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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璩龙杰(璩姓一度误为琚姓),退休教师,工作之余喜欢写点文字,权当娱乐。著有散文集《草芥堂集》。
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小时候他曾读过一点书,在桐城县双港天城书院——既不是私塾又不是正式中学。还没到解放他就休学了,我到如今都没弄明白他读的是什么档次的书,当然他的学历也就无从谈起。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乡村识文断字的人特别少。生产队里需要能拿笔写字的人,做做划数码、记账、打算盘等差事。于是,粗通文墨的父亲就被乡亲们认定为最佳人选。
有谁知道,这等差事一干几乎就是他的整个人生了,父亲由此有个稳定的“头衔”:生产队保管员。
“生产队“这个名词也是产生于五十年代,仅仅比新中国的成立时间稍迟几年而已,但至今仍在使用。不过,如今的生产队比起六七十年代的生产队,又有实质性的区别。
如今生产队保管员真正地消失了。既无钱又无粮可以保管,要这个头衔有什么用呢?即使有些地方拆迁有拆迁费,也是由队长一人保管,或者由几个人共同管理着。
生产队保管大致经历了近三十年的时间,从五十年代一直到八十年代分田到户,它的历史使命就结束了。
在那个年代,生产队保管必须由两个人担当:一个保管经济,一个保管粮食。如果由一人保管,就容易产生贪污现象,瓜田李下,让群众也不放心。
经济保管离不开一把算盘,粮食保管离不开一杆秤。我的父亲既是经济保管,又是粮食保管。身兼两职,既用算盘又用秤,而且一用就是近三十年,从未间断过。
在吃大锅饭的年代,生产队保管属于“内当家”。大队只抓生产队长和会计的人选,保管都由各生产队社员们自己选定,上级一般不问这个人选。这就是说,保管是上不了台面的头衔。
然而,这个不起眼的头衔,在那个年代,似乎是个“肥缺”。钱在他手上,粮也在他手上,贫穷时代,有钱有粮,就让人很眼羡。
我所在的小山村,有一百多口人,也有将近一百多亩田地。近三十年来,队长和会计几易其人,父亲的保管位置一直未动过。不论谁当队长和会计,他们都不愿意调换这个老保管。并不是父亲工作有什么特殊的成绩和能力,而是他们对父亲当保管特别放心。
从我记事起,父亲用来算账的一把小算盘,只有十一位数,靠右边还掉了一个柱子,缺了七个算盘珠子。这把小算盘不是生产队花钱为他买的,是我家祖上不知什么时候留下来的。父亲每次用过之后,都把它放在床顶上,大概生怕孩子们将它弄坏了,因为床顶很高,我们小孩子够不着。
为生产队装钱用的小木箱子,是母亲陪嫁用的小梳箱。生产队要用钱了,他就从小木箱里拿出来,交给别人,而后将小木箱也放回床顶上,与小算盘放在一起。
有时,清晨我睡在床上还没起来,生产队就有人来找父亲拿钱。他从床顶上端下小木箱,数好钱,交给来人。再记账,记好后,连同账本一起放进小木箱,再将箱子放回原处。
我在迷迷糊糊之中,感受到父亲整个操作过程。父亲离开后,我醒了,躺在床上盯着这个小木箱子发呆。那时候,并不知道这个小木箱子里面装着的是全村人的家当。只感觉到父亲从清晨起床,就与钱打交道。有时,一天要将小木箱端下端上好多次,记账好多次。
一年到头,日复一日,父亲不厌其烦。到年终生产队分红了,我估计床顶上小木箱里有不少钱,父亲拿箱子,就不要我们跟着,就连母亲他都不让她跟在自己的身后。父亲如此“提防”家里人,使得他管生产队里的经济,几十年来从没有掉过一分钱,也没有错过一分钱。无怪乎全村的人都那么信任他呢。
父亲很少过问家里的事,都是母亲操劳,很长时间我家都是超支户。家庭日常生活,难免也有急难之时,母亲宁愿向邻居或者别人赊借,也不愿向父亲开口。
我从小耳濡目染,以至于后来我离开父母分户立灶,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从没有在父亲那儿动用过生产队里的一分钱,内心也从来没有过这个指望。
粮食保管离不开一杆秤。那个年代,什么东西都是靠秤来称。柴草要称,粮食要称,干了塘塥弄到了点鱼虾,也是靠称才能分摊到户的。就是向生产队拾粪都要靠称,因为,凭称出来的斤两记工分啦!如此称进称出,记数划码,都是父亲一手操作。
称口粮,是生产队里的一件大事。稻子收上来,分期分批堆在生产队的大晒场上。白天除了翻晒,还得防家禽、家畜糟塌。阴天防淋湿。晚上防偷盗。反正,从稻谷上场,父亲的精神就没有一刻轻松。
哪些稻谷做口粮,哪些缴国家公粮,全由父亲一手安排。做口粮的要晒干扬净,不能干湿不匀,或者瘪叶(瘪稻谷)杂质过多,如果是那样,群众就会有怨言。
父亲这段时间最忙,也是最操心最辛苦的阶段。上场的稻谷不好伺候,既要太阳又要风,晒干凭太阳,扬净借风力。有时,一次一万多斤稻谷按人头称给各户,让大家都没有微词,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然而,父亲做得让村里人都很满意。扬谷有上风与下风之别,上风稻谷纯净,下风必定稍有瘪叶,怎么办呢?他将堆成小山一样的稻谷拌匀,这就不是一件简单的活儿了。称一次口粮,会让父亲累得吃不下饭,连腰也直不起来了。
生产队称口粮,一般都是在晚上进行。白天农活忙,没有人有空闲做这件事。一盏马灯挂在三角架上,派一两个人专门为各户(往稻箩里)装稻,会计划码,掌秤还是父亲一手操作。
劳累一天的人们,谁都希望早点称好自家的稻谷,回家休息。排队也就成了约定俗成的规则,人们都将各家的稻箩排队。我家不因为父亲没有空闲帮家里挑稻而享受任何优先待遇,照样排队。别人家的劳力都忙着挑各自的粮食,我家只有母亲与我往家里抬粮食。等到我渐渐长大成人,才往家里挑稻谷。
后来,我在乡间了解到,有些生产队称口粮,还派队长监秤。保管员自己称自家的粮食还不行,得由别人来掌秤。在我们生产队,从来没有这回事,根本就没人有这种想法。
一晚上要称一万多斤稻谷,结束的时候,都是更深人静了。早晨,再到稻场上看看,小山一样的稻谷不见了。有时只剩下一点点,堆在那儿,盖得好好的,偌大的稻场也扫得干干净净,这一切“善后”都是父亲一人所为。
父亲晚上睡了多长时间?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生产队从来没有因父亲加班加点而多补点工分。他向来不过问自己有多少工分,只专注地为自己的“差事”负责任。
2013年5月,父亲离开了我们,享年91岁。他拥有一个得不到任何实利的“头衔”——生产队保管员,在这个岗位上,他几乎耗尽了自己大半生的精力。
父亲是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人,干的是再平凡不过的事,虽然他得不到上级领导的嘉奖, 也得不到任何部门的一张奖状,但他在身后还是留有较好的口碑: 某人办事认真,讲规矩,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是个周朝人,给他“划地为牢”,他都不会逃走的人。
人过留名, 雁过留声,我想父亲九泉之下能安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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