧气瓶、切割机、重磅大锤，对准大佛手臂喷出蓝色的火苗，火苗过处，铜水掉落一地：“里面係（是）泥巴耶，不係（是）铜耶！”金装大佛就这样被大卸八块，佑民寺也成了人满为患的大杂院。
同样荒诞的是，即使下放到穷乡僻壤，他们也无法逃离最高指示。当时的要求是，宣传最新指示不过夜。书中写到印象最深的一次，农民们半夜起来庆祝最新指示发表，知青睡眼惺忪地问工作队长：“什么最新指示？”队长激动地回答：“已阅，照办！”
南昌进贤的能人，因搞长途贩卖，父子俩一个被处决，一个判重刑，判决书写的是：投机倒把，屡教不改，非法牟利一万多元。知青们来到瑞金插队，发现不允许农民种经济效益好的经济作物，花生甘蔗的栽种面积被严格规定。那是一个仇富的时代，发家致富就是搞资本主义，要割资本主义尾巴。与此同时，城市里的红色贵族们，却享受着等级制输送的特供待遇。
插队不到一年，南昌知青章仁缘就被江西省“万岁馆”点名要人，抽调去参加全省建国二十周年国庆成果展、安源建馆历史画创作。他们画的自然是领袖题材，史实考证是支撑历史画作品成立与否的关键。章仁缘此前为井冈山博物馆画的油画《挑粮》，就是影响面很大、被人鞭挞的“篡改历史”的作品，在后来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中，为此屡遭批判、层层检讨过关，文艺创作完全沦为政治运动的风向标。
1968年，文革的第三个年头，《人民日报》8月7日刊登了这样三条通栏标题：
最大关怀最大信任最大支持最大鼓舞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和群众心连心
毛主席把外国朋友赠送的珍贵礼物转送给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人民日报》报道说：“这不仅是对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最大关怀，最大信任，最大支持，也是对正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团结战斗的全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最大鼓舞，最大关怀，最大教育，最大鞭策! ” 随后全国各地都掀起了喜收芒果的庆典高潮，江西乐安的721矿，有代表捧着一个芒果回来，全矿如同接驾般庆祝。南昌知青忍不住怀疑：“那几只芒果是什么材料的，否则，辗转那么久了，居然还健康着？”在疯狂的历史中，他们终于学会了怀疑，试图在历史的迷雾中，找寻自己的方向。
1967年南昌二中高一（4）班男同学支农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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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蘅阿姨说：“青春没有选择，青春不容后悔。”在苦难的生活中，总得寻找一点生活的意义吧。
他们扛起扁担，拿起锄头，握着镰刀，拽起犁耙，开始了农村生活：第一次耕田，第一次插秧，第一次拔秧，第一次砍柴，第一次挑大粪。他们亲眼目睹了农村的贫困，见证了劳动的艰辛，发现了劳动的美丽，更锻炼了青春的肩膀。
为了劳动，大蘅阿姨在星夜蛐蛐叫的时候，就来到稻田准备劳动。她是学生班里的“五好战士”，老农和大妈夸她：“学生班小熊做事比崽哩还舍己，她挑担子比崽哩还卖力，捞的禾沟比崽哩还干净！”因为到得太早，她在田埂上睡着了，连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陶渊明说：“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我们读诗觉得很美，真正做起来却倍加艰辛。因为吃得下睡得着，她的体重猛增到145斤，成为名副其实的“铁姑娘”，劳动一天的饭量是两斤米饭。是的，你没有看错，是两斤。只有吃饱了，他们才可能承担繁重的农活。
为了表现积极，两个知青合抬五六百斤的石头过独木桥，放下时闪了腰，从此疾患陪伴终身；右肩比左肩宽个半寸，从此穿衣服总是显示不对称；分的肥不小心洒了，于是用双手将黑乎乎、拱动着蛆虫的大粪充满敬畏地捧回粪桶。瑞金的知青，更是勇挑大粪。“一担粪装下来，双手双脚衣服裤子上沾了不少粪水，臭烘烘的。我们就这样挑着粪桶在县城招摇过市，全然不顾旁人的眼光，没有羞涩、不安、难为情，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体现我们真正地接受了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与劳动人民打成了一片。”只有将自己弄臭，才能真正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知青们积极地改造自己，要融入祖国的广阔天地中去。
然而，农村的贫困，完全超越了知青们的想象。让知青无法忍受的，是肚子吃不饱。严格意义上说，“吃不饱”不是没饭吃，而是没下饭的菜。农民们上工，还可以吃自家腌制的咸菜：芥菜泡的擦菜、盐水浸的辣子，腌的柚子皮、冬瓜皮、刀豆、萝卜干、霉豆腐。知青们一无所有，有的只是饥饿着的不断蠕动的肠胃。没菜吃的滋味，让他们刻骨铭心。饥饿来了，连茄子叶和豆角叶也得啃下去，粗糙的纤维和表面的绒毛，划疼了知青们的嗓子，但他们必须咽下去，活着就是胜利。
物质生活的贫乏还在其次，更贫乏的是精神生活。书中写到，公社放映队来放电影，在文化极度匮乏的农村，不亚于一次节日盛会，周围十里八村的乡民扶老携幼都赶来了。给大家带来欢乐的放映员是最受欢迎的尊贵客人，放映结束后还有点心吃，一碗面三个秤砣蛋。看过张艺谋导演的《一秒钟》，大家就能理解农民们看电影的过年心情了。看一场电影来回要走四五个小时，与百无聊赖的生活相比，走几十里路算什么！“时光荏苒，放映员的背影已渐行渐远，能倒回的是胶片，倒不回的是人生。这段经历是中国电影事业发展及乡村露天电影的缩写，那时露天电影是农民最丰富的文化大餐。”当我们坐在家里舒舒服服地看着投影电影，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知青们在月色下跋涉四五个小时，只是为了赶一场电影。
文革所带来的反智愚民潮流，农村自然无法幸免。再偏僻的村庄，都通了有线广播，村民们照例可以听到最高领袖的最高指示；无远弗届。敬祝伟大领袖万寿无疆，语录歌，革命样板戏，响彻在田间地头。书，是没有的。一本《新华字典》，被翻得硬壳封皮都卷了边。一部《史记》，被知青分几回顺走。因为没有书看，知青们晚上只好坐在河边的小土坡上，看天上的月亮，数天上的星星。日子就像门前的小河流水一样无声流淌，把知青们对父母、学校、老师、同学的思念，流向了远方。有一回，女知青从南昌带回来一套精装的《水浒传》，为了看书，她们特地从下埠集买回一盏带玻璃罩的小油灯，大家一起挑灯夜读。这事不知怎么被生产队长知道了，他教训知青们：“学生女仔，你们是知识青年，你们到农村来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不要被坏书迷了眼睛。你们要努力改造自己，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这样才对得起毛主席对你们的期望。”女知青无奈，蹲在灶前含着泪把书一页一页撕下来，塞进灶膛。没有书相伴的日子，日子照样过着，生活又回到原点，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晚上她们又坐在河边的小土坡上，看天上的月亮，数天上的星星。生活就像门前的流水，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青春，就这样默默流逝，不舍昼夜。
1967年南昌二中高一（4）班同学军训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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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苦难中，知青们的青春也绽放出芳华，那是苦难的芳华，放射出人性的光芒与扭曲。
性压抑的时代里，爱情是永远长不大的。下放到进贤插队的知青饶浩明，爱上了南昌老乡娜娜，一个高二女生。等待爱情长大的日子里，浩明油然生出对娜娜的丝丝怜爱，送给她一支钢笔和两本笔记本作为留念。他们独处一室，终于发乎情，止乎礼义，保持着纯洁的爱情。因为娜娜的出身是资产阶级，在南昌佑民寺有一栋私产楼房，最终他们分道扬镳，形同陌路。禁欲时代，爱情是奢侈品，与无产阶级、贫下中农无关。
不独知青压抑，农民也压抑。四十多岁的喜俚在晚上吹灯上床之后，他那因生活重担压迫而搁置很久的欲望，不知怎么复活了，对睡在一旁的娘子说道：“日一下吧。”要知道，他们已经半年没有日了。娘子想到家里的鸡明天会下一个蛋，凑在一起有八个鸡蛋，可以拿到集市上卖了换钱，想到好日子即将来临，说道：“你要日就日吧……” 喜俚大喜过望，正待入港，突然门外鸡窝传来阵阵母鸡的凄厉叫声。喜俚的娘子一跃而起，在门外捶胸顿足，咒骂豺狗偷鸡，诅咒老天，诅咒命运如此不公，诅咒如影随形的贫穷。喜俚娘子的诅咒，覆盖了整个村庄，覆盖了整个夜空，从黑夜到黎明。喜俚的下半身像打过霜一般蔫了，他的欲望也随之鸡飞蛋打，整天蔫头耷脑的。
农民们淳朴善良，有的知青成分不好，属于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等黑五类子女，或者资产阶级子女，但他们从来不歧视知青。知青们偷摘房东家的桃子吃，偷抓小卖部的糖果吃，农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与知青计较。他们体谅知青远离父母，年幼无知，在学校没有读到书。
他们同样有农民式的狡黠，为了打牙祭，村民们搞了一次忆苦思甜饭。男女老少笑逐颜开，气氛像过年一样。饭里照例得加几勺糠，以示不忘旧社会艰苦，更为堵人口实。一到寒冬，队里干部就期待生产队的牛冻死，可以名正言顺、正大光明、堂而皇之地吃牛肉了。会计结俚憨厚地说道：“我们等等等的就是这一天天天——”知青出于本能想保护耕牛不被冻死，却突然发现生产队长异样的眼神：表面上痛心疾首，实际上心花怒放。书中写到：他们交流的岂止是眼神，是贫困中求生本能啊！人之第一紧要，就是活着。知青也罢，农民也罢，莫不如此。
为了活下去，知青违心地打死自己养的土狗，只是为了迎合公社革委会方副主任。方副主任下乡宣讲“九大”精神，几次分神瞅着知青的狗，终于忍不住开口道：“打了它吃了咯。”一个下放知青，没有理由拒绝这位能决定知青命运的大人物，只好亲手将狗吊死。“知青狗”曾经给主人带来多少欢乐与慰藉，最后却死在自己最信任的主人手中，其中隐含了多少怜悯，嫌弃，鄙夷，蔑视，让人联想起巴金的《小狗包弟》，只想控诉那个黑暗的时代。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黑暗，终将过去。回家与回城，成为贯穿知青生活始终的主题，也成为知青活下去的生命动力。他们可以用八个小时走完六十多里长路，只为了回家。他们可以在两个孩子出生后，以高龄身份走进高考考场，只为了回城。每一位知青心中的渴望，就是由农民变成工人，由农业粮换成商品粮，由农业户口转为城镇户口。是家与城市，支撑他们走出了农村。
读完《岁月的河》这本书，感觉是沉重，心酸，温暖，坚定。
这本书成于众手，南昌二中1968届高一（4）班的同学们，每写完一篇，就发到班级群里。同学们会针对文章进行讨论与点评，这就是每篇文章后面的“e唱e和”。这一体例，让本书的写作，不止成为个人生活史，也成为集体生活史。它不仅是一部南昌二中的班级史，更是一部知青口述史，一部共和国的心灵史。1700万知青，成为共和国苦难史的注脚。1700万知青，用自己的青春和芳华，为共和国写下了一行行注脚。
那么，苦难到底有没有意义呢？索尔仁尼琴说过：重视苦难，却绝不歌颂苦难。如书中人物回莎莉所说：
青春插队，体民情，嚼菜根，权当有意义；
皓首回眸，审自己，索足迹，总算没白活。
就权当有意义吧。上山下乡给知青们提供了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最最严酷的环境，让他们“速成”，学会观察历史，学会怀疑人生，学会审视伟大领袖万丈光芒后的阴影。他们本来可以过有尊严的生活，不受人欺负的生活，却因为政治原因，被甩入历史的缝隙中，远离城市与亲人，在农村社会底层遭受挤压，尝遍了人生百味，吞咽下世态炎凉。这批共和国的同龄人，用自己的芳华告诉我们一个悖论：知青到农村去并非社会发展的必然，苦难并不等于成功，汗水原来与辉煌没有必然的联系。他们用自己的青春，论证了一个伟大思想的破产。来的时候敲锣打鼓，轰轰烈烈，走的时候各显神通，伤痕累累。为了回家与回城，知青们奋起高考，力图改变自己的命运。有多少女知青为了回城，屈辱地献上自己年轻的肉体，这些，全都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
中国知青一代的命运，在人类全部进化史、文明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绝无仅有、空前绝后的。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邓小平同志推动了三件事情：让农民自由种地，让学生自由读书，让商人自由做生意。这就够了，给人民自由，共和国就迎来了国家命运的转折。
当然，我们也不要忘记，知青们受的这些苦，几千年来中国的农民们一直受着。只不过，他们从来无法言说，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因为知青的上山下乡，我们才有可能一窥农村生活的艰辛与困苦。
从来就没有世外桃源，从来就没有救世主。
正如书中所说：有些东西永远不会老，比如记忆，比如希望。
2021年2月20日星期六
正月初九，于北京七贤村
1997年南昌二中高一（4）班同学相聚南昌
2019年南昌二中高一（4）班同学相聚进贤
2019年南昌二中高一（4）班部分同学聚会
章仁缘 画作《岁月的河》，已赠送母校
作者系中国美院原油画系主任，教授，南昌二中1968届高一（4）班学生
谨以此文，缅怀知青苦难而光辉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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