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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西嶽华山庙碑

东汉:西嶽华山庙碑





【题解】
《西岳华山庙碑》为纪功铭德,庄重的“庙堂文字”,整饬端庄。其结体方整匀称,气度典雅,点画俯仰有致,波磔分明多姿。 此碑以隶书写成,却篆意浓厚,兼有楷法,为汉碑佳品。 清代隶书名家金农曾盛赞“华山片石是吾 师”。明郭宗昌《金石史》称其“结体运意乃是汉隶之壮伟者”。清朱彝尊《金石文字跋尾》谓;“汉隶凡三种:一种方整,一种流丽,一种奇古。惟延熹《华岳碑》正变乖合,靡所不有,兼三者之长,当为汉隶第一品。《金石萃编》载:《华山碑》高七尺七寸,宽三尺六寸,字共二十二行,满行三十八字。额篆书阴文题“西岳华山庙碑”六字,碑末有“郭香察书”四字,有称书者为郭氏,唐徐浩《古迹记》以为蔡邕所书。

    汉代隶书。全称《西岳华山庙碑》,延熹四年(公元161年)四月刻,此碑与《礼器碑》一样被誉为汉隶中典范,结字堂堂正正,字、行距齐整,波磔秀美。清代朱彝尊评此碑说:“汉隶凡三种,一种方整,一种流丽,一种奇古。惟延熹《华岳碑》正变乖合,靡所不有,兼三者之长,当为汉隶第一品。”(《金石文字跋尾》)。刘熙载也说:“汉碑萧散如韩敕、孔宙,严密如衡方、张迁,皆隶之盛也,若华山庙碑,磅礴郁积,流漓顿挫,意味尤不可穷极。”(《艺概》)

 

【释文』

西嶽華山廟碑〉释文

   周禮職方氏,(河南山鎮曰崋,謂之西嶽,春秋傳曰,山嶽則配天,乾?定)位,山澤通氣,雲行雨施,既成萬物,易之義(也,祀典曰:日月星辰,所昭卬也,地理山川,所生殖也,功)加於民,祀以報之。禮記曰: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焉,自三五迭興,其奉山川,或在天子,或在(諸侯,是以唐虞疇咨四嶽,五歲壹巡狩,皆以四(時之中月,各省其方,親至其山,柴祭燔燎),〔夏〕商則未聞所損益,周鑒於二代,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亦有)事於方嶽,祀以圭(璧,樂奏六歌),高祖初興,改秦淫祀。 太宗承循,各詔有司,其山川在諸侯者,以時祠之。 孝武皇帝脩封禪之(禮),〔恩〕登假之道,巡省五嶽,禋祀豐〔備〕,故立宮其下,宮曰集靈宮,堅曰存僊壂,門曰望僊門。 仲宗之世,重使使者持(節祀)焉,歲一禱而三祠,後不承前,(至)於亡新,寖用丘虛,訖今垣趾營兆猶存,建武之元,事舉其中,禮從其省,但使二千石以歲時往(祠),其有風旱,禱請祈求,靡不報應,自是以來,百有餘年,有事西巡,輒過亨祭,然其所立碑石,刻(紀時事),文字摩滅,莫能存識,延熹四年七月甲子,弘農大守安國亭侯汝南袁逢,掌崋嶽之主位,應古制脩廢起頓,閔其若茲,深達和民事神之義,精通誠至礿祭之福,乃案經傳所載,原本所由,銘勒斯石,垂之於後,其辭曰:

巖巖西嶽,峻極穹蒼,奄有河朔,遂荒崋陽,觸石興雲,雨我農桑,資糧品物,亦相瑤光,崇冠二州,古曰雝梁,馮於豳岐,文武克昌,天子展義,巡狩省方,玉帛之贄,禮與岱亢,六樂之變,舞以致康,在漢中葉,建設宇堂,山嶽之守,是秩是望,侯惟安國,兼命斯章,尊脩靈基,肅共壇場,明德惟馨,神歆其芳,遏禳凶札,揫斂吉祥,歲其有年,民〔說〕無疆。 

  袁府君肅恭明神,易碑飾闕,會遷京兆尹,孫府君到,欽若嘉業,遵而成之,延熹八年四月廿九日甲子就,袁府君諱逢,字周陽,汝南女陽人,孫府君諱璆,字山陵,安平信都人,時令朱頡,字宣得,甘陵鄃人,丞張昉,字少游,河南京人,左尉唐佑,字君惠,河南密人,主者掾崋陰王萇,字得長,京兆尹監都水掾霸陵〔杜遷〕市石,遣〔書〕佐新豐郭?察書,刻者穎川邯鄲公脩〔蘇〕張,工郭君〔遷〕。

                                                                    


【拓本】

    碑书历受称颂,篆书碑额丽婉多姿,隶书碑文笔划丰润,变化多端,奇妙精绝,为汉碑佳品。汉碑多无书者姓名,此碑独刊。郭香察未见史录。唐宋时已受重视,碑石题刻颇多。原石金末元初毁佚,拓本流传很少。著名宋拓共4种:华阴本、长垣本、顺德本及四明本。此本即四明本,以四明丰熙旧藏而得名。虽较其他三本略晚,但为全拓整幅,碑额及唐代刻跋均完好保留,得观全貌,且为海内孤本。经宁波天一阁范氏藏,钱大昕父子、阮元、完颜崇实、端方、李汝谦、潘复递藏,后归香港胡惠春。

 

  “长垣本”,原为河北长垣王文荪旧藏,后为端方所有,民国初年流落日本,现藏东京上野书道博物馆。此拓本为宋时早拓本,碑文完整,是最全的一个本子。    “华阴本’’也是原石宋拓本,此本传拓最精,字口爽利,字神毕露。明万历年间为陕西东云驹所藏,后归华州郭宗昌。郭氏在天启年间命史明等重新装裱,并配有桦梨木面和红木匣,木面及木匣的四周刻满了著名金石家的题名,倍显珍贵。清初为华阴王宏撰所得,光绪年间归端方收藏,民国以后归吴乃琛。现藏北京故宮博物院。1975年胡惠春捐献文化部文物局拨故宫博物院藏。

 

  “四明本’’为明中期拓本,全拓整幅,能看清碑的全貌,其上的唐宋刻跋完整,是此本的长处。原为四明丰道旧藏,后归宁波天一阁范氏和端方。民国初年曾为潘复收藏。现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西岳华山庙碑》,四明本,是华山碑传世四种拓本之一,因明代藏在宁波丰熙万卷书楼,宁波古称四明,故以地名称之。

    此本整纸装裱一轴,未经剪裁,保存了汉碑的原形,留下了碑额两旁的唐人题名,这是其它三种拓本所缺少的。题名者有唐大和年间(829--830年)李商卿、张嗣庆、崔知白、李德裕、崔瑨、王式等名臣,还有北宋元丰八年(1085年)王子文题记。整幅纵175cm,横84.8cm。古纸斑驳,墨彩浓淡变幻。严可均题曰:“如轻云笼月,神骨俱存”,堪称绝妙好辞。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史学家钱大昕为编《天一阁碑目》访宁波,天一阁主人以四明本赠钱大昕之子东壁,于是此拓自江南携至北京。清末,此拓归两江总督端方,端方女儿与袁世凯之子结婚,以此作嫁妆。袁家败落,四明本辗转被香港人士胡惠春购得。1975年胡氏将此献予故宫博物院。

    宋欧阳修《集古录》、洪适《隶释》,清阮元《汉延熹西岳华山庙碑考》,张彦生《善本碑帖录》等书著录。

 

  “顺德本”,原为清马曰璐、马曰琯兄弟收藏,后归顺德李文田。此本的前五行为宋代的早期拓本,拓工较“长垣本”精,可惜中缺一半,另一半后由赵之谦双钩补上,传此拓本由李拙庵带往香港,现藏香港中文大学

【新印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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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拓两本:

长垣本:存字最多,日本书道博物馆藏,上海博物馆《法书至尊》印,原色原大,后跋缩小印,尚可;日本西东书房珂罗版印,黑白原大,后跋略去,较精。此本另有中国书店硬精装、“汉刻名碑”、日本《书菀》、二玄社“书迹名品丛刊”、台湾华正书局印。

    

顺德本:时间最早,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有香港中文大学(拓本部分原大)、陕西人民出版社(全页呈现但比例有缩小)原色印,尚可。此本另有香港中文大学、吉林文史出版社“中国著名碑帖选集”(翻印)、台湾均风出版社(翻印作伪印)黑白印。

   

明拓两本:

华阴本:题跋最丰,北京故宫藏,文物出版社蓝皮8开印,原色原大,跋文亦全,较精。此本另有文物出版社线装8开(跋文有删减)、12开、“历代碑帖法书选”、复制品、紫禁城出版社“故宫博物院珍藏历代碑帖墨迹选”、上海书画珂罗版、“中国碑帖经典”、“历代名帖自学选本”、人美“中国碑刻全集”、中国书店硬精装、河南美术《汉碑全集》、“中国历代名碑名帖精选”、台湾华正书局印等印。



四明本:整拓,时间最晚,北京故宫藏,最好的印本当属卷轴装原色仿真本,极精;另有台湾华正书局线装与中国书店硬精装黑白印,割做裱本,翻自民国老印本,效果平平。


名人临帖经验谈】
   来楚生(1903—1975),原名稷,号然犀。别号很多,有负翁、一技、木人、非叶、楚凫、怀旦等,晚处易字初生,亦作初升。书斋名有然犀室、安处楼。浙江潇山人。1921年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24年毕业后曾在杭州组织莼社从事书画活动。1937年移居上海,组织东南书画社,曾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及新华艺术专科学校教师。1946年在上海“中国画苑”举行个展。1956年任上海中国画院画师。1962年调上海文史馆。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曾任美协上海分会理事,上海书法篆刻研究会常务理事。
     王旭堂(1913─2001),字明九,笔名象,后以字行世。原中国民族博物馆艺术顾问、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天津市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祖籍浙江绍兴,以博大精深、成就斐然的传统书法艺术造诣,令世人瞩目。

幼年时,王明九曾就读私塾十二年,再受业于程学川太史(光绪甲辰年翰林)。由于家庭影响,明九先生从八岁开笔学书。初学楷书,以颜真卿的《麻姑仙坛碑》、《争座位帖》、《祭侄文稿》,柳公权的《玄秘塔》、《神策碑》等碑帖入手,日课大字五百,整整四年,把颜柳两家法书写得神形兼备,惟妙惟肖。继之,改学欧阳洵的《澧泉铭》、《化度寺》、褚遂良的《倪宽赞》等,三年时光,写得笔笔清健、字字秀逸,深得欧、褚神韵。晚年,明九先生致力于书法理论的研究和编撰工作,先后出版了用楷、草、隶、篆、行五种字体书写的《新道德三字经》,用二十一种字体书写的《新春联》,和以分类举例的方法,介绍各种形体的汉字,应怎样根据大、 

小、疏、密、肥、瘦、长、短等不同特点,以俯、仰、向、背、屈、伸等法,变换使用于每个字的撇、捺、勾、点、挑、横、竖等,使楷书写得方整、匀称、舒展、端稳,帮助初学者克服因难于理解字体结构安排的要领,而出现的散乱、偏重、倾斜、狂怪、窄狭、犯碍等现象,起到通向高深境界的桥梁作用的《楷书结构规律》等十数种著作和碑帖。这些书出版发行后,仅两、三天即一售而光,应广大书法爱好者要求再版发行后,又在两、三天里售完。王明九先后被收入《世界当代著名书画篆刻家大辞典》、《世界当代著名书画家真迹博览大典》、《中国当代文艺家名人录》、《中国美术年鉴》、《中国人物年鉴1991》等国内外出版的数十部名人典集,还被国际艺术家联合会、世界华人书画专家教授艺术促进联盟等十六家单位,联合授予"世界书画艺术名人"称号。
王明九老人在整整八十载的翰墨生涯中,在中国近五千年的精品文字碑帖之间广收博采,南帖北碑相融,从而逐步形成精、深、华、妙的艺术风格,在中国书坛墨苑独树一帜。王老先生女儿介绍,先生生前酷爱汉隶《西嶽华山庙碑》。
    李燕---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的著名书画,是我国近现代写意花鸟画大师李苦禅之子,他全面继承家学,具有深厚的国学修养和书画造诣。他在从事绘画和教学工作之余,长期坚持临帖、读帖和创作,倡导学习书法必须深入传统和经典,厌弃书法创作中的急功近利之流。
     我学习书法艺术是家学加上科班,我生活在这样一个画家的家庭,苦禅老人书画并重,他非常强调练字。他建议我不要老在家里学,这样局限于家学,要到学校去,转益多师是我师。1958年我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附中。1960年我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国画系有书法篆刻课,由齐白石弟子刘冰庵教授。那时,苦禅老人还介绍我到国学家、书法家包于轨先生家里去学,每周日我到他家里听一小时课,还到另一个书法家孙墨佛老先生家里听他讲《孙过庭书谱》,他写《书谱》写了一百年,去世时107岁。包于轨建议书法从碑开始打基础,这样书法不会写流了,有根底,这和读书一样,苏东坡讲:“不好读书则游谈无根。”不临碑帖则下笔无本。现在有很多人分不清汉隶和汉碑,分不清汉隶和唐隶。他说,现在很多人写的是唐隶,而看到的是汉碑,这汉碑里既有人工创造的笔法,也有大自然创造的金石之美。汉碑里也分不同的档次,集汉碑之大成的首推《汉西岳华山庙碑》,此碑已被雷劈碎,拓本传世极少,最好的拓本是保存在日本的“长垣本”,北京故宫博物院保存的是“华阴本”,据说还有“四明本”等等。比较起来,现在人们写汉碑笔法太简单,尤其是以清代的伊秉绶为代表的“蚕头鼠尾”。还有追求变化的,如何绍基,结果变化太过分,变得非常造作,造作就不美。这和唱戏一样,行腔要自然,随便加一些腔调就会做作。包于轨先生就主张以《华山庙碑》为统领,然后参照欹峭峻秀的《礼器碑》,古拙雄浑的《张迁碑》,后来天津武清出土的《鲜于璜碑》与《张迁碑》如出一辙,属于古拙一格。如果追求秀美,可学《曹全碑》。此外,可参照《孔宙碑》、《史晨碑》等,也就是说以隶书来打底子。然后,再逐渐学一些魏碑,先父首推《郑道昭云峰山摩崖刻石》,其刻工精良,结体之美,笔法之丰,苦禅老人评价此碑为魏碑第一,真书第一。日本书法界认为不到云峰山不配当书法家。《郑文公碑》是其中的摩崖刻石之一,先父苦禅老人对此碑极为推崇,用功最勤。认为它像埋过的钢筋,把无限的张力和内美、结体间架的美、用笔丰富变化等融为一体,是北碑中的上品。在老前辈的教导下,我基本上是以汉碑、魏碑打底子。这其中还不乏读碑,如《龙门二十品》等。后来美院学生到龙门实习,发现山沟里还有一些小造像,学生们将土挖开之后,就自己动手拓碑,有一些学生将山上拓出来的造像拓片送给我父亲,他高兴极了。其实有的造像字的刻工估计是没有写,而是直接拿刀刻出来的。这个刻出来的字和写出来的字不一样。有的魏碑可以看出是先有书丹而后刻的,而恰恰龙门造像有相当一批是没有书丹而马上刻就的。当然在魏碑中还有大爨(《爨龙颜碑》)和小爨(《爨宝子碑》),也是非常古拙的一格。还有龙门造像中唯一阳文石刻——《始平公造像》,这些都要参照着去写。有了这些根底后,结合南派的东西,如草书、行书,北派的风骨加上南派的韵味,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写出来的书法作品才显得更美。这既是先父在继承书法艺术过程中谈的一些体会,也是我的教材。我是按照老人的教导来学习书法的,同时,我根据先父有关画家字的思想,经常把自己的书法和绘画结合起来。比如,现在市场上出现了一些我的假画,从“猴子”的神态上一看就知是假的,因为他们没有我的书法功底。假画中的猴子尾巴像面条,里面没有骨头,手指头没有骨节的解剖结构,更没有猴子的灵气。
   到了明代以后,可以说完全的、彻底的把书法融入到绘画创作中。石涛说:“至人无法,无法之法乃为至法。”这个“无法”也是法。所以真正达到“忘法”而法自在的还是八大山人,它达到了释尊所云的“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今付无法时,法法何曾法!”达到这一至高境界者,今有几人乎?所以,苦禅老人认为八大山人的书法高石涛多矣!认为“八大山人书法乃王右军之后第一人”。可细品之,如摹习之,或过而板滞,或不及而柔弱。真要达此境界还须从全面文化功夫练过来,臻于悟性,成于自然,求之不得,得之未求。总之,书画同理,不可不察
              (《访著名书画家李燕》中国艺术报 中国书法学报 2007年2月2日第一版

  此碑与《乙瑛》、 《礼器》诸碑有许多相似之处。其结字上部紧收,下部舒展,既保留了《乙瑛》、《史晨》等碑的端庄又将其舒展之势加以夸张。整体气息华美遒丽、朴茂厚重的《华山庙碑》至今仍不失为习隶优秀范本。我们在看到此碑的诸多优点的同时亦应注意其不足。在学习隶书时扬长避短,研究隶变之规律,上追高古之气,善于吸收汉碑精华,避免堕入唐隶之流。
 ( 参考《青少年书法》2001年第2期《端雅轨正 冲和遒密  ——汉<华山庙碑>书法浅析 》 文/于生德)


《汉西岳华山庙碑》与扬州

 

东汉名碑《汉西岳华庙碑》刻于桓帝廷熹八年(165)郡守袁逢刻,原在陕西省华阴县西岳庙中。此碑碑文记述周至汉间,历朝祭西岳祀典,也记载了弘农太守袁逢主持修葺西岳庙的经过。后来袁氏迁京兆尹,继任太守孙璆在四年之后完成了修缮工程,并立此石碑。碑高七尺七寸,宽三尺六寸,字共二十二行,满行三十七字。碑额篆书西岳华山庙碑六字,碑文用隶书体,为新丰郭香察书,但郭香察未见于史录。《汉西岳华庙碑》的拓本传承、庙碑考证、书风的影响与石碑的重刻都与历史文化名城扬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宋拓汉刻 郭香察《西岳华山庙碑》

一代名碑成绝响

《汉西岳华庙碑》原石自汉迄唐宋,大致完整,后来右部损坏百余字。碑额两旁有唐人李商卿、张嗣庆、李德裕等人的题名,碑右下方有北宋元丰八年(1085年)王子文题记。 此碑在唐代早已为人所重视,当时就有拓本,但未流传下来。

《汉西岳华庙碑》碑文隶书书写不束缚,不驰骤,字形方整,运笔凝炼,而结构紧密,波势挺拔有力,方正中寓变化;并且强调了每字中的抑扬和加强了波磔,更显出整体的庄严和雄伟,是东汉碑版中的妙品,亦代表了东汉碑刻隶书中的端正华美面貌。明郭宗昌《金石史》称其结体运意乃是汉隶之壮伟者。 清代朱彝尊评此碑说:汉隶凡三种,一种方整,一种流丽,一种奇古。惟延熹《华岳碑》正变乖合,靡所不有,兼三者之长,当为汉隶第一品。”(《金石文字跋尾》)。刘熙载也说:汉碑萧散如韩敕、孔宙,严密如衡方、张迁,皆隶之盛也,若华山庙碑,磅礴郁积,流漓顿挫,意味尤不可穷极。”(《艺概》翁方纲则说:朱竹垞于汉隶最推是碑。以余平心论之,则汉隶自以《礼器碑》为最。此碑上通篆,下亦通楷,借以观前后变割之所以然,则于书道源流是碑为易见也。使人易见者,非其至者也。”(《两汉金石记》)该碑在历史上地位极高,历代大儒和文化名士以能目睹该碑或碑之拓本为生平幸事,因此,在碑或拓本上题名、观款、题跋的人士就有300余人,是历代题刻最多的碑石,无碑能出其右。

可惜的是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陕西关中大地震后仆倒,不久为无知复建者捣碎衬砌庙基,所以至今已了无痕迹可寻,成为绝响。

两拓本曾驻扬州

《汉西岳华庙碑》传世拓本极少,幸存下来的原石拓本有四种,分别是:“玲珑山馆本”、四明本长垣本华阴本, 其中“玲珑山馆本”只有半本,故有三本半之谓。各种拓本的收藏在历史的长河中也辗转迁移,跌荡起伏,充满了传奇色彩。其中“玲珑山馆本”和四明本曾驻留在扬州。

《西岳华山庙碑》玲珑山馆本

“玲珑山馆本”为宋代的早期拓本,碑文的前五行未断,施墨打拓的时间当早于《长垣本》,摹拓极精,神采奕奕,是四本中最佳的一本。原系清“扬州八怪之一”金农藏本,碑文尚完整,其后归扬州盐商马曰琯、曰璐兄弟收藏,加盖“小玲珑”、“马”等印。晚清时广东顺德李文田(故又称顺德本) 督学江西,以三百金俸银购得,成为他泰华楼中的珍品。此时已脱去二版,失九十六字,李文田曾延请赵之谦从勾本中补缺二页,胡矍又从《长垣本》中勾二页。光绪末年,两江总督端方曾用尽心机,想从李氏之子手中收购此帖,但未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传此拓本由李氏后裔李拙庵带往香港归利荣森先生之北山堂,后利氏捐赠此帖,以庆祝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所新厦落成及文物馆成立。


  

              《西岳华山庙碑》三种版本

《西岳华山庙碑》四明本

 “四明本”,为明中期拓本,虽较其他三本略晚,但全拓整幅,能看清碑的全貌,且为海内孤本,其上的唐宋刻跋完整,给人以宏伟壮观的气派,这是此本的长处。明时宁波丰熙万卷楼与范钦天一阁所藏,宁波古称四明。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史学家钱大昕为编《天一阁碑目》访宁波,天一阁主人以四明本赠钱大昕之子东壁,于是此拓自江南携至北京。嘉庆十三年(1808年),阮元从钱大昕之子钱东壁购得所藏《西岳华山碑》四明本拓片。清末,此拓本归两江总督端方,端方女儿与袁世凯之子结婚,以此作嫁妆。袁家败落,于民国初年曾为李汝谦、潘复收藏。后辗转被“金融巨子”、中国交通银行董事长胡笔江(扬州人)之子胡惠春购得。因1964年请访港的章士钊先生题跋,有言在先,应归国家永宝,故章去世后的1975年胡惠春践前诺,将此本捐赠北京故宫博物院。裱轴四周有翁方纲、陈崇本、阮元、何绍基等人题记,几百年来不缺不烂,赖以窥见原碑全貌,为他本所不及,现藏故宫博物馆。古纸斑驳,墨彩浓淡变幻。严可均题曰:如轻云笼月,神骨俱存,堪称绝妙好辞。

《西岳华山庙碑》长垣本

《西岳华山庙碑》华阴本

还有两种拓本是“长垣本”和“华阴本”。“长垣本”, 也称商邱本。 此拓本为宋时早拓本,字迹只损十字,碑文完整,是最旧也是最全的一个本子,但拓手不精,神采差些。因明代曾藏长垣(今属河南)王文荪处,入清后藏商邱宋荦处,故有此两称。其后为陈崇本、永瑆、端方所递藏。后有吴让之、朱彝尊、宋荦、翁方纲、阮元、何绍基、翁同和等人题跋。“长垣本”则后为天津某氏所有,不久由法院罚没经售,索价三万金。1929年集藏家、作家、学者和书画家于一身的中村不折收购,流入日本,为现藏东京中村不折氏家族之上野书道博物馆。碑册末页其题“时昭和四年(1929八月廿四日长垣本华山碑归于敝斋”字迹见证归宿。“华阴本”,亦称关中本。它也是原石宋拓本,此本传拓最精,字口爽利,字神毕露。原碑的第一行至十七行损泐一百余字,较长垣、顺德本拓得晚,约在宋、元之间。明万历年间为曾藏陕西华阴商云驹、云肇兄弟之墨庄楼,后归华州郭宗昌。郭氏在天启年间命史明等重新装裱,并配有桦梨木面和红木匣,木面及木匣的四周刻满了著名金石家的题名,倍显珍贵。有朱文翰篆书题签,明清北南名公硕儒题跋如郭宗昌、王铎、翁方纲、吴云、吴载熙、阮元、何绍基、吴荣光、杨守敬、刘鹗、翁同龢、罗振玉等230余条。其中王弘撰跋云:倡明汉隶当与昌黎文起八代同功;朱筠跋专从六书理论考究碑文字形结构,以证篆、隶、楷之递变;朱锡庚跋详叙《华山碑》诸拓本流传递藏经过,均有较高学术价值。清初归华阴王弘撰,告戒子孙不得乞人跋尾。康熙年归淮安张力臣,后归吴江周仪(确斋)。乾隆年归凌如焕、黄星槎、朱筠(彝尊)等递藏。嘉庆年为朱筠之子朱锡庚收藏,道光年归梁章钜,光绪年归端方收藏,民国以后为吴乃琛藏,现藏故宫博物馆。

清末,除“玲珑山馆本”外三本曾作短暂汇聚,俱为两江总督端方网罗,因颜其斋堂曰“宝华盦”,又曾用尽心机,想从李氏之子手中收购“玲珑山馆本”,但未成功。不久因辛亥革命爆发,端方入蜀死于非命,庋藏星散。

几代学人精研读

曾拥有《西岳华山庙碑》拓本的“扬州八怪”之一金农博学多才,精通金石,书画独开蹊径,立意新奇。他早年受时风熏陶,隶书初师《夏承碑》,后学《西岳华山庙碑》。在金农文集没有收录的一首佚诗《鲁中杂诗》中,有会稽内史负俗姿,字学荒疏笑骋驰。耻向书家作奴婢,华山片石是吾师的句子,是金农评论《西岳华山庙碑》的话。他学习《西岳华山庙碑》,取其方严凝重之致,但脱出时风之外。金农的隶书也因体势不同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以圆笔为主、兼有方笔,结体方中趋扁,充实宽博,得力于《西岳华山庙碑》以及《夏承》、《衡方》等汉隶,却不相雷同。其变法的画龙点睛之处在于:不显蚕头燕尾,放粗横画,压紧横画间的空隙,赋予长撇左向斜势。这样一来,不但兼容并蓄汉隶各品的形、神精华,而且铸出自己浑厚朴奇的风格特色。另一类则以漆书方法为之,纯以方笔写出,横画长阔,竖画短细,起折方棱,收势锐利,间以掠笔,其风骨神韵,钝崛峻整,刚健清新。日本学者评之为如挂袈裟,衣纹直下,富有奇趣。漆书和用漆书法写的黑、满、粗、重一路楷书,同被举为最有首创性的金农体

节临西岳华山庙碑(纸本局部)

金农的楷隶以今藏故宫博物院的《临西岳华山庙碑册》为最早,时在雍正十二年(1734),金农四十八岁,盐商马氏兄弟于小玲珑山馆雅集,金农与多位好友参加。书有《临西岳华山庙碑册》。此册《临西岳华山庙碑》显然是金农以《华山碑》为实验底本进行的创作,不仅笔法、结字与《华山庙碑》相去甚远,与其在四十岁以后形成的隶书风格比较,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异。在用笔上,一改过去横粗竖细而成为横竖粗细均匀,并含蓄波挑和掠笔,横画下笔近于楷书,最重要的是掠笔绝去他最喜用的倒薤撇法。在结字上,易扁为方,并多用楷书结体。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凡重复出现的字,金农不仅不作避让,反而故意追求一模一样。在墨法上追求统一而无变化,基本上没有浓淡干湿的任何变化。风格上省减华采,平实得让人感觉在刻意追求平板单调。这样的作品,虽用《华山庙碑》化出,但已无汉隶的特征。乾隆二十三年(1758),金农书有《漆书西岳华山庙碑轴》。

高凤翰隶书作品

另一位“扬州八怪之一”高凤翰书法从欧阳询,柳公权入手,后上追钟繇、张芝,浸淫于汉魏碑刻。曾手勾扬州马氏小玲珑山馆藏宋本《西岳华山庙碑》。高凤翰精于隶法,受郑谷口、张杞园、张卯君影响,此隶书取法《曹全》《史晨》诸碑,近学郑簠,结体端整秀润,撇划处增流动飘逸之势,间参草法,笔法厚实雄健。款署'南村弟翰,书请耀老老长兄先生斧政。己酉祀灶日。己酉为雍正七年(1729),是他四十七岁时所作。现藏上海博物馆。

阮元摹写《西岳华山庙碑》

“扬州学派”巨擘阮元精于金石考据,探究各种书体源流,强调尊碑柳帖,力倡学者宗法北碑。嘉庆十三年(1808),阮元从钱大昕之子钱东壁手中购得《华山碑》四明本拓片,阮元在自己的《金石十事记》中将“得四明本全拓《延熹华山庙碑》,并摹刻”列为阮元在金石方面的十件大事之一。此后阮元对《华山庙碑》一跋再跋。阮元作《西岳华山庙碑长垣本摹记跋》,跋云:四明全碑搨本碑额题名如上式,苏斋所摹未全,大和三年、四年李德裕两至碑下,与新旧唐书《卫公年谱》、《卫公献替记》皆合。海内华山碑三本,商印本最前,故四明本次之,山史本又次之,皆缺百字矣,阮元摹记。(又记)华阴令裴骨直是骨字,并非偏旁半缺也,全碑共二十二行,篆额占地约五行,居中略偏于左,前空十行,后空七行。” 右有观款云:道光八年(1828)除夕阮元再观于京师寓斋,距前题十七年矣,不胜旧感。嘉庆十四年(1809 ,阮元属长州吴雪锋摹刻《西岳华山碑》四明本、《泰山刻石》及《天发神谶碑》于扬州北湖阮元宗祠。同时将欧阳修书《华山碑跋》补刻于四明本所缺百字空处。嘉庆十五年(1810),阮元携《西岳华山碑》四明本至京师,装裱成轴,在桂香东少宰家借钩长垣本百字补于缺处并记以长诗,清明日,楷书作《西岳华山碑四明本跋》于衍圣公第中。这年夏,阮元以四明本与长垣本相较。冬十月廿一日,又与关中本相较,此时又以三本聚于城南龙泉寺,较读竟日。嘉庆十八年(1813), 以《华山碑》长垣本多出之字,补四明本泐残之缺,以墨线圈出,画成碑图。道光四年(1824 年九月,阮元以家藏《汉西岳华山庙碑》摹本寄陕西钱恬斋,摹刻于西岳庙中。道光六年(1826)阮元携《华山庙碑》四明本至云南落水致霉,因雇滇工再装。道光十六年(1836 年五月,阮元为梁章钜所购《西岳华山碑》“华阴本”题跋于节性斋。

阮元跋

嘉庆十六年(1811 ,阮元撰《汉延熹西岳华山碑考》四卷成,此书是一部研究汉碑的力作。阮元以其所见者“长垣本”、“华阴本”、“四明本”,所藏者“四明本”,他与另两本互对缺文,进行详细考释。《汉延熹西岳华山碑考》分四卷,卷一博采历代诸家《华山碑》著录,卷二论长垣本,卷三论四明本,卷四论华阴本。经学家、阮元的好友江藩为之序说:是编可以不为异说所惑,岂非快事哉!至于考覈精神则出《天发神谶碑考》、《瘗鹤铭考》之右矣。”  嘉庆十八年(1813)文选楼刊行。

阮元端砚

扬州的公道镇的阮氏宗祠内除了存有阮元摹刻的西岳华山庙碑外还有巨型端砚。该砚呈紫色,质地温润细腻,产于广东肇庆,为世所称道的“端砚”。阮元的这方端砚便是以形制取胜,长95厘米,宽55.5厘米,厚4.5厘米。砚池为条状,长36.5厘米,宽4厘米。砚堂宽36厘米,长32厘米,造型之大,罕见之至,现藏扬州博物馆。根据砚台之上题记所言,此砚购、制皆于道光三年,而当时的阮元正值两广总督之任,其于总督之任而购置砚石,必选取石中佳品,得近水楼台之便。砚背摹刻西岳华山庙碑的残缺隶书111字,并有阮元购巨型砚材及摹刻碑残缺字经过的题记。砚的正面镌有道光三年阮福所录成亲王永瑆西岳华山庙碑《诒晋斋诗》和阮元西岳华山庙碑《文选楼诗》及阮福题记,诗文28行,727字。其题记为:“家大人摹汉华山碑缺字于端溪石版,福开石之背以为巨砚。非为砚,不知其为端溪佳石也。成亲王有华山碑诗,家大人亦有华山碑诗,福复恭录二诗刻于砚额,道光三年阮福谨记。”砚的背面是阮元摹补汉华山庙碑缺字,下有阮元题记:“嘉庆十四年,余摹刻汉延熹华山碑未翦本于北湖祠楼,其右方缺石一函,全缺者七十八字,半缺者三十三字,因以家藏欧阳文忠公华山碑跋墨迹摹补于缺空处。俄入京师,得见成亲王所藏已翦本,虽无碑额题名,而余碑缺字,彼皆未缺,遂借以钩入未翦本空缺处。道光三年在广州购端州巨砚材,复摹刻成亲王本未缺之字及后铭词内民说二字,同置祠楼。若两石并榻,遂成全碑矣!好古者以两榻本翦补合装为一碑,可留欧公书,而分装之亦可。北湖老人阮元记。子常生、福、祜、孔厚侍。”共计20行,190字,字迹皆刚劲有力,得原书风骨。砚侧铭曰:“端州七十三岁老工梁振馨刻”。由题记可知,阮元于嘉庆十四年(1809)以自藏华山庙碑“四明本”在扬州重摹,后与永瑆所藏“长垣本”对照,遂钩出“四明本”缺字,道光三年(公元1823)与其三子阮福摹刻此砚。

1853年,“扬州学派”领军人物之一刘文淇于邵伯市获《汉延熹西岳华山碑》旧拓本,撰《汉延熹西岳华山碑旧拓本跋》。刘毓崧携其所藏《西岳华山庙碑》见示曾国藩,曾在日记中评论:在世所传三名本之外。三名本者,一、长垣本,宋漫堂、成亲王等所递藏,后归刘燕庭者也;一、四明本,全榭山及范氏天一阁所递藏,后归阮文达者也;一、华阴本。王史、朱笥河山所递藏,后归梁茞林者也。刘氏本,则其父文淇孟瞻于扬州市肆得之,久不称于世,亦可宝也

汪喜孙《西岳华山庙碑》“玲珑山馆本”题跋

“扬州学派”另一位领军人物之子汪喜孙曾题《西岳华山庙碑》“玲珑山馆本”:在汉人八分最为险劲,已开魏碑之先。今世所传三本,成邸本拓最古;阮氏本未翦斫 ;朱氏本纸色、墨色似是明初拓本,题跋最详。三本图各有胜处耳。诒翁出观此本,惜不得三本合技之行箧,无书可考书名册内。待他日详说之。道光元年二月,甘泉汪喜孙记

吴让之《西岳华山庙碑》“长垣本”题跋

清末著名书画、篆刻家吴让之(仪征人)在《西岳华山庙碑》“长垣本”曾题:“在咸丰元年曾见此碑于袁浦,同治三年在海陵于沈君旭庭三次见之。甚幸!仪征吴让之”。沈旭庭临摹双钩《汉西岳华山庙碑》之“长垣本”,后也有吴让之的题跋。

扬州著名藏书家、冶春后社诗人秦更年曾撰《汉延熹西岳华山庙碑续考》(4卷铅印本)于民国十七年(1928)由石药簃出版。

摹刻石碑润扬城

扬州史公祠《西岳华山庙碑》

陈列于扬州史公祠内《西岳华山庙碑》

如今扬州城内还有两处《汉西岳华庙碑》摹刻的石碑(石刻)。这些石碑(石刻)为扬州增加了文化底蕴。

现陈列于扬州史公祠内《汉西岳华庙碑》为清阮元于嘉庆十六年(1811),按“四明本”请苏州名匠吴国宝在扬州摹刻,并将家藏欧阳修所写跋文摹刻于碑石缺字处。碑高196厘米,宽98厘米。碑座高55厘米,有莲瓣纹饰。碑额篆书“西岳华山庙碑”丽婉多姿。碑文22行,满行37字。此碑本立于公于扬州公道的阮氏祠堂。阮氏祠堂在清末民初时被毁,1956年原扬州文物保管委员会开展文物调查,在阮氏宗祠原址发现了《西岳华山庙碑》和巨型端砚,次年运至扬州博物馆,后立于史公祠。

现扬州地官第12号丁姓盐商住宅内西山墙外嵌有西岳华山庙碑石刻6块。地官第12号原为清咸丰年间广东廉州知府、侍读学士张午桥宅第,名冰瓯仙馆,后为青岛大亨丁敬臣所有。前后七进,厅堂后五进楼房为串楼,前后相通,整组建筑步步深入,层层升高。门楼砖雕云、松、鹤、鹿栩栩如生;门檐磨砖栏板,点缀砖雕琴、棋、书、画秀丽细密;门楼六角磨砖嵌浮雕茶、梅、菊、荷形象逼真。现存砖雕门楼、大厅、二厅及住宅楼共五进,占地约600平方米
 
应博友谢贤群的要求再发一幅龚自珍在“玲珑山馆本”上的题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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