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顾乐生，74岁，主任医师、安徽省科普作协委员、安庆市保健委“保健与养生”总编，安徽省作协会员。业余爱好写作，著有《海石花》《舟行记》等散文集。
我 的 母 亲
我的母亲，跟所有母亲一样，她生了我；跟大多数母亲不一样，她没有养我，但我在不惑之年，找到了母亲。
1995年母亲去世时，亲朋好友曾收到一则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名义发的短短的讣告：“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原三所前身）《文学知识》编辑青林同志，作家，因病抢救无效，于一九九五年六月一日零时十分在北京逝世”。并附识：青林（原名青述麟）1923年1月11日生于成都。五、六十年代在《人民文学》、《收获》等刊物发表过多篇小说、小品文，个别篇章，传诵一时，并为《中国文学》等杂志译成外文……。
这则讣告是卞之琳老先生写的，其实我母亲跟随卞伯伯辗转京城，为了照顾家，最后是在北京22中退休的。卞老先生深知母亲一生的梦想和在写作上花费的心血，亲撰讣文，作为对母亲的纪念。
母亲从1952年在《北京日报》发表第一篇小说《名字》，到1988年收官之作，前前后后发表了几十篇短篇小说。1964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圆圆和她的朋友们》，还被译成多国文字。1984年《人民文学》35周年短篇小说选还选登了她一篇小说《怀念》。
母亲是一位非常正统本分的人，正统到不是党员完全按党员的要求去做。文革期间因向党交心而获罪，遭到攻击和迫害。本来就有严重失眠症的母亲，在下放三年期间得了抑郁症，曾割脉自杀，经抢救幸免于难，53岁就病退在家。
晚年母亲的身体一直不好，我回京时，她就让我帮助整理整理文稿，不少篇什都是她到农村体验生活后写的东西，无论是人物的刻画还是细节的描写都真实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态。对于描写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学生的题材，挖掘得也很深刻，充满了真情实感。母亲在文学创作上是下了苦功夫的。曾与母亲在文学研究所共过事的徐凌云教授就曾对我说过：“您母亲很有才气，当时是青年女作家。1958年我们下放到唐山农村时，除了劳动就开会，很辛苦，而你母亲除帮县里写革命回忆录，还写了脍炙人口的《沙河故事》。”
母亲去世后，我曾多次奉读母亲这些清秀的文字，作为那个时代的过来人，有的事情很熟悉，有的情节也让我感动。但这些作品已明显不合时宜，都留有深深的时代印痕，正如当时的不少作品一样，现在一印出来就变成了废纸，谁又再去理会它呢？
母亲去世前，曾抱憾自已这个作家名不符实，一再想拿起笔来写点好东西。可他们那一代人，禁锢久了的大脑已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可怜我母亲为找寻灵感，曾尝试找她学生帮忙，学着去卖担担面、做红叶书签和绣荷包出售，甚至不辞辛劳地到农村褓母家去体验生活，也写出了不少具有时代气息的作品。
我真感谢母亲是一位作家。正因为她是作家，才使我今生不会与母亲错过相认的机会。
母亲出生在四川成都一个官宦之家。我有五姨八舅，母亲排行老大，天资聪颖，人又长得漂亮，很得我外公的宠爱。
我母亲从小喜爱文学，在中学念书时曾参加《平原诗社》的写作活动，受老师芦甸的影响，曾二次离家出走，想北上延安参加抗日，半路都被外公截回来。我外公主张科学救国，只许孩子学理、工、农，不准学文、史、哲。当成都中学保送我母亲到华西大学文学院，外公坚持不让去，找朋友帮我母亲报考了当时内迁到宜宾的同济大学电机系。由于母亲生性喜好文学，不安心学工，开学不久就转入生物系。
我父亲比母亲高二届，先毕业留校当助教，是我母亲的德语辅导老师。校园里的爱情，是不允许要孩子的，但校园里的浪漫终于有了我。未婚先孕，对于父母在当时所承受的生命之重是不言而喻的。孩子是要还是不要，苦苦地折磨着年轻的父母，最后母亲讲：“我要孩子。”已经念到大三的母亲为了我，不得不休学。好在我祖父与外公是保定军校的同学，母亲的这场婚姻危机很平静地度过了。
1946年，同济大学复员回上海，母亲坐小划子上大轮，就把我绑在身上，生怕把我丢了。船经安庆，父母先把我送到爷爷奶奶身边，可这一送，就真的丢了近四十年。半岁，父母就离开了我，父母的缺失对于我来说，无疑是人生归属感和爱的一种缺失，自卑的阴影一直笼罩着我这个从小就没有享受父母之爱的孩子。
或许是当时大环境的影响，祖父母几乎从未给我讲过有关父母的事情，自幼性格内向的我也很少发问，似乎从小就习惯了无父无母的生活。渐渐长大，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父母年轻时的照片，父母的形象就深深地定格在我的脑海里。
我从哪里来？人生永远的追问，父母是绕不开的结。到了高中申请入团，要填父母关系，我只能央求爷爷奶奶告诉我父母去了哪里？听了这话，老人先是一怔，他们意识到孩子已经长大，应该告诉他真相了，可当时能说嘛？爷爷叹着气走开了，奶奶心痛地摸着我的头含糊地说：“听说去了台湾。”
对于母亲改嫁，老人是羞于启口的。这件事，对于敏感的我，其实从很多渠道知道的比这些更详细，可面对父母到台湾，还是不敢相信。作为台属在当时是受到歧视的。刚有想找父母的念头，“四清”运动中就遭受到莫名的打击。接着“文革”，与父母划清界线还来不及，谁敢再提去找父母？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台湾绕道回来探亲的人多了，我的天性萌发出寻找父母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几乎找遍了亲朋好友，还向福建前线广播电台投过稿。有一次听亲戚讲，母亲没去台湾，可能跟了一个叫文怀沙的人到了北京。没去台湾？在北京？这么多年母亲为什么不找我？内心的难受和怨恨，没有消减我对母爱的渴望；前后四、五年，多方托人毫无结果，也没有动摇我寻找母亲的决心。
我母亲是个敢于追求理想和爱情的人。上华西文学院的理想被外公扼杀了，到上海后外公（管束）鞭长莫及，她毅然放弃同济的学业，转到上海戏剧学校研究班就读。1947年有一天，我母亲回家哭丧着脸对父亲说，她真是苦恼极了，因为自己爱上了学校的一位教员，不知如何是好？母亲对父亲毫不隐讳，坦诚得如同小妹妹求兄长指点迷津。父亲痛苦至极，也矛盾至极，苦思一夜，认为真爱妻子就应爱其所爱，表示她可以充分行使自由意志。
第二个周日，母亲从戏校回到家里，屋里静悄悄的，一切收拾得格外干净，就是不见父亲的身影。她有一种不安的预感，生怕……只见桌上留下一封信。“青，看来怀沙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我们还是好朋友。当你看到这封信时，我已辞去教职，应一位同学之邀到台湾新竹化肥厂谋职去了。至于儿子，你就放心，由他爷爷奶奶管着，我也会常去看他。”
当母亲读着这封信时，眼泪就下来了。她深知，在上海，女权主义虽然已时兴了二十多年，我父亲也不是一位思想保守的人，但他是死要面子的人，自感在同济是呆不下去了，只好躲得远远的，眼不见心不烦。母亲则生怕自己的任性伤害了兄长般地呵护她的丈夫。她决定追到台湾去好好安抚一颗失落的心。
父亲1987年在台去世后，母亲亲手把父亲在台给她的二件遗物交到我的手上。一封是父亲请母亲转交给文怀沙的亲笔信，一个是一枚用台湾红珊瑚精雕细刻成两朵并蒂莲的胸花。
这封已发黄了的信封上有父亲亲笔写的“面交怀沙兄”几个草字。展开这封伤痕累累的信纸，可见父亲面对婚变的无奈，“心中塞着许多话，实在说不出来”。对“无可了结的感情”，他理智地表达，竟与新文化先驱们的观念高度一致。“怀沙兄：我这样称呼你，是完全表示诚意的谅解你，在不可捉摸的感情演变下，以及成全兄及述麟完成某一种有意义事的情况下，我勇敢的毅然答应述麟的要求，我和述麟三年来的兄妹生活，至今已谋得名义上的决定。愿你们踏上征途，向光明的大道迈进。……”
据母亲讲，后来她与文分手时，曾气得把信撕成一条条。因心中的渴望、美丽的梦想和自己的执着，结果都化作了泡影，还伤害了真爱她的父亲，她怎么不恨？但她舍不得把信丢掉，想着有一天见到父亲时再还给他。事后母亲用整张纸把撕成一条条的信纸重新粘贴好，一直珍藏着，“文革”中都没有销毁。
我理解母亲对爱情的追求。爱是没有理由的。母亲对文怀沙是爱之深恨之切。母亲爱文怀沙爱到只要同居之实，不要婚姻之名；爱到宁可做小，像个侍妾，甚至放弃自己的爱好和工作；爱到断绝与娘家的一切经济来住，完全依赖所爱之人生活。那种爱是死去活来，那种爱是昏天动地，那种爱可以不食人间烟火，如食鸦片，在谎言和痛苦中等待着那一刻的慰藉和快感。
1948年底母亲和文怀沙一同到北京。1949年文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母亲在《工人日报》（当时还叫《大众日报》）当编辑。当母亲“超我”战胜“本我”的时候，已是自吞黄连。身在其中，可谁又能真正知道，世界上没有天长地久的爱情，相濡以沫、相互扶持更多的是亲情。
1951年底，母亲终于忍受不了“爱情”的折磨，痛苦地卷起铺盖，抱着襁褓中的婴儿（我的同母异父弟文思），在凛冽的寒风中离开了文怀沙。四年的“爱情”生活也让母亲落下严重的神经衰弱和失眠症。这次打击对母亲是沉重的，连死的心都有了。什么个性解放、爱情至上？都是谎言和欺骗，美好的愿望终究代替不了残酷的现实。女人活着就要争口气，首先要自立，工作才有饭吃。
母亲离开《工人日报》一年多，又回到了《工人日报》。1952年春《工人日报》介绍母亲到新大众出版社工作，同年秋天转到北京市人民出版社任编辑组长，后调市文化处工作。有了安定的工作，母亲就想慢慢实现自己的作家梦。她除完成日常工作外，还坚持学习文艺理论，阅读文学作品和下乡体验生活，陆续写了一些作品。
这一阶段她也常想到自己的儿子。正巧天津的二姨来京，母亲说：“毛毛该上小学了。”二姨问：“你不打算把毛毛接回来？”母亲沉默了半天说：“你看我现在这个状态，一个人连铁狮儿（文思小名）都养不活，还送回他上海的奶奶家，抽空还想写点东西，等过几年再说吧。”这一点，也是母亲最难过的地方，二个儿子先后都丢掉了。
在那时不要指望有一种永远安逸的生活，要随时面对一场不期而遇的运动打破往日平静的尴尬处境。1955年反胡风运动开始，不久芦甸被隔离审查进而被逮捕。因为母亲高中时代深受其影响，向往革命。在填写中学履历时，芦甸是证明人。当时芦甸被打成胡风骨干分子，组织要母亲反省，母亲想不通，抵触情绪很大，跑到肃反办公室去理论，结果受到组织审查。
那个时候京城的文艺界，谁都怕与胡风沾边，谁沾上点边，政治前途就完了。而这时曾爱慕母亲四年的北大教授卞之琳说：“我是相信你的。”临走，把披风披在我母亲身上，轻轻地说：“你嫁给我吧。”本打算独立生活一辈子的母亲正因为卞的这种表态，于同年九月与卞结了婚，而且几个月后调到文学研究所，以后也因卞之琳工作的变动，先后调到女师大附中和22中工作。
在当时条件下，婚姻与政治瓜葛相连，稍有不慎，瓜葛就会变成高压线。好在卞是共产党员，为人正直善良，又不多事，这种结合使母亲终于走进正常而平静的生活。婚后，母亲也曾与卞商量二个儿子的事，铁狮子是认的，牵涉到我，就犯难了。那是一个人人自危、自顾不暇的年代， “反右”之后，是“四清”，接着又是“文化大革命”，遇到这种关系躲都躲不及，谁还敢公开去找一个小台属？
找到母亲是1983年底的事。这年十月，我表哥出差到北京，带着我的信和周岁时的照片，找到了在中国文联工作的北大老同学，这位老同学侠肝义胆、热情负责。因为我知道和提供的情况太少，只能从文怀沙和青述麟两个名字入手。其间因我母亲工作后改名青林，和我母亲与文离异后同老诗人卞之琳结婚，又多波折。好在青林是这位老同学所喜爱的女作家，为成人之美，让我母子早日团聚，她不听好心人善意的劝阻，就请一位老诗人写了张便条，权当“介绍信”，12月14日冒然闯进了我母亲的家。
她一回到家，就急忙写信告诉我，你母亲一听到您的名字，就激动万分，哽咽难语。她在信中详细描写了我母亲当时的心情：“您母亲热泪盈眶，向我讲述了同您父亲离开的原因，讲了她对您内疚的心情，很快想到您当医生请假来京是否方便等等。我为您将享受到的母爱而高兴。”
同日，母亲的信也到了：“毛毛、我的儿子：感谢上苍，我们母子今生尚有团聚之日。多年来我想探寻你的消息，我又不敢作此尝试。我打算，在我离开人世之前，一定去安庆找你。孩子，你责备我吧。我多么想看一看你。”落款：妈妈。“妈妈”，我平生第一次收到妈妈的来信。信上还有卞之琳附笔：你母亲（也就是我的老伴）现在身体很不好，盼你尽快来一趟。
在半个月的时间里，母亲的来信一封接着一封，每封信都是转辗反侧伏枕而写，每封信上都沾满了泪痕。她不敢相信，四十年前失去的孩子又回到眼前。母亲信中说：“我忍不住哭了半夜。我不敢提笔给你回信，因为这是非常痛苦的事，想说的话太多了，不知该从哪里说起。”
母亲告诉我：“生活对于我来说，越来越变成了沉重的负担。其实我生活中尝尽的苦难比起你的不幸来，我的痛苦又算得了什么，何况你的不幸正是你的妈妈造成的，你越是宽恕我，我就越感到自己是个罪人。你能体会我的心情吗？你现在应该明白我为什么害怕给你写信了吧。你年近四十尚不失赤子之心，你找了我二十多年，而我找你的心愿却迟迟不能付诸行动。总之妈妈对不住你，对不住我时时在梦中见面的可怜的幼小的孩子。回来吧，我在等待你。”
母亲的召唤，让我兴奋。1984年1月24日，我携妻儿，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北京的冬天是寒冷的，特别是傍晚时分的北京站站前广场，北风打着忽哨，一阵阵地刮起地上的雪粒。我们一家四口，出了站门，雪粒和寒风直往脖子里钻，妻子给两个女儿紧了紧围巾。
我看见不远处灯光下站着一位老妇人，端庄清秀，厚厚的黑头巾上已洒了不少雪粒。不用问，她就是我的母亲了。我上前喊了声：“妈！”只见母亲眼泪就下来了，拉了我的手上下打量着说：“毛毛都长这么大了？”与妻儿见过，母亲就搂着两个孙女说：“我们回家吧。”回家？记得女儿小时候问过我：“家在哪里？”我的回答是：“妈妈就是家”。
到家见过卞伯伯、妹妹，其乐融融。孩子是第一次出远门，旅途劳累，妻带她们先睡去了。潜意识里的“恋母情结”让我全然没意识到自己已是四十岁的人了，就这样整夜依偎在母亲的怀抱里，听母亲讲过去的故事。母亲抱着我，泪流满面地说：“妈妈见到你心都化了。感谢你奶奶历尽艰辛替我抚养了你，我对她老人家深感抱愧。”
我任母亲的眼泪沾湿了我的衣襟，尽情享受着迟到的母爱。听母亲谈宜宾李庄校园里美好时光、重庆歌乐山生我时艰难的岁月和辗转上海、台湾、北京感情生活的磨难……母亲端详着我半天说：“你现在的模样和我记忆中的毛毛完全联系不起来了，我觉得应该叫你的大名了。”
母亲搬出已发黄的相册，我们一页页地翻捡失去的岁月。我们看着互换的一模一样的我周岁时的照片，都笑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子，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人高马大的男子汉？母亲忆起往事，问我：“乐生：学校放假时，我还回安庆看过你，一进门就呼着你的小名，可你坐在石阶上，自顾自地唱着‘罗拉’，不喊‘妈妈’。”我说：“我那么小，哪能记得这些事。”本来嘛，一岁多点的孩子不是母亲带，时间长了对母亲的印象有些淡漠，也是情理中的事。但当时母亲面对自己的孩子把她当成陌生人而特别难过。她说：“临走上大轮，汽笛一响，眼泪就下来了。”
母亲要我从相册里挑几张照片，我挑了三张照片，一张是母亲年轻时在校园骑自行车的照片、一张是抱着我的照片、一张是1947年她和父亲在上海照的照片。母亲说：“你怎么尽挑我年轻时的照片？”我说：“这些都是我印象中妈妈的样子。”“妈妈老了。”母亲眼中闪过一丝悲凉。是的，岁月的风霜过早地染上了母亲的鬓发，但我觉得妈妈依然漂亮。我说：“妈妈不老。我爱妈妈。”
妈妈把我搂得更紧一点说：“孩子，由于妈妈从小立下的志愿，想搞文学，想当作家，因做编辑，后来教书，工作较忙，都是业余时间写东西。退休后，自己给自己安排的任务是写作，也确实尽了很大的努力，但又似乎什么都没有写出来。”我说：“我为找到一个作家妈妈感到骄傲。”
1988年当我读到母亲发表在《现代作家》第一期上的《雪夜》时，儿子也成了她生活中的原型，怎能让我不骄傲？十二年的耳濡目染，也使我爱上了文学。
作者和母亲
我也是做父母的人，纵观日常生活中，一位母亲为了儿女什么事都愿做，什么苦都愿吃，生怕儿女饿着冻着。而我的母亲，一位对儿子充满内疚心情的母亲，是甘愿为儿子做出任何牺牲的。为了我们回家，不愿找人的母亲多次找组织将文革中被占的一间房子要回来，添置好家具，装好暖气炉，一切都安顿好。信中还一再嘱附我在电报中务必说明车次、车厢和到达时间。我怎么忍心要六十高龄的母亲接车，只电告：“1月24日，乘128次普快到京，不用接。”可怜我母亲还是冒雪到车站打听，早早就在出站口等着我们了。
回家第二天，妈妈把我和妻喊到一起，慎重地交给我一张存款单说：“这三万元，是我的一点补尝，务必要收下。”我说：“妈，我找到妈，比什么都高兴。我们要钱干什么？”
看着妈有点不高兴，妻忙上前劝道：“妈存点钱也不容易。我们俩都有工作。乐生找妈时就曾说过，若妈生活不好，我们还得承担起瞻养的义务。”
可是母亲总想给我们一些钱或帮我们添置一些什么，每当我们回绝时，她就不高兴；若要顺着她，母亲好像心里就好受点。可能我遗传基因里携带有执拗的禀性，往往为此惹得母亲难过流泪。
记得一到北京，母亲就张罗着要带我去买大衣，说什么在北京，冬天没大衣是不行的。我就是不肯跟母亲上街。她见我不愿去，也不睬我，拖着我妻就走。回来，妻对我说：“妈妈在王府井百贷大楼为给你买这件呢大衣，含着眼泪请一位跟你差不多高的营业员试穿合身后才拿回来的。”结果我总是拗不过母亲。母亲临去世前，还是把那三万元的存单由妹妹转送给了我。
妈妈的身体不好，严重的失眠症整夜折磨着她，还有心脏病，劳累不得。家里虽然请着褓母，但只要我一回家，妈妈总是亲自下橱为我做饭。我不忍心，常要自己动手，可卞伯伯悄悄地对我说：“你母亲菜做得好，特别是烧鱼。”
作为医生和院长，我的工作是非常忙的，很难经常回去陪伴妈妈。有时信少了，母亲总是盼着我的只言片语，有时写得多了写得长了，母亲又耽心影响了我的工作和休息。她要我：“善待病人，善待医生和护士，也要善待自己的身体。”
到她去世，我们共度了十二个春秋。十二年中，再忙我每年也要回京看看。每当我走进京城，走在老胡同的大槐树下，就有一种回家的幸福感。
1995年5月，妈妈真的病倒了。我急忙赶回家中。医生讲是冠心病，要绝对卧床休息。妹妹已经很疲劳了，我让妹妹休息，妈妈由我来照应。我建议妈妈最好住院治疗。但妈妈不听我劝，她考虑的是不要增加单位负担，坚持在医保医院治疗。我只好在母亲的床边搭了一张床，像每天在医院一样看病，开医嘱，给母亲服药打针，整整半个月，母亲的病情还没稳定，她就要我去休息，我怎么能放得下心呢？
有一天，妈妈来了点精神，她让我给她读一读杜甫的诗《佳人》，当读到“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时，母亲望着我，深深地叹了口气，好像对我说：“是呵，‘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
当时安庆到北京还没有直达列车。等母亲的病情稳定后，我乘车到合肥，单位派车接。不知为什么，车到半路突然爆胎了。单位又派了一辆新车，有那么巧事，没行多远又爆胎了，二百公里的路程整整走了一天。回到家里，我跟妻子讲起这件事，妻说：“妈妈是不想让你回来呵。”果不其然，一周后，我接到母亲去世的消息。
母亲走了，这次真的走了，我再也找不到妈妈了。我心里很难过。我的母亲，跟所有母亲一样，她是给了我生命的人，然后转身去与生活、情感、病痛和死亡搏斗的人。母亲走了，她和这世上一切苦难、轻蔑和牵挂都没关系了。她带着对三个子女的满足，平静地走了。
（本文曾刊发于2013年10月22日《安庆晚报》和2014年《清明》增刊）
（文中图片除第五幅为作者提供外，其余图片均来源于网络；音频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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