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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军，1966年1月出生，枞阳县第三中学教师。教学之余，偶有心得体会也会诉诸文字。发表教学论文数篇，也曾发表过散文几篇。
颠簸的日子
1989年夏天，不幸的父亲被病魔缠上了。没有办法，只好去合肥，去省立医院就医。
由此，也就开启了一家人，尤其是我一年多颠簸的日子。
从滨江的枞阳，到巢湖北边的合肥，交通实在不便。我记得那个时候，从我们县去合肥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在离横埠老家两公里的荒岗，等候从普济圩开来的、需经过庐江再前往合肥的客车；另一条路就是去县城，在县城乘车，经过桐城去合肥——无论走哪一条路，都不容易。沿途的砂石公路不仅颠簸得厉害，而且尘土飞扬。
走前一条路，因为穿行于山区，所以格外的危险。我是提心吊胆地陪着父亲，父亲更是瞪着绝望的双眼盯着窗外。好在司机技术娴熟，往往在山腰的拐弯处，当我们都屏着气，抓紧扶手，惊出一身汗的时候，车子却倏地、自如地拐过了弯，下了坡。
走后一条路，需先乘车去县城，再搭车去合肥——而这往往很耽误时间。有时，还不得不在县城里住一夜。
无论走哪一条路，每天都仅有一趟班车！
父亲住进省立医院后，为节省费用，我们替他在距离医院约五站路的较为偏僻的地方租了民房。
那民房我至今都还记得，二层砖混结构的楼房，楼顶有露台。房子很拥挤，因为住的不只是我父亲，以及陪我父亲的母亲，还有好几家“租住户”。
无论是楼梯还是露台，都黑乎乎脏兮兮的——租户们烧煤球炉做饭所致；而房间的墙壁和天花板上，则零星地粘着被拍死的蚊子的尸体和血迹。
好在租住房的前面就是临街的菜市场，尽管脏乱差，但生活也还是方便的。
我那是第一次去合肥。也就是在那一次，我知道了三孝口、五里墩、南七等合肥地名，知道了虽宽阔却同样老旧的长江路是那时省会合肥的“门面”；也就是在那一年，我的父亲，以及陪着父亲的母亲，他们第一次去了合肥火车站，逍遥津公园——他们都是趴在栅栏外“遥望”着火车和动物们的。母亲后来谈及此事，除了诉苦并怀念父亲之外，还多少带有一点“开了眼界”、“见了世面”般的欣喜！
这其后一年多时间里，在父亲住在合肥治疗，以及回家休养，但仍需去合肥买药治疗的一年多时间里，我无数次地在老家和合肥之间颠簸。
其间，印象最为深刻的有几件事。
某天早起去合肥长途汽车站赶车。临近车站的时候，急匆匆赶路的我没曾想到前面跑步的一个人口袋里掉下了一叠钱。当我走近那叠钱的时候，我的旁边一下子杀出两个人来，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另一个是妇女。
他们说：“见者有份！”
我说：“我没有捡那钱呀！”
他们不信，将我逼到马路的拐角——一个不易被人发现的地方，让我蹲下身子，打开提包接受检查。
涉世未深的我，只好老实地蹲下身子，打开提包，让他们翻检。但同时蹩脚地佯装成城里人说话，给自己壮胆：“我要去上班了，要迟到了。”
那男的胡乱地翻看了一下，发现包里真的没钱，也就失望地摆了摆手，打发我离开。
我继续赶路，发现刚才在我前面跑步掉钱的人现在落在我后面继续跑步了。我醒悟过来：那人一定是“媒子”，故意掉下钱来让你捡，然后同伙围上来逼你蹲下，翻看你的包裹。若你包裹里有钱，你就要遭殃了——因为你是蹲着的！
那时我的包里真的没钱，有的只是自己的换洗衣服和头天在省立医院给父亲买的“救命药”！仅有的二十元路费在我的贴身口袋里焐着。
——后来，媒体报道证实了我当时的“醒悟”；后来，每想及此事，都有一种后怕！
颠簸的日子里，有艰辛，有焦虑，有后怕，但也有温情。
我有一同学当时在安徽教育学院进修。为了不过多地影响自己的工作，也为了及时地听到父亲治疗的信息，我拜托他有空就替我去看看我的父亲。
我的这位同学可真是尽心尽力的。我不在合肥的日子，他常坐公交去看望我的父亲，常把有关信息传递给我。他去的次数很多，有时还提着些水果，以至于我的父亲、母亲都过意不去——在举目无亲的世界里，在一个因生病而处于绝望的境地里，有那么一个人，一个家乡的人，一个自己孩子的同学，能经常地来看望你，这是多大的慰藉和幸福呀！
永远感谢我的这位叫王传虎的同学！
父亲患病去合肥治疗之前，我已经确立了恋爱关系。在我奔波于枞阳、合肥之间时，未婚妻提出了也要去合肥看望病中的父亲。
她的到来，父亲自然高兴，特地去菜市场附近的饭店点了两个“小炒”。而更为高兴的是我——那一夜，在父亲租住房的露台上，在月华如水般倾泻的宁静中，我们幸福地偎依在一起，短暂地抛开心中的沉郁，在融融的月色下憧憬着我们的未来。尽管，那时我们家因父亲生病而经济十分拮据；但对于未来的期许，我们从未放弃。
1989年底，父亲回家休养。在父母的操持下，我们结婚了——我们的结婚虽是必然，也还有为父亲的病“冲喜”之意。
父母倾其所有，我也借了些债务。热闹的婚礼，为颠簸中的家庭带来了短暂的安宁，也带来了虽充溢在表面上的喜庆和幸福。
婚房有一大开间，前面做书房，后面是卧室。在书房和卧室之间，悬挂着一长幅做隔断用的、有着藕荷图案的青绿色布帘——那布帘，是父亲在住院期间，同母亲一道，在合肥百货公司摩挲了半天才选定的。他虽已病入膏肓，但他儿子的婚房多少还是要讲究的——“佳偶（藕）天成，百年好合（荷）”！
后来，尽管我多次搬家，但那块布帘却一直带着，收藏着。前几年，妻子将它翻了出来，并改制成了一床被套。
……
在颠簸的客车中，在披星戴月、风尘仆仆地穿梭于两地的途中，我是多么的疲惫，又是多么地渴望父亲能早一天好起来。那样，我就再也不必奔波在去合肥的尘土飞扬的路上了！
这样的奔跑，终止在1990年一个炎热的夏天。那一天，我那被病痛折磨得无人形的父亲，彻底地解脱了痛苦……
父亲并没有因为家人的奔波而甩脱病魔，也没有因为我的婚礼而“冲喜”成功——这成为我后来好长一段时间的隐痛！
……
斗转星移。若干年后，我又多次去合肥，或为公干，或为私事。当然，行经的再也不是当初的砂石路了，我们走的是国道，继之以高速公路——只要你愿意，一天跑两个来回都行！市中心再也不是仅有一条作为“门面”的长江路了，宽阔的繁华大道，四通八达的立交桥，还有机场快速通道……无不让你感受到合肥的变化，合肥的发展。
无论合肥如何发展和变化，永不改变的是我对那段颠簸日子刻骨铭心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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