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余 晶
中国文学的外译与海外传播，即“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的问题，是中国文学界与学术界长期以来所关注的问题。近年来由于国家文化政策的导向，该问题又成了一个热门话题，在各种文化与学术会议上频频出现。关于中国现当代诗歌的外译与传播情况，目前国内已有海岸、北塔、李德凤、鄢佳等多位学者撰文讨论。[1]这些文章资料非常翔实，基本上勾勒出了中国现当代诗歌在海外的总体面貌。简单来说，就朦胧诗以来的中国诗人而言，北岛、杨炼二人的海外译本最多，各有10本以上，且逐年增多。其他朦胧诗人以及“第三代”诗人大多也有了海外译本，但普遍数量较少，大约每人一到三本。70后诗人译本较少，只有宇向、余秀华、尹丽川、墓草等数人有海外译本，但这一群体正在迅速增长。80后与90后诗人海外译本极少，目前已知只有戴潍娜与余幼幼在海外有单行本出版。[2]
本文并非打算为当代诗歌海外译本情况提供一份新的统计，而是从一个诗歌外译译者的个人经验出发，来探讨诗歌外译过程中的几个基本问题，并试图对“中国当代诗歌如何走出去”这一问题给出具体的、基于实践的回答。笔者是一位中诗英译的长期从业者，从2010年至今英译过大量中国诗歌（其间六年旅居新西兰），包括新诗与古诗，在英、美、澳等世界主要英语国家70余种文学杂志上发表过约200首中诗英译，2017年在美国出版中诗英译集《零距离：中国新诗歌》（Zero Distance: New Poetry from China），2019年在新西兰出版英译戴潍娜诗集《用蜗牛周游世界的速度爱你》（Loving You at the Speed of a Snail Travelling Around the World）。此外，另有一部英译沈浩波诗集已经完稿，尚未出版。因为笔者曾在海外参与过有关中国诗歌的选题、翻译、出版、推广等各环节，所以希望通过本文，对中国诗歌英译的几个基本问题——译者身份、译诗选材、译诗出版与传播——提出自己的看法，并用具体案例加以说明。
本文的关注点在中国当代诗歌的英译，尽量不涉及古诗。因为古诗英译是一个更复杂、问题更多的领域，需要专文论述，而英语以外的诗歌外译，笔者并未实践，也就没有发言权。本文标题中的“零距离”借用了笔者2017年出版的译著《零距离》一书书名，在此表示笔者十年来从事诗歌翻译的一种状态，即“零距离”贴近中国诗歌界选材，同时又“零距离”贴近英语诗歌界寻求译作的出版与推广，目前处于这种状态的诗歌译者在中国国内并不太多。本文所举的例子，也大多来自笔者十年的英译实践。
一、谁来译诗？：崛起中的第三类译者
在国际翻译界，对于理想的诗歌译者有两个普遍的共识：一、译者本人最好是诗人；二、译者的母语最好是译入语。但这两个共识似乎在中国翻译界屡屡遭人反对，究其原因，在于中国翻译界一直都很热衷于把中文诗歌译成外语，也出现了一些非常勤奋的翻译家，比如许渊冲。他不仅英译过大量古诗，而且多次公开表示中国诗歌只能由中国人来译，中国人比外国人译得更好。[3]许的译文在中国国内备受推崇，研究论文无数，但在英语世界却十分边缘化，甚至被当作反面案例。何以会有如此评价上的反差？抛开中国翻译界的民族主义情结，是否还有技术上的原因？
著名翻译学刊《目标》（Target）曾于2010年刊发了两篇文章，非常突出地体现了这种反差。第一篇文章作者是中国澳门学者蒋骁华，他在一篇研究古诗英译的论文中总结了“不连贯翻译”（disjointed translation）这一译诗技巧，并举了许渊冲、赵甄陶等中国译者的英语译文作为例子。[4]然而，蒋的文章立刻就遭到了英国资深翻译霍布恩（Brian Holton）撰文反驳，指出蒋举的这些例子几乎全是糟糕的英文，有些甚至每句都有错误或不妥之处。霍布恩是杨炼的英语译者，也是《水浒传》的苏格兰语译者，是对中国译者的英语译作批评最尖锐的译者之一，其观点在英语世界很有代表性。在该文结尾，他劝告有志于中诗英译的中国学生：“不要做这个！”哪怕一定要做，也要：1. 长时间学习揣摩中文诗歌原文与英语母语者的译本，中英双语都达到很高水平；2. 找一个能看懂中文，同时英文又达到出版水平的英语母语者合作。[5]
霍布恩是“母语者译诗”的坚定拥护者，并多次重申这一观点，包括他2012年出版的中国诗选《玉梯》（Jade Ladder）后记：“非母语译者的译本绝大多数不是诗”。[6]对中国译者而言，霍布恩的话虽然刺耳，却很有道理。不过，他如此反复强调，倒显得和许渊冲“中国人英译最好”的论调如出一辙，都有些任性武断。长期研究中国当代诗歌的荷兰汉学家柯雷（Maghiel van Crevel）就曾撰文对霍布恩观点中体现的“完美主义”（perfectionism）提出了质疑。柯雷认为，诗歌英译上的“不完美”问题不是简单的对错问题，因为英语是一门世界语言，其包容性比小语种，如荷兰语，要大得多。[7]世界上不存在完美的英语，每个英语国家的人都有自己的说话方式，包括众多母语使用者和非母语使用者，只要达到了出版水平，都是合格的英译。这个问题往大了说，还牵涉到语言霸权和后殖民主义。有趣的是，柯雷的文章在质疑霍布恩之后，又专门比较了《玉梯》与笔者所译《零距离》，认为这两本英译中国诗选在每个维度上都是一组对立，包括译者身份、编选方式、翻译理念等。[8]也许柯雷本人长年用英语写作，而非其母语荷兰语，所以对笔者这种反权威的译诗方式有种天然的认同感。他的英语并不“完美”，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一本本出版英语论著。笔者的译诗，也是如此。
归根到底，在谁来译诗的问题上，无论许渊冲还是霍布恩都犯了二元对立的错误，即把中国译者和英语母语译者对立起来，仿佛非此即彼。而实际上，随着中国的发展与对外交流的增多，早已出现了处于两者之间的第三类译者，即有能力用英语进行创意写作，尤其是写英文诗的中国译者，不仅是有能力写，而且能像英语母语诗人那样在海外发表，也就是达到了出版水平。这样的人一直都有，但数量不多，因为的确难度很大。首先，并非海外生活时间越长英文就越好，而是要看译者有多少时间从事英文文字工作；其次，即便是长期用英文写作的人，也要看写了多少创意写作，尤其是诗歌；再次，哪怕是长年写英文诗的人，还要看是一个人自娱自乐，还是融入了英语诗歌圈，知道如何发表和出版，知道当代英文诗的特点与动向。三个条件一叠加，能做到的人就寥寥无几了，况且这本身就是件没有多少利益的事业，有潜力者也不见得会花时间投入。
在这第三类诗歌译者中，成果最为突出的是澳大利亚的欧阳昱。欧阳昱1955年在中国出生并长大，1991年赴澳大利亚留学、定居并成为优秀的英语诗人，诗作多次获奖。欧阳昱早在2002就出版了《砸你的脸：当代中国诗歌英文翻译集》（In Your Face: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 Translation），2013年出版《打破新天：中国当代诗歌》（Breaking New Sky: Contemporary Poetry from China），从2019年至今又英译出版了杨邪、树才、路也、海岸、龙泉、娜夜、漫尘、陆飘、任意、朵而、张春华、潇潇、西风野渡、石棉、张萌等15位中国诗人的15本个人诗集，译诗效率令人惊讶。这一类诗歌译者还包括美国的王屏、明迪、黄运特、张耳，以及新西兰的罗辉等，其中王屏、明迪与张耳更多是和英语母语诗人合作，而黄运特与罗辉多为独立翻译。另外还有些诗人，如原籍湖北、现居加拿大的袁昌明，虽然不爱译诗，但以其写英文诗的能力，也是潜在的优秀译者。这一批译者虽然在国内知名度不高，却是实实在在能让中国诗歌走出去的人物，因为他们的英文创意写作能力，以及对英语诗歌出版界的熟悉程度，都是普通国内译者不能比的。
笔者也属于这一群体，也是从写英文诗开始，最初几年在海外刊物发表了几十首诗后，突然觉得应该做一些中诗英译，于是便很自然地走上了译诗之路。在这一漫长过程中，欧阳昱、杜博妮（Bonnie McDougall）与罗辉等优秀译者都曾给予笔者不少指点与帮助，都是笔者的老师。这一译者群体的优势在于，因为在中国出生并长大，可以无限接近中国诗坛，对新诗人与新写作保持最大程度的敏感；而长期练就的英文创意写作能力，以及对英文出版市场的了解，又能让译作比较容易面世并产生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群体的存在，就是对霍布恩“母语者译诗”这一经典观念的反驳，也说明了在译者身份的问题上，一味坚持母语/非母语译者的二元对立是不可取的。
当然必须承认，目前“中国诗歌走出去”主要还是靠霍布恩、杜博妮、柯夏智（Lucas Klein）与顾爱玲（Eleanor Goodman）这样的英语母语译者，大部分中国国内译者的英译起不到太多实际作用。但一个好现象是，拥有英语写诗能力的年轻中国译者正不断涌现，且有越来越多的趋势，比如翻译了海子与杨键诗集的叶春、翻译了宋琳与朱朱诗集的李栋，以及写英文诗获奖的方商羊（三人皆在中国长大，后赴美）。笔者教过的中国学生中，还有个经常在海外发表译诗的易哲。此外，随着创意写作专业的发展，逐渐有不少中国学生有意去海外英文系攻读创意写作学位，学习写英文诗。有理由相信，将来我们这个译诗群体不会再只有寥寥数人，中国诗歌也不会缺少优秀的英译者。
Jade Ladder: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W.N. Herbert
Yang Lian
Brian Holton
Qin Xiaoyu
Bloodaxe Books
2012
二、译诗选材：年轻诗人的关注者
2017年，笔者的《零距离》在美国出版后，新西兰文学翻译中心（New Zealand Centre for Literary Translation）曾专门为此书举办了一次发布会。在介绍译诗经验时，笔者谈了一个观点：“一个诗歌翻译的工作，绝不仅仅是关起门来译诗；一个好的翻译要能够提供选诗、译诗、出版的一条龙服务。译什么，怎么译，怎么出版，这些环节都是一个译者需要学习和掌握的，而不仅仅是纸上的翻译技巧。”一个译者首先需要的就是选材眼力，要通过一首中文诗，看出它在英语文化语境中的潜在价值。并不是一首中文里人人夸赞的好诗，译成英文就一定效果好。很多时候一首诗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效果是不对等的，一首默默无闻的中文诗也有可能成为一首英文佳作。尤其对于当代诗来说，本身就没有多少经典，译者更要抛开中国诗坛的名声与成见，从沙土里挖出黄金来。
对于选材，不同译者自有不同喜好。在《零距离》前言中，笔者曾写到，自己的选材倾向是翻译“年轻的、新的与不为人知的”诗人[9]，因为据笔者观察，国外译者在英译中国诗时，普遍关注年长的已成名诗人而忽略年轻一代，导致某些著名诗人，如北岛，被反复过多地翻译，而对已成长起来的广大70后与80后诗人却无人问津。这一方面是翻译界的通病，另一方面，也是国外译者对中国诗坛新动向缺乏了解所致。笔者当时决心反其道而行之，从年轻诗人入手翻译，把最新的中国诗歌传播出去。与西方译者相比，这也是笔者优势所在，能够接触到很多他们难以接触到的诗歌材料。
《零距离》的诞生得益于笔者对中国诗坛“口语诗”的关注。“口语诗”是1999年盘峰论争的争论点之一，随着“民间”诗派的推广与新世纪网络诗歌的兴起而更多地为人所知，也是中国诗坛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无论赞扬还是批评都非常多。然而，在柯雷看来，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诗歌可以概括为“崇高”（Elevated）与“世俗”（Earthly）之争，这两种美学如同一个坐标系，所有的中国诗歌都落在这两极之间，偏向一端或另一端。[10]作为一种“世俗”诗歌美学，“口语诗”本身并无问题，只有好诗与坏诗之分。而目前英语世界对于中国诗歌的翻译多集中在“崇高”一极，对“世俗”的一极译介很少，《零距离》的出现，就集中向英语世界展示了中国诗歌的另一面。其实这种秉承着“世俗美学”的中国诗歌在西方并非无人关注，比如，在参加过盘峰论争的双方诗人中，第一个在英语世界重要出版社出版诗集的并不是“知识分子”诗人，反而是“民间”一派的伊沙，其英文诗集《饿死诗人》（Starve the Poets!）早在2008年就由英国血斧（Bloodaxe）出版，比于坚、西川、王家新、臧棣等人都要早。只不过除了伊沙、于坚、韩东的几本诗集外，年轻一代“口语诗”就译介寥寥，笔者《零距离》也算是及时弥补了一个空白。
在“年轻诗人”与“口语诗”这两个焦点之下，《零距离》于2017年由美国鱼雷出版社（Tinfish Press）出版，包含了29位中国诗人共81首诗，其中23人出生在1970年之后，15人出生在1980年之后，最小的是出生于2006年的游若昕。随着此书的出版，也产生了多篇书评。令笔者印象最深的一句评论，则来自美国中诗译者柯夏智。他在其博客上介绍此书内容与目录后，写道：“我在以前的诗选中几乎都没见过这些诗人中的任何一个！看来，《零距离》应该是件新东西。”[11]能让一个多年关注中国诗坛的汉学家发出这样的评论，笔者编译此书的初衷也就达到了。
继出版《零距离》后，笔者又于2019年初在新西兰出版了中国诗人戴潍娜的个人英译诗集《用蜗牛周游世界的速度爱你》。之所以翻译戴潍娜的诗作，当时笔者有几方面的考虑：第一，她是80后中国诗人里风格较为独特的一位，诗作充满了复杂的意象与绵密的词语，往往将抽象的哲学思考与直率的身体写作杂糅在一起，时常有惊艳之笔，以本人的直觉，这样的诗在西方是有市场的；第二，尽管笔者欣赏口语诗，但在译完《零距离》后，对口语写作的问题，如写作主题、思维方式的重复，也产生了一定的审美疲劳，打算译一个与“世俗”风格迥然不同的诗人，而戴的诗歌总体偏向“崇高”一极；第三，《零距离》是一本多人选集，而目前英语出版界更倾向出版单个诗人的个人诗集，即希望译者能集中深入地翻译一位诗人，从这个意义上讲，《零距离》的顺利出版是一种幸运，翻译个人诗集才符合出版主流，更容易出版；第四，戴是个女诗人，目前在各种英译中国诗选中都呈现出一种可怕的“男性统治”（male dominance），即男诗人的数量大大多于女诗人，翻译一位年轻女诗人无疑是对出版现状的一种挑战。最后，戴潍娜这本诗集也是英语世界出版的第一本中国80后诗人的个人诗集，具有特殊意义。第一本中国90后诗人的诗集出现在半年后，即2019年6月，余幼幼的个人诗集《我空出来的身体》（My Tenantless Body）在英国出版。余幼幼同样是一位风格大胆的女诗人，这不能不说是双方译者在选材直觉上的一种共鸣。
另外，笔者自2016年起英译沈浩波的诗歌，虽然尚未结集出版，但已在海外杂志发表了60余首。正如本文开头所言，目前70后诗人的海外英译依然很少。1976年出生的沈浩波虽然在国内诗坛已是成名诗人，但在英语语境中，依然算是个陌生面孔。在笔者翻译之前，英语中有关沈浩波的介绍，多来自柯雷的专著《精神、混乱与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Chinese Poetry in Times of Mind, Mayhem and Money）中有关“下半身写作”的一章，有研究而无翻译；并且，柯雷介绍的是早期沈浩波，即“下半身”时期的沈浩波，这无疑是个过时而且刻板的印象。笔者通过阅读作者多年来的大量诗作，发现沈是一个风格多变，在思想与诗艺上都在不断成长的诗人，因而在翻译时注意选择他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作品，力图为英语世界呈现一个完整的诗人。到目前为止，这一尝试非常成功，在海外刊物屡屡发表就是明证。沈有一些非常“上半身”的优秀作品，如《月圆之夜》《跑步》《星空之问》等，都通过笔者的翻译，分别发表在美国《麻省评论》（The Massachusetts Review）、新西兰《着陆》（Landfall）、英国《长诗杂志》（Long Poem Magazine）等知名文学刊物上。此外，因为笔者对沈浩波的大量翻译吸引了英语汉学界的注意，在2021年出版的重要学术项目《文学传记辞典第387卷·1949年以来的中国诗人》（Dictionary of Literary Biography, Volume 387: Chinese Poets Since 1949）一书中，“沈浩波传记”这一部分便由柯雷与笔者合作撰写。
以上便是笔者到目前为止主要选择的翻译对象，即以年轻诗人为中心，结合个人喜好、海外译介现状、英语汉学界研究现状等综合因素挑选最值得译介的中国诗人，也是非常成功的翻译实践。要作出正确选择有个前提：译者本人必须“零距离”接触当代中国诗坛，才能有足够大的选择范围。这一点正是中国译者的优势，因为英语母语译者往往做起来有些吃力，不能及时了解到年轻一代中国诗人的最新情况。接下来，笔者将要谈到，如何“零距离”接触英语诗坛，即译作发表与出版问题。
Starve the Poets!
Selected Poems
Yi Sha
Tao Naikan
Simon Patton
Bloodaxe Books
2008
三、文学杂志：不可忽视的传播载体
“发表”和“出版”在中文里是两个词，前者针对杂志，后者针对书籍，但在英文里，这两者是一个词“publish”，即将自己的作品通过某种渠道公布于众。笔者认为，发表与出版，对于译者来说比对诗人本身更加重要。诗歌创作可以不及时发表，比如默默写诗一辈子的美国诗人狄金森（Emily Dickinson），死后被人发现，依然是杰出诗人。但翻译则不同，译者若不采取有效途径及时发表，就失去了即时性意义。因为不发表，可能就被别的译者先发表了，失去了首译的价值，即便没有其他译者，自己的译作也只能烂在抽屉里，失去了传播价值。而翻译，首要就是为了传播。没有传播，为何要翻译？从这个意义上讲，翻译是比创作功利性更强的一种行为，本身就是为了发表与出版，不能够“为艺术而艺术”。
中诗英译，如何才算“有效传播”？在网络时代，这个问题看似容易，实则很难。首先，发在中国的微信、微博、网站等自媒体上是基本无用的，哪怕是西方流行的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也很难有效。原因是在海量网络信息中，普通自媒体根本吸引不到多少阅读量，何况是英语世界的读者流量。即便自建一个网站，也很难有太多关注。其次，通过中国出版机构向外推广，如《人民文学》英文版《路灯》（Pathlight）及其他国内英文刊物，其真实效果也很值得怀疑，因为国外读者多以猎奇的心态看待此类刊物，很难视其为主流文学杂志。根据笔者的经验，只有直接把译作发表到英语世界文学杂志上去，才是最好的传播途径，但这一点正是大多国内译者做不到，或能做到，但不知如何去做的。这也是为什么国内诗歌英译者众多，有效传播却很少的原因。
中国诗歌想要“走出去”，最实际的办法，就是模仿英语世界的诗人是如何推广自己作品的，学习他们文学界的游戏规则，然后照样子去做，而不是想当然地“推广”。一般而言，一个英语诗人要出版自己的诗集，首先必须在文学杂志，尤其是知名杂志上有一定数量的发表，否则其诗集就很难被出版社接受。英国谢尔斯曼（Shearsman）出版社曾为有志于出版诗集的年轻诗人给出了一份详细的入行指南，第一条是：“如果你从未在任何杂志发表过，给我们（或任何其他出版社）寄送书稿是没有意义的。”[12]还有第三条：“如果你不读当代诗歌，那你的作品也不太可能会引起我们的兴趣……一个想要出版维多利亚时期韵文诗的诗人应该去找维多利亚时期的出版社。”[13]所以，在通常情况下，英语世界的文学杂志是走向书籍出版的必经之路，在出版社眼中，这就是一个诗人或译者在文学界的“信用分”（credit）。这一点，英语世界比中国出版界更为强调，因为正经做书的出版社是绝不会找作者收费出书的；在专业领域，资本能起的作用很小。中国文学不是花钱就能“走出去”，真正能“走出去”的反而往往是不用花钱的。
笔者所译《零距离》与戴潍娜诗集都是成书之前就已在英语文学杂志上大量发表。以《零距离》为例，共81首诗，在杂志上发了34首，包括英语世界最著名的译诗刊物、英国《现代译诗》（Modern Poetry in Translation），以及澳大利亚《西风》（Westerly）与新西兰《新西兰诗歌》（Poetry New Zealand）等。戴潍娜诗集是一本小书，共16首诗，在杂志上发了10首，虽然数量不多，但有三首发表在英国头牌诗刊、同时也是英国诗歌协会的会刊《诗歌评论》（The Poetry Review），此外还有美国《芝加哥评论》（Chicago Review）、《科罗拉多评论》（Colorado Review）、加拿大《安蒂戈尼什评论》（The Antigonish Review）等几家知名杂志。正是因为这两本诗集中的译作在文学杂志上有过辉煌战绩，加上诗歌质量不错，才使得它们在寻找出版社时非常顺利。2016年，当笔者把《零距离》书稿发给美国出版人苏珊·舒尔茨（Susan Schultz）后，她不到一个小时就发来了用稿通知。2018年，新西兰出版人罗杰·希金（Roger Hickin）也只过了一天就决定录用戴潍娜诗集书稿。相比于大多西方作家所抱怨的漫长审稿等待期，笔者这两本书的投稿经历堪称离奇。要知道，此二人之前与笔者素不相识。
杂志发表与书籍出版，究竟谁的传播力更强？一般而言，是后者，但对于诗集则不一定，因为诗集市场小，基本不可能成为畅销书，因而印数也少，传播能力有限。但文学杂志则不同，虽然也不算大众媒介，但一家文学杂志能够生存，总有其相对固定的读者群，至少可以保证作品能被一部分人读到。尤其是像《纽约客》（The New Yorker）、《巴黎评论》（The Paris Review）、《现代译诗》这样的大刊，传播能力远远超过一本普通诗集。举个例子，笔者所译80后诗人西毒何殇《虚构她》一诗，于2014年在牛津大学《现代译诗》发表，又于2016年被选入《现代译诗》创刊50周年精选集《灾难的中心：庆祝〈现代译诗〉五十周年》（Centres of Cataclysm: Celebrating Fifty Years of Modern Poetry in Translation）。大刊的世界影响力很快就显现了出来，该诗从英国传到了南非。仅仅半年后，南非女诗人甘索（Vangile Gantsho）写出了《父亲的拖拉机》（“Her Father’s Tractor”）一诗，副标题是“仿西毒何殇《虚构她》”。甘索这首仿作又于2019年被收入在英美同时出版的重要选集《非洲新女儿：国际非裔女性作品选》（New Daughters of Africa: An International Anthology of Writing by Women of African Descent）。一首当代中文诗能够在英语中引起高质量的仿作，这是极其罕见的。[14]在这个案例中，英国《现代译诗》起到了重要的推手作用，这就是大刊的传播能力。这首诗不仅“走出去”了，还在英语诗歌中产生了有据可查的影响。中国诗歌需要这样的“走出去”，而不仅仅是“翻译出去”。
Zero Distance: New Poetry from China
Liang Yujing
Tinfish Press
2017
四、诗集出版：不仅仅是“出版”
在大多英语国家，出版从来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找谁出版。“出版不是问题”是指出版书籍非常容易，西方有大量的“虚荣出版”（vanity publishing）公司，即只要付钱，就能拿到书号出书，没有人审查书的内容与质量，当然也不管销售发行。实在不行，自己注册个出版社也很便宜，随便出书，书号基本不要钱。同时，在这样出版门槛很低的环境下，也有很多出版社是做“正规”出版的，即不向作者收费，只出自己看中的好书，并负责销售发行与推广，打造自己的品牌，有名望的出版社都属此列。英语世界两类出版社并存，书号都为真，只是运作模式不同。之所以称第二类为“正规”，是因为它有审稿程序，不收钱，且负责销售。很明显，我们出版译著应该去找“正规”出版社，因为它不仅出版，而且有发行、销售、推广等环节。而“虚荣出版”仅仅只有“出版”，是没有传播力的。
在“正规”出版社中，诗集出版也要找准目标。首先，大型出版集团并不适合，比如企鹅兰登（Penguin Random House）、麦克米伦（Macmillan Publishers）、哈珀柯林斯（HarperCollins）等“五巨头”（The Big Five）。这些出版社主要目的是盈利，虽然也出诗集，但只出名气大、有销量的诗集，比如经典诗歌或诺贝尔、普利策奖得主作品，因而不太可能出版中国当代诗歌。其次，西方大量中小出版社基本各有专长，专业性很强，互不跨界，比如很多大学出版社就只专注于学术出版。对于中诗英译，我们要瞄准那些专门做先锋文学或诗歌的出版社。
在英语世界，承担绝大多数诗集出版任务的是广大“小出版社”（small press），又叫“独立出版人”（indie publisher）或“独立出版社”（independent press）。这些出版社通常都是非营利性质，专注出版先锋文学，在税收上也受到优待。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小”单纯指“规模小”，而非重要性或影响力。比如，一个小出版社可能只有两三个人，一年出版五六本书。人员大多是兼职，即有其他正式工作，因而无须依靠出版来养家。小出版社的繁荣是英语国家出版界的一大特点，其意义不仅不小，而且非常重大，因为没有它们，很多不太有销量的优秀文学作品就无法出版，包括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名著，很多最初都是在小出版社出版。一个典型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的城市之光出版社（City Lights Books），当年因为出版了包括金斯堡（Allen Ginsberg）《嚎叫》（Howl）在内的大量“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文学作品而闻名于世。作为美国出版界的传奇，该出版社如今每年只出版12本书，从1955年至今总共也只出版了200多本15，都是精挑细选的书稿，想被选中非常之难。像城市之光这样的“小出版社”，影响力不仅不小，相反，还是名声最大的诗歌出版社之一。
笔者出版《零距离》的美国夏威夷鱼雷出版社和出版戴潍娜诗集的新西兰冷毂出版社（Cold Hub Press）都属于专注先锋文学的“小出版社”，因为是诗集，印数都只有数百本。考虑到人口数量，和中国大陆的诗集印数不能比。下面笔者将分别介绍这几百本诗集是如何通过专业的推广而在海外产生影响的。总而言之，笔者想表达的是，因为诗歌在世界范围内都属于一个小众群体，我们在考察影响力时，不能单看印数多少，而要看这本书传到了哪些地方、哪些人手里，有多少英语诗歌界或汉学界的专业人士拿到了这本书，或者当他们想拿到时，是不是很容易就能买到。相比于看印数，这些更为细致的案例才更能反映中国诗歌的传播情况。
《零距离》的出版人舒尔茨是夏威夷大学英文系教授，她于1995年创立了鱼雷出版社，专注于出版太平洋地区的实验写作与文学翻译。除了《零距离》外，她还出版过柯夏智翻译的西川诗集《小老儿及其它诗篇》（Yours Truly & Other Poems）、叶春等人翻译的杨键诗集《长河》（Long River）、黄运特翻译的俞心樵诗集《最后的抒情》（The Last Lyric）等中国诗歌。《零距离》于2017年5月出版，之后的一个月内，几乎全世界的主要购书网站都上架了这本书，包括亚马逊（Amazon）、图书存放处（Book Depository）、小出版社发行（Small Press Distribution）等，以及瑞典、德国、日本、中国台湾的购书网站，也都把这本书作为英文书上架。因为鱼雷出版社和不少图书馆事先有馆藏协议，所以也是在一个月内，网上可查的馆藏就包括了新加坡国家图书馆、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斯坦福大学图书馆、宾夕法尼亚大学图书馆等十余家。在后续半年内，包括《新西兰诗歌》在内的几家新西兰与美国杂志先后发表三篇关于《零距离》的书评，笔者当时所在的新西兰文学翻译中心也为此书举办了一个专场发布会。同时，笔者在脸书和推特上看到，身处英国、香港、澳大利亚、美国的不少诗人、汉学学者与译者都转发了这本书的信息及评论。2018年，鱼雷出版社参加美国作家与写作项目协会（Association of Writers & Writing Programs）年会时在现场做了一个展台，推广包括《零距离》在内的新书，并举行了读诗会。2018年底，出版人甚至计划邀我们几个作者来武汉参加一个中美诗歌会议，宣传鱼雷出版社，但最终未能成行。笔者列举这些，只是为了展示“小出版社”的专业推广能力。《零距离》不过是一本普通诗集，并不畅销，但这种铺天盖地的海外推广，是国内出版渠道难以做到的。
新西兰冷毂出版社对戴潍娜诗集《用蜗牛周游世界的速度爱你》的推广也和《零距离》类似，首先在英文世界各大购书网站上架，然后是各大图书馆。与《零距离》相比，这本书的推广力度要小一些，因为这是一本“小册子”（chapbook），即很薄、没有书脊的书，相对而言没有《零距离》那种“标准厚度”（full-length）的书适合全世界推广。但在新西兰本国，这本小书依然得到了足够多的曝光率。冷毂出版社与新西兰文学翻译中心合作，由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孔子学院提供资助，于2019年邀请了作者戴潍娜前往新西兰推广此书。我们在惠灵顿举行了一次新书发布会，并一同参加了第23届新西兰亚洲研究协会（NZASIA）双年会。戴潍娜不仅朗诵了自己的诗歌，还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国截句的英文演讲。这些诗歌交流活动虽然不止冷毂出版社一家在操办，但所有的缘起都是诗集的出版。
从《零距离》与《用蜗牛周游世界的速度爱你》两本诗集的海外出版与推广可以看出，真正有效的书籍推广在于找到正确的出版社，即“找谁出版”的问题。笔者已注意到，某些国内译者在海外出版译著时，由于不熟悉市场或其他原因，其实是找上了“虚荣出版”公司，不仅花了钱还没有实际推广效果。有些学者在研究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时，也只关注“出版”而忽略了“发行”，把某些无效出版物也统计在内，这样自然难以准确反映出中国诗歌海外传播的真实面貌。
Breaking New Sky: Contemporary Poetry from China
Ouyang Yu
Five Islands Press
2013
结 语
2011年，杜博妮在《现代中国翻译区：权威命令与礼物交换》（Translation Zone in Modern China: Authoritarian Command Versus Gift Exchange）一书中总结了1980年代中国文学外译的两种模式：“权威命令”与“礼物交换”。前者是通过政府主导与资助向外推广中国文学，比如杜博妮本人为外文出版社工作；后者则是以民间方式，通过译者与作家的个人接触得以实现，比如杜博妮英译北岛。杜博妮认为：“在文学翻译中，礼物交换的关系是最有可能实施的，也是最有可能取得成功的，因为文学翻译过程与接受的核心是创造力。”[16]虽然杜博妮讨论的是1980年代的外译情况，但这两种模式在今日的中国文学英译过程中依然存在。“权威命令”以各种国家外译项目的形式存在，而“礼物交换”则产生了各种新时期的变体。笔者的“零距离”译诗方式也可视为“礼物交换”模式的一种变体，即深入到中国诗坛内部去挖掘素材，再深入到英语诗歌出版界内部去寻求推广，而且是以民间的、个人的方式进行，没有任何官方资本或行政力量介入（除了孔子学院出资邀请戴潍娜赴新西兰推广诗集，但那已是出版之后的后续活动）。这种模式至少到目前为止是成功的、可行的。
本文主要以笔者的中诗英译实践为案例，回答了有关诗歌译者、译诗选材、杂志发表与诗集出版四个方面的基本问题，但这远不是中国诗歌外译与传播问题的全部。至少有两个问题，因为篇幅原因，笔者有意略过了：一是本文开头提到的古诗英译问题；二是如何英译中国当代诗的问题，即具体的译诗技巧。第一个问题过于复杂，第二个问题又过于细致微观，都需要大量笔墨才能说清，只能留待将来另文专论。希望本文能为中国译者和关注外译传播的学者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Loving you at the speed of a snail travelling around the world
Dai Weina
Yujing Liang （梁余晶译）
Cold Hub Press
2018
注 释
[1] 关于中国现当代诗歌的外译（英译）情况，参见海岸：《翻译与传播：中国新诗在英语世界》，《东方翻译》2013年第3期；北塔：《中国现当代诗歌的英文翻译概况》，《华文文学》2012年第5期；李德凤、鄢佳：《中国现当代诗歌英译述评（1935-2011）》，《中国翻译》2013年第2期。
[2] 准确来说，在海外出版译本的80、90后诗人不止此二人，但根据笔者经验判断，有些是只有“出版”没有“发行”，有些很可能就是“虚荣出版”。关于“虚荣出版”，详见本文第四部分。
[3] 许渊冲此观点曾在各种中文文章、报道、视频采访中大量出现，如中国诗歌网《许渊冲：翻译中国诗，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翻得好？》，https://www.zgshige.com/c/2016-05-31/1305219.shtml。
[4] 详见Jiang Xiaohua. “Indeterminacy, Multivalence and Disjointed Translation.” Target, Vol. 22:2 (2010), pp. 331-346.
[5] Brian Holton. “When the Blind Lead the Blind: A Response to Jiang Xiaohua.” Target, Vol. 22:2 (2010), p. 349.
[6] Brian Holton. “Phrases That Shall Be Musical in the Mouth.” Jade Ladder: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edited by W. N. Herbert and Yang Lian with Brian Holton and Qin Xiaoyu. Tarset: Bloodaxe, 2012, p. 353.
[7][8] 参见Maghiel van Crevel. “A Noble Art, and a Tricky Business: Translation Anthologies of Chinese Poetry.” Chinese Poetry and Translation: Rights and Wrongs, edited by Maghiel van Crevel and Lucas Klein.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340-341, p. 346.
[9] Liang Yujing, ed. and trans. Zero Distance: New Poetry from China. Honolulu: Tinfish Press, 2017, p. 7.
[10] 详见Maghiel van Crevel, Chinese Poetry in Times of Mind, Mayhem and Money, Leiden: Brill, 2008, p. 25.
[11] Lucas Klein. “Zero Distance Anthology of New Chinese Poetry.” Notes on the Mosquito: A Blog on Xi Chuan and 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 Translation. https://xichuanpoetry.com/?p=3798, posted on June 9, 2017, accessed on Feb 12, 2022.
[12][13] “Submissions—Notes for Beginners.” Website of Shearsman Books. https://www.shearsman.com/shearsman-books-notes-for-beginners, accessed on Feb 14, 2022.
[14] 关于西毒何殇《虚构她》与甘索《父亲的拖拉机》这两首原诗，以及它们诞生与传播的详细故事，请见梁余晶：《模仿与世界文学——论两首中文诗的英文仿作》，《外国语言与文化》2022年第1期，在此不再赘述。
[15] The Homepage of City Lights Publishers.https://citylights.com/publishing/#publishing-faq, accessed on Feb 15, 2022.
[16] Bonnie S. McDougall, Translation Zone in Modern China: Authoritarian Command Versus Gift Exchange. Amherst: Cambria Press, 2011, p. 139.
《扬子江文学评论》2022年第6期目录
名家三棱镜·黄咏梅
黄咏梅｜拍案，惊奇还是叫好？
张燕玲｜偏偏喜欢你：人与文的人间烟火——黄咏梅印象
荆亚平｜小说的“后视”法与情感“放倒”术——黄咏梅小说论
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研究
邵 璐｜中国当代文学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传播：框架、思路与方法
李平艳｜多模态封面翻译研究——以英译贾平凹小说为例
乔 艳｜贾平凹长篇小说英译的现状与变化（2011-2021）
梁余晶｜ “零距离”英译中国当代诗歌：问题与实践
张伟劼｜从中国科幻到世界文学——《三体》在西班牙语世界的传播和接受
网络文学研究
陈 艳｜女性易装与文学想象——论女性向网络小说中的女扮男装叙事
贾 想｜沉浸体验、英雄叙事与虚拟物体系——论男频小说的RPG化
孔德罡｜传统网文未曾实现的超文本文学形态——从《主播女孩重度依赖》浅谈当代网络“直播文学”
新作快评
刘志权｜ “秦岭”写作与中国本土小说之路——贾平凹《秦岭记》片论
丛治辰｜洋装岂止是洋装 上海背后是中国——论禹风《大裁缝》
思潮与现象
李德南｜期刊栏目主持人制的问题与方法——以《花城》杂志“花城关注”栏目为中心的考察
曾令存｜“对话”与文学史的“边缘化写作”——对舒晋瑜作家访谈的考察
张淑云｜当代文学精神图谱的建构——论舒晋瑜的作家访谈录
作家作品论
王文胜｜从几个关键词谈叶兆言抗日叙事中的创伤记忆
周红莉｜王彬彬散文的两副面孔
姜 肖｜“无穷的远方”与诗学的归途——李修文散文论
余红艳｜时代人心与多元诗性叙述——论罗伟章《谁在敲门》
扬子江文学评论
电话｜025-86486055
邮箱｜yzjwxpl2020@163.com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