璩龙杰 || 父亲的“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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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璩龙杰（璩姓一度误为琚姓），退休教师，工作之余喜欢写点文字，权当娱乐。著有散文集《草芥堂集》。

父亲的“头衔”

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小时候他曾读过一点书，在桐城县双港天城书院——既不是私塾又不是正式中学。还没到解放他就休学了，我到如今都没弄明白他读的是什么档次的书，当然他的学历也就无从谈起。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乡村识文断字的人特别少。生产队里需要能拿笔写字的人，做做划数码、记账、打算盘等差事。于是，粗通文墨的父亲就被乡亲们认定为最佳人选。

有谁知道，这等差事一干几乎就是他的整个人生了，父亲由此有个稳定的“头衔”：生产队保管员。

“生产队“这个名词也是产生于五十年代，仅仅比新中国的成立时间稍迟几年而已，但至今仍在使用。不过，如今的生产队比起六七十年代的生产队，又有实质性的区别。

如今生产队保管员真正地消失了。既无钱又无粮可以保管，要这个头衔有什么用呢？即使有些地方拆迁有拆迁费，也是由队长一人保管，或者由几个人共同管理着。

生产队保管大致经历了近三十年的时间，从五十年代一直到八十年代分田到户，它的历史使命就结束了。

在那个年代，生产队保管必须由两个人担当：一个保管经济，一个保管粮食。如果由一人保管，就容易产生贪污现象，瓜田李下，让群众也不放心。

经济保管离不开一把算盘，粮食保管离不开一杆秤。我的父亲既是经济保管，又是粮食保管。身兼两职，既用算盘又用秤，而且一用就是近三十年，从未间断过。

在吃大锅饭的年代，生产队保管属于“内当家”。大队只抓生产队长和会计的人选，保管都由各生产队社员们自己选定，上级一般不问这个人选。这就是说，保管是上不了台面的头衔。

然而，这个不起眼的头衔，在那个年代，似乎是个“肥缺”。钱在他手上，粮也在他手上，贫穷时代，有钱有粮，就让人很眼羡。

我所在的小山村，有一百多口人，也有将近一百多亩田地。近三十年来，队长和会计几易其人，父亲的保管位置一直未动过。不论谁当队长和会计，他们都不愿意调换这个老保管。并不是父亲工作有什么特殊的成绩和能力，而是他们对父亲当保管特别放心。

从我记事起，父亲用来算账的一把小算盘，只有十一位数，靠右边还掉了一个柱子，缺了七个算盘珠子。这把小算盘不是生产队花钱为他买的，是我家祖上不知什么时候留下来的。父亲每次用过之后，都把它放在床顶上，大概生怕孩子们将它弄坏了，因为床顶很高，我们小孩子够不着。

为生产队装钱用的小木箱子，是母亲陪嫁用的小梳箱。生产队要用钱了，他就从小木箱里拿出来，交给别人，而后将小木箱也放回床顶上，与小算盘放在一起。

有时，清晨我睡在床上还没起来，生产队就有人来找父亲拿钱。他从床顶上端下小木箱，数好钱，交给来人。再记账，记好后，连同账本一起放进小木箱，再将箱子放回原处。

我在迷迷糊糊之中，感受到父亲整个操作过程。父亲离开后，我醒了，躺在床上盯着这个小木箱子发呆。那时候，并不知道这个小木箱子里面装着的是全村人的家当。只感觉到父亲从清晨起床，就与钱打交道。有时，一天要将小木箱端下端上好多次，记账好多次。

一年到头，日复一日，父亲不厌其烦。到年终生产队分红了，我估计床顶上小木箱里有不少钱，父亲拿箱子，就不要我们跟着，就连母亲他都不让她跟在自己的身后。父亲如此“提防”家里人，使得他管生产队里的经济，几十年来从没有掉过一分钱，也没有错过一分钱。无怪乎全村的人都那么信任他呢。

父亲很少过问家里的事，都是母亲操劳，很长时间我家都是超支户。家庭日常生活，难免也有急难之时，母亲宁愿向邻居或者别人赊借，也不愿向父亲开口。

我从小耳濡目染，以至于后来我离开父母分户立灶，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从没有在父亲那儿动用过生产队里的一分钱，内心也从来没有过这个指望。

粮食保管离不开一杆秤。那个年代，什么东西都是靠秤来称。柴草要称，粮食要称，干了塘塥弄到了点鱼虾，也是靠称才能分摊到户的。就是向生产队拾粪都要靠称，因为，凭称出来的斤两记工分啦！如此称进称出，记数划码，都是父亲一手操作。

称口粮，是生产队里的一件大事。稻子收上来，分期分批堆在生产队的大晒场上。白天除了翻晒，还得防家禽、家畜糟塌。阴天防淋湿。晚上防偷盗。反正，从稻谷上场，父亲的精神就没有一刻轻松。

哪些稻谷做口粮，哪些缴国家公粮，全由父亲一手安排。做口粮的要晒干扬净，不能干湿不匀，或者瘪叶（瘪稻谷）杂质过多，如果是那样，群众就会有怨言。

父亲这段时间最忙，也是最操心最辛苦的阶段。上场的稻谷不好伺候，既要太阳又要风，晒干凭太阳，扬净借风力。有时，一次一万多斤稻谷按人头称给各户，让大家都没有微词，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然而，父亲做得让村里人都很满意。扬谷有上风与下风之别，上风稻谷纯净，下风必定稍有瘪叶，怎么办呢？他将堆成小山一样的稻谷拌匀，这就不是一件简单的活儿了。称一次口粮，会让父亲累得吃不下饭，连腰也直不起来了。

生产队称口粮，一般都是在晚上进行。白天农活忙，没有人有空闲做这件事。一盏马灯挂在三角架上，派一两个人专门为各户（往稻箩里）装稻，会计划码，掌秤还是父亲一手操作。

劳累一天的人们，谁都希望早点称好自家的稻谷，回家休息。排队也就成了约定俗成的规则，人们都将各家的稻箩排队。我家不因为父亲没有空闲帮家里挑稻而享受任何优先待遇，照样排队。别人家的劳力都忙着挑各自的粮食，我家只有母亲与我往家里抬粮食。等到我渐渐长大成人，才往家里挑稻谷。

后来，我在乡间了解到，有些生产队称口粮，还派队长监秤。保管员自己称自家的粮食还不行，得由别人来掌秤。在我们生产队，从来没有这回事，根本就没人有这种想法。

一晚上要称一万多斤稻谷，结束的时候，都是更深人静了。早晨，再到稻场上看看，小山一样的稻谷不见了。有时只剩下一点点，堆在那儿，盖得好好的，偌大的稻场也扫得干干净净，这一切“善后”都是父亲一人所为。

父亲晚上睡了多长时间？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生产队从来没有因父亲加班加点而多补点工分。他向来不过问自己有多少工分，只专注地为自己的“差事”负责任。

2013年5月，父亲离开了我们，享年91岁。他拥有一个得不到任何实利的“头衔”——生产队保管员，在这个岗位上，他几乎耗尽了自己大半生的精力。

父亲是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人，干的是再平凡不过的事，虽然他得不到上级领导的嘉奖，也得不到任何部门的一张奖状，但他在身后还是留有较好的口碑: 某人办事认真，讲规矩，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是个周朝人，给他“划地为牢”，他都不会逃走的人。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我想父亲九泉之下能安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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