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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四清,笔名心海平天,现住池州市,业余写手。
前些日子,整理衣柜时,翻出了那双存放多年的布鞋。传统的样式,细密的针线,精制的手工,这是母亲一针一线纳起来的,应该是母亲至少熬了半月以上的夜晚才完成的。
这双鞋算起来已有些年头,但已记不起来具体究竟有多少年了。于是,儿时有关母亲的记忆总会蓦然清晰起来。
寒冬的夜晚,野外白雪茫茫,苍茫辽阔的天宇下,山凹里一户人家,一盏煤油灯,一星灯火,照亮着半间小屋。母亲坐在火桶里,伏在桌前,一块一块小碎布拼接着鞋底,一针一线地纳着鞋底,一圈一圈地走好鞋帮。
布鞋完工时,母亲总要将它们放在掌心里,上看看,下看看,左看看,右看看,然后整齐地摆放在桌子中间,远看一下自己的杰作,脸上不经意地浮起一丝微笑,然后用手轻轻地抚摸着怀里早已熟睡的孩子,那是母亲最温馨的时光。
(村边的小河)
如今,母亲已是耄耋之年,神情举止都已近似孩童模样。去年母亲动了换股骨手术,半年后,终于可以甩掉拐杖走路了。多年的病痛消除,母亲于是逢人便说儿子如何如何的好,又让自己捡回一条命。
我每次回家探亲,母亲看到我都有些激动,忙着为我泡茶,还要轻声陈述一遍我的“救命”功德。我总是习惯于静静地坐在母亲身边,享受那种相守无言的安祥。看着母亲日渐增多的白发和添多加深的皱纹,内心才知道,母亲真的老了,我与母亲相伴的时日将越来越少了。
小时,命贱难多,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总觉得父母的庇护不及,私下内心里曾经无数次埋怨父母不该生我。
后来,一次春节去拜望叔外公时,闲谈中了解到母亲家族一些琐碎的历史片段,才知道母亲青少年时期所经历的诸多磨难,终于也理解了我们母子缘分一场,原来也是命运的安排,于是对于自己命贱之类的埋怨也就这般释然了。
(母亲倚立新居的大门)
前清朝那会,母亲高祖辈不知经过多少代的勤奋耕读积累,曾经是峡川村的大户人家,冲里冲外大片山场耕地均为家族财产,后来因一场曲折的官司败诉,家族财产被判赔和耗损殆尽,家道陡然中落。到母亲祖父辈当家时,家族里因有人在朝廷大理寺里奉职,前期那场诉讼案件得以重审并胜诉,按当时朝廷的律例,败诉方三倍赔偿,于是母亲家族又回归当初的繁荣,再次成为当地的富户大家。
外祖父兄弟俩,以私塾授业为生,兼顾家族产业,成为远近闻名的塾师,弟子遍及十里八乡,盛名远播。上世纪初叶,母亲出生时,正值外敌入侵之际,因重山阻隔,日本侵略者未敢涉足到山乡,国虽破家还在。
革命政府成立时,母亲不过是刚刚十岁出头的孩童,外祖父秉承乐善好施的本性,睿智决断,将家族财产悉数奉公分配,并自放外迁荒山。但终因一场莫名糊涂的枪案,外祖父丢掉性命。外祖母孤儿寡母养育着两个幼童,母亲青少年时期自然是在“地主狗仔”的歧视侮辱中长大。母亲后来之所以远嫁几十里外的偏僻山村,当然与其这种特殊的身份相关的。
我的祖父母是当地勤劳持家的典范,祖父一生劳苦,八十五岁仍开荒种地。祖母善良俭朴,为人厚道,口碑远播。母亲初嫁这个十几口人的大家庭时,度过了一段相对安稳平静的日子。
但在我十岁之际,我父母一家五口迁居到十里之外的一个小集镇,独立门户。因父亲常年在外地工作,无法照顾家庭,母亲只能一人承担起五口之家的重担,那份辛苦,让母亲的日子又非常艰难起来。
(母亲在摘菜)
记得那时,天刚放亮,母亲就要起床,开始忙碌一家人的生活,准备一家人的早餐。作为家中长男,我自然要为母亲分担一些家务。
忙好早餐,有时还没等孩子们吃完,母亲就要听从集体的安排,匆匆赶去生产队集体干农活。因我们家是后迁入户,总是会受到歧视性的恶意对待,母亲则会常常被特别“照顾”分配到又重又脏的农活,什么砍火肥草、集肥、拔秧苗、挑谷、晒谷、上仓、清垃圾等等,母亲都要学会。
中午休息时,母亲要急着赶回家为孩子们安排好中餐,隔日还必须挤出时间去整理菜地,顺便采摘一天或晚餐的蔬菜。
晚上收工后,母亲又要抢着去整理菜地、种菜或施肥,接着匆匆回家为孩子们准备晚餐,催促孩子们洗漱,然后去村外小河头为孩子们洗涤衣物,常常是伴着星星踩上回家路。
母亲的一天总是这样忙碌,常年累月,是没有休息日的。
当时,因我们一家五口,只有母亲一人在集体做农活,每月所积累的工分并不多,那时集体粮食分配是采取“口粮”(按人口分配)加“工分粮”(按积累的工分计算分配)制度,谁家劳动力(劳动人口)多,积累的工分多,谁家分配的粮食就多。
生产队每月分粮时,我和弟弟抬着箩筐,去早了点,总会被人骂:干活看不到人,分粮跑得比哪个都快!
母亲每月再怎么精打细算,也无法温饱孩子们,常常月底要靠借粮救济,或用些粗杂粮糊弄几天,母亲总是在缺粮愁郁中紧张度日。
(母亲以前居住的老屋)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实行大包干那会,我们家仿佛天要塌下来一般,有人家提前开始讥笑要饿死人了。全家人为了不至于真的饿死成为别人的笑柄,起早贪黑地拼命忙着几亩薄地,母亲则几乎成了全日制全能的劳动能手。如今回想起来,那确实是我们家最艰难的一段时光。母亲的脾气也从那时开始变得焦躁不安,日益暴烈。直到后来我毕业工作,家境才开始有所转变,母亲的压力才慢慢卸下来。
不知从何时开始,母亲开始很认真虔诚地敬起神佛来。村头的土地庙,母亲每年大年三十和正月初一都是要去敬拜的。后山凉洞里请来的佛祖,母亲自然也要定期去恭敬。静卧山岗各处的祖宗,母亲也会定期置办好祭品,督促我们去祭拜。其实无他,母亲只想求个全家安康。
我们兄弟劫难余生之际,母亲总是反复说,我每天都在诉求佛祖保佑,才幸得你们最终平安。母亲深信,我们何言?
母亲生于1938年,国难之际降生。于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半个多世纪的灾难,她都一一经历过,一并承担着。如今,虽然已是暮年,但母亲还在默默为我们祈福。母亲就像大地一样,这个星球上无论自然的灾难,还是人为的祸端,她都默默地承受着,为着后人的延续,直到自己消亡的那一刻。
(母亲和父亲)
(文中配图摄影:刘四清,版权归刘四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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