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价值与公共利益可以和谐共生

——胡守钧教授谈雷锋精神的时代价值

夏斌

　　编者按

　　“向雷锋同志学习！”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这句话回响在亿万中国人的耳际，成为经久不衰的集体记忆。“雷锋司机”、“雷锋搬运工”、“雷锋班”、“雷锋街道”……雷锋成了好人的代名词，雷锋精神成了人们追求的一种道德境界。今年是雷锋同志逝世50周年。时代变迁，但是雷锋精神并没有过时，它不断融入新的载体，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雷锋精神的核心要旨，甘当革命“螺丝钉”的敬业精神、言行一致的诚信精神、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和乐于助人的道德风尚，这些都是今天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时所不可缺少的。本期多篇文章，从不同角度，聚焦“雷锋精神”，探讨道德建设，希望能引发更多的思考。

　　“一别五十载，从未曾离开。”从上世纪60年代“真善美”的象征，到改革开放时期奉献、敬业精神备受推崇……半个世纪里，雷锋的高尚品质一次次被人颂扬，雷锋精神顺应时代始终激励着向善的力量。雷锋精神的真谛是什么？作为以前树立的典型，现在学雷锋还有没有必要？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日前采访了知名社会学家、复旦大学教授胡守钧。

　　记者：“雷锋叔叔没户口，三月里来四月走”。不知从何时起，一些学雷锋活动似乎沦为走过场，太过“完美、高尚”的雷锋也让人觉得难以学习。请问，学雷锋很难吗？雷锋精神的时代价值体现在哪里？

　　胡守钧：雷锋是一个好人，乐于助人却不讲条件，不求回报，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对工作充满热情，干一行、爱一行。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雷锋奉献爱，得到爱，更传递了爱。这是雷锋精神跨越时代、直抵人心的关键所在。

　　雷锋是一个榜样，但他首先是一个凡人，有青年人的爱好、欢乐和理想。在一代代人的口中，他被亲切地称为“雷锋叔叔”，可亲可近，绝不是“高大全”。雷锋的所作所为，只是一个普通人追求“真善美”的自觉行为。

　　在《一件小事》中，鲁迅先生讲述了人力车夫帮助跌倒女人的故事。文末，他充满感情地说：“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可见，任何时代，只要有心，人人都能做好事、做好人。

　　记者：现在，一些人在伸出援手的时候，常常会犹豫，甚至要“看情况或视报酬后再说”。这一变化正常吗？

　　胡守钧：对于做好事时“有顾虑”的现象，舆论不应苛责。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呈现出两个演变态势：一是合理的个人主义，即尊重和发展个人主体意识，道德观念随之生长。在创造财富的同时，有意识地为他人和社会做更多贡献，追求个人与集体的和谐共生。二是极端的个人主义，什么事都朝钱看。

　　其实，在做好事的过程中，个人价值及权益与公共利益是可以兼顾的。对个人来说，要急人之所难，这是个道德修炼问题。对社会来说，要健全政策，保护做好事的人。特别是，当助人者得到的不是感激而是质疑甚至讹诈，义举者添了烦恼、多了困难、惹了官司时，尤其需要社会的呵护与帮助。只有这样，“雷锋故事”才会越来越多。

　　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做好事不是“做买卖”，不是为了名利，无需物质刺激和外界“鞭策”。它来源于发自内心的善和爱，是实现生命价值的重要途径。这是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不竭动力。

　　记者：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旗帜鲜明地提出，“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采取措施推动学习活动常态化”。在这方面，上海可以有怎样的作为？

　　胡守钧：上海是一个人流、物流、信息流、文化流高度聚集的大都市。我们弘扬雷锋精神，需要大力倡导“公正、包容、责任、诚信”的价值取向，并将其落实到社会建设层面。为此，有三项工作可以做：增加资源供给；优化约束条件，对法律、规章等进行改进；营造弘扬正气、诚实守信的社会氛围，促使各方树立和谐共生意识。

　　道德建设的关键是形成、发现、弘扬善和美的社会风气，带头践行者是各级党员干部，但主体还是广大人民。为此，要树立个人责任感。在家里，我们要自觉地肩负起义务，做好家长、好子女；在工作岗位上，要像《雷锋日记》中所呈现的那样，做到“忠诚、乐观、坚强、敬业”；在社会上，则要以良好的心态和素质履行公民义务。

　　需要提醒的是，当前道德建设务必提倡包容精神。包容，就是要承认每个人有选择自己生存方式的自由，不能强制每个人都达到同样的道德高度。道德建设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采取“大跃进”的方式。当然，对于不讲是非、道德败坏和犯罪的行为则要给予制止和纠正。

（责任编辑：高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