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不禁止即自由

 

日前在北京举办的人体标本展览受到社会的极大关注，人们对展览的动机和形式都表示了强烈的追问，甚至对展览本身是否具有必要性也表示了怀疑。而举办者却以医学科学的名义为自我作了辩解。笔者认为，从法律的层面来考虑，目前在我国人体标本展览并不为法律所禁止，但尸体用于此用途必须由捐献者作出明确的意思表示。

人的权利开始于出生，终止于死亡，这是当下世界各国法律制度中通行的一项基本原则。因为权利的享有通常必须是权利主体的主观感受和利益追求，人一旦死亡便失去了追求或体验权利的意思表示能力，所以遗体自身是不可以成为权利主体的。但死者如果生前对遗体的处理已用书面或遗嘱作过合法的意思表示，那么死者的近亲属或者遗嘱的委托执行人必须忠实地执行其意思表示。

鉴于对死者遗体的处理关乎着对生命的神圣尊重和最基本的人伦之情，更积淀着世代演绎的宗教情结或风土人情。所以除了在特定的情况下，国家以普遍性规则介入遗体处理事项外（如土葬或火化），其他均交由死者的亲属或他人自律处理，但前提是不得有违公序良俗。

由于遗体捐献或器官移植都有可能发生滥用的危险。因此世界各地的通例是此类捐献或移植仅限于医学之目的，并要接受严格的程序控制。比如我国台湾地区１９８７年颁布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规定：尸体器官移植必须经医师判断为脑死亡之后。并且在第六条进一步规定它要遵守下列限制：（１）死者生前以书面或者遗嘱同意；（２）死者最近亲属以书面同意者；（３）死者生前为捐献之意思表示，经医师二人以上的书面证明，但死者身份不明或最近亲属不同意者不可用之。世界器官移植大会还明确确定不得以商业用途之目的为遗体捐献和器官移植行为。

我国目前在遗体捐献或器官移植方面还存在法律的空白，而将人体制作成标本以各种名义展览也不为法律所禁止。本着“法不禁止即自由”的精神来观察，此次展览似乎不产生是否合法的问题。但假如人体的来源已由捐献者做明确的用途限制而使用者超范围的，或者制作标本时遗体来源不明而事后又得以查清的，那么使用者就不免有侵权之虞。另外，展览活动是社会公共活动之一，展览的内容和形式安排必须顺乎社情民意，充分考虑社会公益，否则无论有多么高尚的名义，也未必能取得良好的预期效果。（作者为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 

    陆金才

    有偿拼车是近几年兴起的出行方式，通常是几个人依约合乘同一辆汽车，到达约定的目的地，搭乘者分摊一定费用的行为。搭车者与开车者的目的地应当是一致的。拼车出行，不仅能提高汽车使用效率，而且可能有效减轻环境及运输部门的压力。然而，拼车毕竟是一种新生事物，由于目前缺乏相关法律法规支撑，有偿拼车还是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

    有偿拼车与非法营运行为之间的界定，最关键的就是，有偿拼车是否具有营利的性质。车主一般会要求搭乘者分摊路途中所产生的费用，比如油费、过路费等。但我们不能将车主向搭乘者收取费用的行为，一律认定为非法营运。如果车主所收取的费用并未超过途中所支出的费用，那么，我们就不该想当然地认定车主具有营利的性质。目前很多城市的运管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对违规的判定也比较人性化。例如在杭州，一般执法人员首先会问乘客认不认识开车人，其次问收不收钱，收多少钱，根据人数及收费金额来判定搭乘车辆到底算不算非法营运。

    拼车出行最常见的纠纷，便是在拼车途中发生交通事故的责任承担。我国客运合同中，承运人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但我认为，有偿拼车中对车主应承担过错责任，因其并不以营利为目的，承担的注意义务比较低，搭乘者也应承担一定的风险。比如，在有偿拼车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应首先明确各方责任。如果车主和搭乘者在交通事故中均不存在过错，过错由第三方原因导致，那么车主和搭乘者的损失应由第三方予以赔偿。如果车主或搭乘者在交通事故中均存在过错，那么，应当根据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此外，在出行过程中，车主与搭乘者都应当严格遵守交通法规，不得超载，不得疲劳驾驶等。

    作为有偿拼车的双方，在目前法律无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车主与搭乘者在出行之前，应事先对各自的权利义务进行明确的约定，特别是发生纠纷后责任如何承担。协议最好以书面形式约定，内容包括车主和搭乘者双方的身份、车辆信息、出发时间、到达地点以及拼车费用等。其次，搭乘者还应了解车主的车辆保险涉及哪些险种。目前很多车主投保的时候没有投保车上人员座位险，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搭乘者理赔会有麻烦，建议搭乘者为自己购买一份短期意外险。

    在道路交通管理中，现有法律法规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在法律未明确规定的情形之下，我们不能一味否定有偿拼车这种顺应时代发展的新兴事物。有偿拼车的利弊已经经过许多国家检验，目前很多国家都大力提倡。我国的立法机关应加强立法，从法律层面予以保护。执法部门也应依照“法不禁止即自由”的原则及现行法律规定，严格区分有偿拼车与非法营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