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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复彩,生于1949年10月。现居安徽省安庆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原安庆晚报副刊部主任,现为九华山佛学院教授,《安徽佛教》《甘露》杂志执行主编,著名佛教文化学者。
出版长篇小说《红兜肚》《梁武帝》《墙》,散文集《一花一世界》《乌篷船》《和悦洲,小上海》等各类著作十八种。其长篇小说《红兜肚》获安徽省政府2007——2009年度社会科学奖文学类一等奖,亦为该年度中国作协精品扶持工程,长篇小说《墙》为安徽省作协第三届长篇小说精品扶持工程。其散文作品散见于《散文》月刊、《安徽文学》等国内外报刊杂志。
父亲与霭峰之间的交往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家里的那几件瓷器,见证了他们之间的交情。只是霭峰比父亲长一辈,我们在习惯上称霭峰为“霭峰大爹”。
那一年,霭峰的儿子言宣结婚,要找人打一房家具。霭峰是老家一带赫赫有名的士绅,想巴结他,并从他那儿得些实惠的人多了,但霭峰却偏偏看上了在当时名不见经传的父亲。
据说言宣的婚礼办得十分排场,仅从景德镇订购的瓷器就多达十几个挑子,但父亲却没有参加霭峰儿子的婚礼,打完那一房家具,父亲就回和悦洲去了。
那时候,父亲把家安在我们的祖籍地横埠河,自己却独自在被人称为“小上海”的和悦洲闯荡江湖。也就是从那时起,父亲着手创办自己的一间铺子,只是苦于没有足够的资金。有人说,你何不找霭峰暂时借贷一下?但父亲说,有多少粉,就做多大的粑,借贷的事,我从来不干。母亲后来说,为了那爿铺子,父亲没少费心,以父亲当时的实力,借贷是免不了的,但借贷的对象却不是霭峰。
其实,那时候老家一带找霭峰借钱借粮的人多了,每到三春季节,霭峰就打开库门,让伙计们敲着铜锣沿着河埂唱歌样叫着:“有揭不开锅的,有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就到大先生家来啊!好借好还,再借不难。”
霭峰一般只安排两名伙计在现场,一名记账,一名量斗。只是那记账的并不认真将账记在他的账本子上,量斗的也只是做做样子。那伙计一斗挖下去,用尺子从斗上轻轻刮过,平了,再用手捧一把,将那量好的斗堆成一座小小的山尖。
到了秋后,有来还的,也有不来还的。来的,霭峰一律留饭,没来的,霭峰也决不派人去催要。所以后来土改时,霭峰被定为开明地主,不仅没有受到像新中国建立时所有剥削阶级一样的无情镇压,反而被县人民政府请去做了一名参事。
霭 峰
(作者供图)
据说霭峰在老家有上百亩土地,但他却来往于上游安庆与下游芜湖之间做烟草生意。促使霭峰离开老家,举家迁往和悦洲的直接原因是因为一次遭遇土匪的事件。
那年冬天,霭峰的头孙子志鹿出世不久,老两口坐在火桶上正逗孙子玩,突然就闯进一伙人来,为首的说,兄弟我们几个这一阵日子有点难,想借大先生点钱用用。
霭峰把孙子交给夫人,从火桶里走下来,一边将一件厚厚的皮袍穿到身上,一边说,你们是哪里来的客人,有证件吗?一个土匪突然就用乌黑的枪口指着霭峰说,证件嘛,就是这个了。霭峰问,你们要多少?土匪说,两千块大洋。霭峰说,不知家里够不够,让我来找找。说着就往后门走去。
后来霭峰的孙子志鹿大哥在给我讲这段故事时说,那时村子里的房子纵横交错,巷子连着巷子,外人很难摸得清楚。霭峰大爹走出后门,立即就钻进了一条巷子,土匪动作也快,很快就追了出来,并朝着霭峰的背影开了几枪。志鹿大哥说,他清楚地记得,当土匪开枪的一刹那,他小脚的奶奶故意站立不稳,用臂拐碰了一下土匪,土匪的枪打偏了,后来发现霭峰的那件皮袍子被土匪的枪子儿打通了好几个枪眼。
那些土匪,其实都是附近村子的人,就像我在小说中所写的一样,不过是些好吃懒做之徒,或是走投无路者,相互间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据说后来霭峰终究没能逃过一劫,土匪们绑了霭峰孙子的票,得了便宜,便将霭峰押到一座土地庙里,逼着霭峰发誓说,不管什么时候,都不准对任何人讲出这件事情。霭峰说,我不认识你们,也不记得今天发生的事情。
后来新中国成立,土改时,那几个土匪被人民政府收押了,当讯问案子时,土匪主动交代了抢劫并绑票霭峰孙子的事。但工作队找到霭峰,并让他做证时,霭峰却说:“我不认识这几个人,也记不得发生过那件事情。”
我父亲偶尔在高兴时会给我们讲一点他的经历,一些泛黄的老故事。他说霭峰的家里当时各路人都有,国民党来了,他奉为座上宾,共产党来了,他一样客客气气,而在日伪时期,他的家里甚至藏过一些枪支,据说就是为黄三麻子准备的。
说起共产党游击队的领导人黄三麻子,老家一带人没有不知道的。每年我们去老家做清明或是冬至,总会从一座烈士墓前经过,墓碑上刻着一行大字:“革命烈士黄建华之墓”。
父亲又说,那时候日本人也造访过霭峰的家,霭峰照样大鱼大肉,迎进送出。霭峰八面玲珑,做人做到这个份上,在那个年代,是难得的。霭峰的这些故事,后来被我写到一部长篇小说里,小说中的主人翁朱子尚即是霭峰的原型。
(网络供图)
霭峰举家迁往和悦洲时,便将老家里的田地以极便宜的价钱卖掉或一文不值地送人了,他在和悦洲下洲头临江处盖了一间普普通通的青砖楼房。大概也是在这时候,父亲与霭峰交往多了起来。
父亲经常受邀前往霭峰的那栋二层小楼喝酒。父亲说,霭峰家的餐具茶具都是一些上好的瓷器,连尿壶也是从景德镇订购的,看上去极其精致。
有时候,霭峰会邀一些朋友来他的小楼打牌,遇到三缺一时,便拉上父亲。霭峰说,你只管打牌,陪客要紧,输赢的事,别放在心上。后来有人评价我父亲说,老人家身上有一股儒雅之气。其实,我父亲并不识多少文墨,如果说他身上的确有一些所谓儒雅之气,一半得之于我做塾师的祖父,一半得自于与霭峰的交往。
霭峰逝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一直没有见过这位传奇老人,或者见过,忘了。霭峰长年在外经营他的烟草生意,那时候我时常跟着母亲去霭峰家串门,霭峰的女人小脚,微胖,说话轻声小语,她称我母亲三嫂——虽然她的年龄大我母亲一轮。除此,我对这一家人再无别的印象了。
大军过江后,和悦洲的风声也一天天紧了起来,一天,霭峰找到关门口我父亲的木匠铺里,说要将一些东西存放在我家。我父亲当然没有不答应的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只是霭峰的一场虚惊。
和悦洲解放以后,霭峰不仅没有受到任何打击,甚至还成了政府的红人。风声平息下去,父亲自然要把霭峰存放在家里的东西完璧奉还,霭峰为感谢他,便将几样瓷器作为酬谢。
现在无法知道霭峰送给我父亲的瓷器有哪些,但我的记忆里,那时家里相对完好的瓷器有以下几种:龙盘一只,帽筒一对,托盘一个,烫酒壶一只,食品罐一只。
这些瓷器中,以那只龙盘最为珍贵。那是一只椭圆形盘子,盘中粉彩双龙戏日呼之欲出,荷叶形盘口镶着金丝,可见做工之细。那只托盘看起来有些笨重,但釉面光洁,沉稳而又大气。与其他瓷器不同的是,那只食品罐是道道地地的青花瓷,罐体上烧着才子佳人,述说着一个当时我尚不明了的传奇故事。
那一对帽筒以及食品罐就一直摆放在家里的条几上,后来父亲又以极便宜的价钱从别人手里买了一只老自鸣钟,自鸣钟就摆在那一对帽筒中间,让我们这个贫寒之家陡增几分富贵之气。只是那两只以前装整鸡整鸭的盘子,自到我家后,就只能装些青菜萝卜之类了。嚼着这些最平常的东西,父亲有时会自我解嘲说,可惜了这些瓷器,只是落错了人家。
(作者供图)
有一年清明节,母亲蒸了一锅米粉肉,放在那只龙盘中,袅袅地冒着热气。一家人正待伸箸解馋,一个街道干部光顾我家。这人或许只是无心,但却说了一句让我母亲心惊肉跳的话,他说:“谁说现在地主被打倒了?这不就是地主的生活吗?”我父亲诙谐一笑说,土改过去几年了,想做地主也难了。
一九六六年的“破四旧”刚刚开始,大哥就把那只食品罐上的才子佳人用红漆涂了,写上毛主席语录,随后,大哥参加了一个造反兵团。他似乎觉得,革命需得先从自家革起,于是,那天下班后大哥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那只被涂上红色标签的食品罐扔到门前的石板路上,随着一声脆响,那只不知始于何年的瓷器就这样寿终正寝了。紧接着,大哥又把那只龙盘毫不犹豫地扔到大街上。
那天下午,父亲嘴里咬着一支烟袋,一声不吭地坐在那里,就像一尊雕像。大哥的“革命”并没能让自己的家得到保护。在一个深夜,一群人闯进我家那间阁楼,大哥靠在门框上,眼睁睁地看着他的战友们将家里抄得鸡飞狗跳,一片狼藉。大哥“革命”热情的消失大约也就在那天晚上。
父亲辛苦一辈子,并没能给子女们留下多少值钱的东西。直到我们在大通的家不复存在,大哥将那些比他还年长的破烂家具一车子拉到铜陵去了。那一对帽筒归了大妹,一只圆盘小妹留下了。归到我名下的是一只缺了盖的烫酒壶。虽然这只烫酒壶残破不全,但它却薄于蛋壳,色泽细腻,温润可人,壶底下烧着“民国二十三年霭峰治于景德镇”字样。
这只残存的瓷器一直放在家里一个不起眼的位置,只是偶尔打扫卫生时,我会发现这只布满灰尘的小玩艺。知道它并不值什么钱,也没有多少收藏价值,但它到底是父亲遗下的东西,于是便精心地将它揩擦干净,再次放回那个不起眼的位置。
(作者供图)
黄复彩新近出版的著作书影
(长篇小说《 墙》,安徽文艺出版社2018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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