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客家
提 要：客家是在移民运动中形成的。晋永嘉之乱后，移民在江淮地区形成“南朝通语群”，历唐末五代之乱，又南迁闽、粤、赣，在三省边区形成“客方言群”，两宋时期进入的北方移民壮大了这一群体。元末明初闽西客方言核心群大量向遭受宋元之交战乱而人口耗减的粤东、粤北移民，这部分人最先被称为“客家”；清初以后，“客家”在族群摩擦中不断凝聚，清末民初时期完成了族群意识构建。30年来，由于客籍人士在政治、文化、经济方面的瞩目成就，开放改革的需要和客家研究的鼓吹，“客家”才被整个“客方言群”认同并成为其标志。
关键词：客家、移民、南朝通语群、客方言群、客家族群。
一、导言
20多年来，客家学最大的问题是：何谓客家？
进入21世纪，客家学盛况空前：闽粤赣三边地区不断召开高层次的客家研讨会，出版了大量著作、论文，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注意。客家运动从三边地区向周边蔓延，向内陆的四川、河南甚至陕西拓进。各地政府认识到客家族群研究和利用的价值，意图以文化搭台，唱经济大戏，有力地推动了客家学研究，使客家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然而，在喜人的景象中也夹杂着隐忧。在需要与科学二者的游移间，客家研究出现不少值得注意的现象：
一是泛客倾向。
有从时间上任意延伸，甚者将秦汉间的移民也算作客家。如去年在河源召开的会议上，有人把赵佗说成客家；而在广西北海的会议上，也有人把汉代的将军算作客家。
有在范围上随意扩大，如一些文章试图混淆客、赣方言的界线，将客家的外延扩展到赣方言群，给人们带来新的课题；而攀援名人、罗列显贵的流弊已人尽皆知。
二是地方本位倾向。
出现了大批论证本地对客家发育重要性的文章，其中不少夹杂着地方成见，出于宣传需要的公关读物与严肃的科学研究成果混杂在一起，令人眼花缭乱。
三是血统论影响。
初期的客家学，其任务着重于争取客家族群的文化正统地位，在当时的人类学发展水平上，更多地偏向于客家纯正中原汉族血统的论证，无可厚非。而今天，这种文化神话对客家研究仍有影响，近年还有人把血统作为鉴别客家的标准。
四是研究方法误区。
诸如迷信族谱，轻视田野作业，概念游移，以共时平面描述代替历史动态研究等。
以上诸端，使客家研究出现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现象，严重地损害了客家研究的科学性和声誉。
客家学需要成熟：客家的概念需要界定，客家的历史需要厘清，客家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需要考究。
本文拟在这些方面进行探讨。
二、概念：“客”、“客方言群”、“客家”
这三个概念的混淆和滥用是目前客家研究存在许多问题的症结。必须加以精确界定：
1.“客”
“客”，是历史学的概念。它指人们在迁移运动中获得的一种身份。作为一种身份，从移民史的角度看，“客”有两个对待的意义：① 对“主”而言，土著为主，外来为客；② 对“先到”而言，“后到”为客。这两层意义互相区别，又相互联系。
人们从原来居住的地方迁移到一个新的地方，遇到当地的土著，这样就有了主、客关系。有时在新的地方遇到也是移民，但这些先期到达的移民立足已久，也构成主客关系。
作为一种身份。“客”有相对性，只以特定的时空为准。今日初来为客，寄寓久之成主；久居此地为主，迁徙他乡又为客。今日之客，不妨为明日之主；今日之主，亦不害为明日之客。
由此可见，“客”与“客家”是有联系的两码事，客家必是“客”，但“客”未必都是“客家”。“客”与移民的外延一致，凡移民都是“客”，但移民未必都是客家，这道理是很浅显明白的。与“客”有关，古代还产生了一些行政制度，例如“给客”制度，“客户”制度。这里头的“客”并非都是“客家”，这一点也是浅显明白的。“泛客论”者的毛病，常常在于混淆“客”和“客家”这两个概念，早期客家学者甚至把“客户”当成客家，连一些大师级的学者也未能免俗，令人叹惋。
2.“客方言群”
这是语言学的概念，指母语为“客方言”的人群。
显然，它与“客”有联系又有区别。从历史来看，“客方言群”是移民形成的语言人群，与“客”有关，是“客”之一部分，而“客”中也包括其他方言群的移民，因此二者有区别。但是，我们要指出，“客方言群”这个标签是后有的，是学者们知道了“客家”以后，才能够给“客家”的话加上“客”这个标签。明初之前这种语言并没有“客”这个标签，明初以后的没有作“客”但操这种语言的人们也不情愿接受这个标签。
“客方言群”是一个文化人群的标签，“客方言”是它最突出的标志，它同时有迥别于周边族群的独特风俗习惯，以闽、粤、赣三边地区为基本居住地，后来逐渐向外扩张，但是在当时并没有建立族群认同意识。
3.“客家”
这是民族学的概念，它指的是作为客家学研究对象的特定族群。除了“客方言群”所具有的文化特征外，其最本质的特征是具有明确的客家族群认同意识。
——现代民族学认为，“认同”是族群成立最本质的标识，族群在与“他者”的摩擦、碰撞、挤压、比较中形成自我意识，并以这种自我意识作为内聚力，从而区别“他者”。而且，族群自我意识的内容也是建构、发展的。
“客方言群”在明初向粤北、粤东的移民中获得了“客”的标签；在与“广府人”“潮州人”碰撞、挤压、比较中发现了自己；在清代咸、同年间的“土客械斗”中凝聚了队伍；在上世纪20、30年代族群歧视中萌生、丰富、加强了自己的族群想像，强调自己的“中原”来源、“纯正汉族血统”和“中原文化正统继承者”的文化身份，完成了族群的建构。
很显然，较之“客方言群”，“客家”的内涵丰富得多。从历史与现实来看，二者的外延也不一致，例如不少地方以客家话为母语的人并不认同“客家”族群，即为最有力的证据。
以上三个概念的区分和界定，对客家研究的正本清源将有很大的帮助。本文将在此基础上，用历史的动态眼光，来审视客家孕育、成形以及它逐渐被“客方言群”认同的过程。
三、方言研究的成果：客、赣方言源于南朝通语
客家学研究的早期成果表明：客家先民的迁徙始自中原、次于江淮，然后经过长江水系进入闽、粤、赣三省边区，形成客家族群。当代方言研究的成果证明，这个迁徙过程实有其事。
首先是客、赣方言的研究成果。人们在研究客家时，发现客方言与中原古语有许多相似之处，不少人指出客方言与《中原音韵》所记载的北方中古语言最为相合。随后罗常培先生发表了《临川音系》，提出客、赣同源说，引起学界对客、赣方言关系的高度重视。有人还提出，客、赣方言应同属一大区。对于这个问题，李如龙先生1987年至1990年间主持了一项中型的面上调查，在广东、福建、江西、广西、湖南、湖北、安徽七省和香港地区的34个点上展开，结果表明：
1.客、赣方言在语音上的共同特点有14点之多，“这种共时的大面积的一致关系是客、赣方言深刻的历史联系的反映；同时，与客、赣方言地域上大片相连的现状也不无关系。”另一方面，二者的差异也有17条之多，“虽然有些差异不是有与无，此与彼的对立而是多与少的区别，但整体上的差异还是较为明显的。”
2.词汇方面，选取的1120条语词，多数方言点说法一致的150条占12%，“这些说法又都是些和共同语差别大、富于方言特色的，可见客、赣方言在演变过程中有过很深的联系。”但同时，两个方言有明显差异的词目有478条，约占总数40%，说明词汇方面的一致性较之语音要差一些。“可见，尽管客、赣两方面是有紧密关系的姊妹语言，但在汉语方言中，把它们分成两个大区还是较合适的。”
李先生的研究基本解决了客、赣方言的关系及分区问题，他虽然着眼于差别提出二者分为两大区“是合适的”，同时也指出了二者有“深刻的历史联系”，为客家迁移史的研究提供有力的证据。
对于客方言与客家民系及其历史的关系，李先生也有重要的贡献。他的研究表明，在语音方面，客方言具有属于中唐以前、晚唐五代间、两宋和宋之后四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层次：
“是晚唐五代之间与中原汉语分手，南下之后经过湘赣吴一带的动荡，宋代在闽西赣南定型的，后来又在自己分布地域内发生了一些很具特色的变异。”
在词汇方面：
“客家方言保留唐宋古语多，单音词多（如房子称屋，屋子称间），这说明客方言自中原汉语分化出来后更保守于固有的说法，然而许多固有的语素在使用过程中也发生了意义的迁移，……从词汇演变看，说客方言分化于宋代也是合适的。”
结论是：
“客方言是宋代定型的”，“两宋时期形成的客方言主要分布在赣南闽西，这对客家民系的形成确实只是起点，真正形成客家民系应是在明清时期的粤东和粤北。”
其次是客、赣、通泰方言的研究成果。鲁国尧先生在《客、赣、通泰方言源于南朝通语说》一文中比较了客方言的梅县话、华阳凉水井话、赣方言的临川话、南昌话和江淮方言东支通泰方言的南通、泰州话，指出它们在语音上的重大相同之处：
“都有两个入声调，而且阳入调高于阴入调值(南昌除外)”，“古代汉语的全浊声母，在这三个方言里逢塞擦音，不论平仄都是送气清音”。
他的研究表明：
“客、赣、通泰方言的一致是反映了同源关系”——它们都起源于“南朝通语”。
他指出“西晋时江淮之间是吴语区”，由于战乱，大量北方移民进入江淮，“到了南北朝后期，即梁与北齐、北周鼎峙时，中国已形成了两个通语，黄河流域以洛阳话的标准，而江淮地区则以金陵话为标准。”“罗香林所说的‘客家先民’，自中原地区迁至长江流域，生息繁衍，子孙后代操的就是南朝通语”。客方言，是唐末黄巢之乱导致客家先民南迁“进入大山区，易于保留语言原有的古老的物质”和语言本身“也在时间的长河中经历着遗传与变异的衍化过程”的产物。
以上方言研究的成果，引证了前人有关客家先民迁徙历程的研究成果，说明“客方言群”脱胎于南朝通语群；江淮地区在客家先民的迁移史上有极重要的地位；唐末五代是客家先民南迁的极关键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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