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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复彩，生于1949年10月。现居安徽省安庆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原安庆晚报副刊部主任，现为九华山佛学院教授，《安徽佛教》《甘露》杂志执行主编，著名佛教文化学者。
出版长篇小说《红兜肚》《梁武帝》《墙》，散文集《一花一世界》《乌篷船》《和悦洲，小上海》等各类著作十八种。其长篇小说《红兜肚》获安徽省政府2007——2009年度社会科学奖文学类一等奖，亦为该年度中国作协精品扶持工程，长篇小说《墙》为安徽省作协第三届长篇小说精品扶持工程。其散文作品散见于《散文》月刊、《安徽文学》等国内外报刊杂志。
父亲与霭峰之间的交往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家里的那几件瓷器，见证了他们之间的交情。只是霭峰比父亲长一辈，我们在习惯上称霭峰为“霭峰大爹”。
那一年，霭峰的儿子言宣结婚，要找人打一房家具。霭峰是老家一带赫赫有名的士绅，想巴结他，并从他那儿得些实惠的人多了，但霭峰却偏偏看上了在当时名不见经传的父亲。
据说言宣的婚礼办得十分排场，仅从景德镇订购的瓷器就多达十几个挑子，但父亲却没有参加霭峰儿子的婚礼，打完那一房家具，父亲就回和悦洲去了。
那时候，父亲把家安在我们的祖籍地横埠河，自己却独自在被人称为“小上海”的和悦洲闯荡江湖。也就是从那时起，父亲着手创办自己的一间铺子，只是苦于没有足够的资金。有人说，你何不找霭峰暂时借贷一下？但父亲说，有多少粉，就做多大的粑，借贷的事，我从来不干。母亲后来说，为了那爿铺子，父亲没少费心，以父亲当时的实力，借贷是免不了的，但借贷的对象却不是霭峰。
其实，那时候老家一带找霭峰借钱借粮的人多了，每到三春季节，霭峰就打开库门，让伙计们敲着铜锣沿着河埂唱歌样叫着：“有揭不开锅的，有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就到大先生家来啊！好借好还，再借不难。”
霭峰一般只安排两名伙计在现场，一名记账，一名量斗。只是那记账的并不认真将账记在他的账本子上，量斗的也只是做做样子。那伙计一斗挖下去，用尺子从斗上轻轻刮过，平了，再用手捧一把，将那量好的斗堆成一座小小的山尖。
到了秋后，有来还的，也有不来还的。来的，霭峰一律留饭，没来的，霭峰也决不派人去催要。所以后来土改时，霭峰被定为开明地主，不仅没有受到像新中国建立时所有剥削阶级一样的无情镇压，反而被县人民政府请去做了一名参事。
霭 峰
（作者供图）
据说霭峰在老家有上百亩土地，但他却来往于上游安庆与下游芜湖之间做烟草生意。促使霭峰离开老家，举家迁往和悦洲的直接原因是因为一次遭遇土匪的事件。
那年冬天，霭峰的头孙子志鹿出世不久，老两口坐在火桶上正逗孙子玩，突然就闯进一伙人来，为首的说，兄弟我们几个这一阵日子有点难，想借大先生点钱用用。
霭峰把孙子交给夫人，从火桶里走下来，一边将一件厚厚的皮袍穿到身上，一边说，你们是哪里来的客人，有证件吗？一个土匪突然就用乌黑的枪口指着霭峰说，证件嘛，就是这个了。霭峰问，你们要多少？土匪说，两千块大洋。霭峰说，不知家里够不够，让我来找找。说着就往后门走去。
后来霭峰的孙子志鹿大哥在给我讲这段故事时说，那时村子里的房子纵横交错，巷子连着巷子，外人很难摸得清楚。霭峰大爹走出后门，立即就钻进了一条巷子，土匪动作也快，很快就追了出来，并朝着霭峰的背影开了几枪。志鹿大哥说，他清楚地记得，当土匪开枪的一刹那，他小脚的奶奶故意站立不稳，用臂拐碰了一下土匪，土匪的枪打偏了，后来发现霭峰的那件皮袍子被土匪的枪子儿打通了好几个枪眼。
那些土匪，其实都是附近村子的人，就像我在小说中所写的一样，不过是些好吃懒做之徒，或是走投无路者，相互间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据说后来霭峰终究没能逃过一劫，土匪们绑了霭峰孙子的票，得了便宜，便将霭峰押到一座土地庙里，逼着霭峰发誓说，不管什么时候，都不准对任何人讲出这件事情。霭峰说，我不认识你们，也不记得今天发生的事情。
后来新中国成立，土改时，那几个土匪被人民政府收押了，当讯问案子时，土匪主动交代了抢劫并绑票霭峰孙子的事。但工作队找到霭峰，并让他做证时，霭峰却说：“我不认识这几个人，也记不得发生过那件事情。”
我父亲偶尔在高兴时会给我们讲一点他的经历，一些泛黄的老故事。他说霭峰的家里当时各路人都有，国民党来了，他奉为座上宾，共产党来了，他一样客客气气，而在日伪时期，他的家里甚至藏过一些枪支，据说就是为黄三麻子准备的。
说起共产党游击队的领导人黄三麻子，老家一带人没有不知道的。每年我们去老家做清明或是冬至，总会从一座烈士墓前经过，墓碑上刻着一行大字：“革命烈士黄建华之墓”。
父亲又说，那时候日本人也造访过霭峰的家，霭峰照样大鱼大肉，迎进送出。霭峰八面玲珑，做人做到这个份上，在那个年代，是难得的。霭峰的这些故事，后来被我写到一部长篇小说里，小说中的主人翁朱子尚即是霭峰的原型。
（网络供图）
霭峰举家迁往和悦洲时，便将老家里的田地以极便宜的价钱卖掉或一文不值地送人了，他在和悦洲下洲头临江处盖了一间普普通通的青砖楼房。大概也是在这时候，父亲与霭峰交往多了起来。
父亲经常受邀前往霭峰的那栋二层小楼喝酒。父亲说，霭峰家的餐具茶具都是一些上好的瓷器，连尿壶也是从景德镇订购的，看上去极其精致。
有时候，霭峰会邀一些朋友来他的小楼打牌，遇到三缺一时，便拉上父亲。霭峰说，你只管打牌，陪客要紧，输赢的事，别放在心上。后来有人评价我父亲说，老人家身上有一股儒雅之气。其实，我父亲并不识多少文墨，如果说他身上的确有一些所谓儒雅之气，一半得之于我做塾师的祖父，一半得自于与霭峰的交往。
霭峰逝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一直没有见过这位传奇老人，或者见过，忘了。霭峰长年在外经营他的烟草生意，那时候我时常跟着母亲去霭峰家串门，霭峰的女人小脚，微胖，说话轻声小语，她称我母亲三嫂——虽然她的年龄大我母亲一轮。除此，我对这一家人再无别的印象了。
大军过江后，和悦洲的风声也一天天紧了起来，一天，霭峰找到关门口我父亲的木匠铺里，说要将一些东西存放在我家。我父亲当然没有不答应的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只是霭峰的一场虚惊。
和悦洲解放以后，霭峰不仅没有受到任何打击，甚至还成了政府的红人。风声平息下去，父亲自然要把霭峰存放在家里的东西完璧奉还，霭峰为感谢他，便将几样瓷器作为酬谢。
现在无法知道霭峰送给我父亲的瓷器有哪些，但我的记忆里，那时家里相对完好的瓷器有以下几种：龙盘一只，帽筒一对，托盘一个，烫酒壶一只，食品罐一只。
这些瓷器中，以那只龙盘最为珍贵。那是一只椭圆形盘子，盘中粉彩双龙戏日呼之欲出，荷叶形盘口镶着金丝，可见做工之细。那只托盘看起来有些笨重，但釉面光洁，沉稳而又大气。与其他瓷器不同的是，那只食品罐是道道地地的青花瓷，罐体上烧着才子佳人，述说着一个当时我尚不明了的传奇故事。
那一对帽筒以及食品罐就一直摆放在家里的条几上，后来父亲又以极便宜的价钱从别人手里买了一只老自鸣钟，自鸣钟就摆在那一对帽筒中间，让我们这个贫寒之家陡增几分富贵之气。只是那两只以前装整鸡整鸭的盘子，自到我家后，就只能装些青菜萝卜之类了。嚼着这些最平常的东西，父亲有时会自我解嘲说，可惜了这些瓷器，只是落错了人家。
（作者供图）
有一年清明节，母亲蒸了一锅米粉肉，放在那只龙盘中，袅袅地冒着热气。一家人正待伸箸解馋，一个街道干部光顾我家。这人或许只是无心，但却说了一句让我母亲心惊肉跳的话，他说：“谁说现在地主被打倒了？这不就是地主的生活吗？”我父亲诙谐一笑说，土改过去几年了，想做地主也难了。
一九六六年的“破四旧”刚刚开始，大哥就把那只食品罐上的才子佳人用红漆涂了，写上毛主席语录，随后，大哥参加了一个造反兵团。他似乎觉得，革命需得先从自家革起，于是，那天下班后大哥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那只被涂上红色标签的食品罐扔到门前的石板路上，随着一声脆响，那只不知始于何年的瓷器就这样寿终正寝了。紧接着，大哥又把那只龙盘毫不犹豫地扔到大街上。
那天下午，父亲嘴里咬着一支烟袋，一声不吭地坐在那里，就像一尊雕像。大哥的“革命”并没能让自己的家得到保护。在一个深夜，一群人闯进我家那间阁楼，大哥靠在门框上，眼睁睁地看着他的战友们将家里抄得鸡飞狗跳，一片狼藉。大哥“革命”热情的消失大约也就在那天晚上。
父亲辛苦一辈子，并没能给子女们留下多少值钱的东西。直到我们在大通的家不复存在，大哥将那些比他还年长的破烂家具一车子拉到铜陵去了。那一对帽筒归了大妹，一只圆盘小妹留下了。归到我名下的是一只缺了盖的烫酒壶。虽然这只烫酒壶残破不全，但它却薄于蛋壳，色泽细腻，温润可人，壶底下烧着“民国二十三年霭峰治于景德镇”字样。
这只残存的瓷器一直放在家里一个不起眼的位置，只是偶尔打扫卫生时，我会发现这只布满灰尘的小玩艺。知道它并不值什么钱，也没有多少收藏价值，但它到底是父亲遗下的东西，于是便精心地将它揩擦干净，再次放回那个不起眼的位置。
（作者供图）
黄复彩新近出版的著作书影
（长篇小说《 墙》，安徽文艺出版社2018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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