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信仰的变化机制值得挖掘

[ 来源：东方早报 | 发布日期：2012-11-02  ]

田波澜

宗教学家金泽谈民间信仰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

当下活跃的民间信仰是以一部分民众为载体的，民间信仰虽然是一种历史的传统，但当下的承载者却不是上一代人或前几代人的简单复制，而是有了很大的变化，因为新一代人有新的生存环境、有新的自我意识、有新的文化诉求。

金泽

个人简历

金泽

1986年硕士毕业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至今。1992年评为副研究员，2002年评为研究员，现任宗教所副所长，研究生院宗教系主任，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个人专著包括《中国民间信仰》《文化形态与英雄崇拜》《禁忌探秘》等。

10月31日，著名宗教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金泽在华东师范大学主题沙龙“中国信仰论坛”上，作了题为“民间信仰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讲演。讲演中，金泽指出，民间信仰具有很强的民众性，这也与中国当前的文化建设有关。“民间信仰的信众在延续，所崇拜的对象不会因为科学的发展就消失了。”民间信仰作为一种文化建构，始终处于文化的再生产过程中。宗教也面临与时俱进的问题，只有在一个比较健康合理的规则之内，才能有序、健康地发展。

民间信仰有很强的民众性

对于中国普通老百姓而言，民间信仰以前在科学、进步等观念的映照下，都是被当做要扫除的“封建迷信”，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和知识界才正视存在于民间社会的各种信仰形式，老百姓的信仰才在公共生活中获得了位置。作为《世界宗教文化》和《宗教蓝皮书·中国宗教报告》的主编，金泽是国内民间信仰研究的领军人和开拓者。

演讲开始，金泽即指出，民间信仰是历史悠久且当下活跃的宗教文化形态，始终处于历史的演变过程之中。作为根植于老百姓当中的宗教信仰及其宗教的行为表现，它是一种民众的信仰，与国家宗教相比较，没有“政教合一”的那种强迫力量和财政支持；与民族宗教相比较，没有血缘的全民性（虽然有家族祭祖，但不是一回事），即使在一个地域形成某种全民性，但若考虑到社会分层，也只能说它具有很强的民众性。

金泽用从田野调查得来的一个实例，生动地向师生展示了民间信仰的“民众性”，而这种民众性与当前中国的文化建设密切相关。根据他的讲述，在福建惠安有座解放军题词“天下第一奇庙”的庙宇，里面供有27个树脂塑像的解放军战士，其中有3个是军官。当地老百姓解释了这个庙的来源。以前解放军与国民党的军队打仗，有27个解放军战士为了救老百姓牺牲了，当时一位被救的小姑娘后来去了海外，“文革”后从海外归来发起重修解放军墓，并在沙滩上为解放军建了一座庙，后来就慢慢地变成了现在的解放军庙。平常会有人来烧香，也有人把它作为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并且获得了当地政府、解放军部队等社会各方面的支持。金泽通过这个具有传奇色彩的民间信仰故事，指出“民间信仰的信众在延续，所崇拜的对象不会因为科学的发展就消失了，只是成为传统，它还在新生，并且很有生命力”。

民间信仰的承载者有新的文化诉求

金泽讲述了好几个与上述故事类似的民间信仰个案后，认为民间信仰是个生生不息的文化过程，它作为一种本土的信仰资源，作为一种民间信仰运动，究竟是如何运行、如何自发地产生（如福建惠安的解放军烈士庙），又如何由个体的行为得到社会认同从而变成一种社会现象，这些都值得学术界和公众给以关注。金泽在民间信仰研究过程中一直萦绕于心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些民间信仰自生自灭、昙花一现，有些历久不衰？有些民间信仰历时千百年而没有发展为民间教团进而成为新兴宗教，有些民间信仰虽问世不久却迅速发展为民间宗教？他认为这中间的变化机制和规律性值得深入挖掘。

金泽结合其田野考察经验和实际生活中的观察指出，民间信仰作为一种文化建构，可以说始终处于文化的再生产过程之中，这种再生产是两重的：信仰者在将特定的宗教文化客观化或外在化的同时，亦将其内在化；同时这种再生产又是双向的：信仰者不是简单地再生产文化，而是有所加减、积极或消极地再生产，因而文化再生产中的宗教建构是一种“建构化的建构”，而信仰者自身，也在这种有所建构的文化再生产中被建构了，即所谓“被建构的建构”。他说，当下活跃的民间信仰是以一部分民众为载体的，民间信仰虽然是一种历史的传统，但当下的承载者却不是上一代人或前几代人的简单复制，而是有了很大的变化，因为新一代人有新的生存环境、有新的自我意识、有新的文化诉求。比如在农村建设中找不到民间信仰的位置，但群众又有需要，怎么办？当地老百姓找到了很多的解决办法，金泽在一个地方的宗祠里看到，从上到下的牌匾有党支部、传统教育基地、某氏宗祠等。此外，过去还有公社、大队、生产队等乡村活动空间，但现在只有乡政府、村委会等办公机构。那乡村的公共空间在什么地方？金泽说，实际上，民间信仰的场所和宗祠就成了社会和文化的公共空间，比如老人会、文化活动站、乡村图书馆等，这些和历史传统不一样。

民间信仰随城市化进程而变化

金泽指出，民间信仰属于一般所谓的“小传统”，代表草根文化，跟所谓的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经常有互动，但主流文化常常对民间信仰进行干预。金泽也举出了一个让在座师生深受启发的民间信仰故事。他说，历史上的狄仁杰曾奉武则天的命令到浙江拆庙，因为当时的政权认为那是不符合儒家传统主流文化的。狄仁杰去了后，先是调查情况，体察民情，最后他决定四种庙不拆，属圣贤的屈原庙、伍子胥庙等不拆；属当地某一大户、大姓的祖先庙不拆；属国王的，比如吴王庙不拆；在民间影响比较大，已经变成道德楷模的神庙不拆。其他的小庙都拆了，但当地老百姓对此的反响并不大。

而城市化进程对民间信仰会造成怎样的冲击？民间信仰是不是会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而衰落乃至消亡？金泽的研究并不局限于乡村，同时也关注乡村到城市的流动过程中中国人民间信仰的表现方式。

他指出，“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传统社会的人们到城里去做生意或打工，会建供奉妈祖像的会馆，比如湖南会馆、江西会馆等。现在，有的乡村里有人考上了博士，家乡的宗祠里会给他挂匾，即使他们全家都搬到城市里去了。所以说，我们对宗教功能的认识会随着这种变化而变化。”

如何让不同形式的宗教在建设中发挥作用？作为长期研究民间信仰等宗教生活的学者，金泽指出：“我们在宗教问题上，实际上也面临着在新的时期与时俱进的问题。除了在思想观念上与时俱进，我们在规则上要怎么样来与时俱进？不管它涉及管理也好，法规也好，都有个规则的问题。无论我们大家是站在政府的角度，站在学者的角度，还是站在信仰者的角度，实际上都希望社会平稳地向前发展，人民生活幸福小康。实际上，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在一个比较健康的或者说是比较合理的规则之内，大家才能够有序地、比较健康地发展。如果这个规则定得不好，定得不公平或者不合理，或者哪些方面存在缺陷，就容易出危险。当然，这个规则是在不断调整的过程中逐步完善的，需要不断进行修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