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的缺陷首先在于没有明确的规则。道德和法律一样属于人们的行为规范，并与法律有十分密切的联系，比如：在内容上，法律是外在的道德，道德是内在的法律；在效力上，法律是强制执行的道德，道德是自觉执行的法律；在层级上，法律是起码的道德，道德是高尚的法律。但是，与法律不同，道德不是由规则组成的，而是由原则组成的，这就决定了道德善举往往缺少明确的行为界限，人们也难以预见相应的行为后果。
没有明确的规则，并不影响道德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其不可取代的作用，但是，如果过分夸大道德的功能，搞泛道德化，用道德取代制度，把道德作为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就十分危险和脆弱。试想，没有制度和规则约束，官员们靠良知用权，而良知看不见也摸不着，让人民把自己的生命福祉寄托于官员的个人良知，是不是太玄了？
道德的缺陷也在于没有严密的督行措施。舆论本是弘扬善举、鞭挞恶行的利器，但如果舆论的内容是有选择的，那就另当别论了。这次发生在新疆的劫机事件中，有一位名叫窦刚贵的律师，他在头等舱和另一乘客最先与歹徒搏斗，平常爱锻炼的他身体结实而矫健，一边搏斗一边向后舱喊出了“雷管”、“劫机”、“快上”等关键词，使后舱的乘客明白了前面正在发生的不是乘客之间的一般争吵，而是一场生死较量。他手上在笔者写稿时还挂着绷带呢！可您在媒体上注意到他的名字了吗？媒体只说机组人员多么英勇顽强，空姐如何推餐车保护驾驶舱，机上刚好有一些乘客是警察，等等。如果不是全国律协讨论对窦刚贵律师进行表彰以及新疆的律师过来详细介绍情况，人们哪里知道事件中还有这样一位律师英雄？
舆论如果不为公共道义服务，只为集团利益服务，它就失去督行道德的资格。但时下情况不同，谁有话语权，谁就有舆论权，谁就因此拥有道德裁判权。于是就出现了道德说教和道德践行相背离的景象：那些践行道德善举的人通常没有话语权，而那些热衷道德说教的人又无意践行善举。自己做不到或不愿意去做，却要求别人去做，或跟着起哄，不然就用道德的口水喷人，用道德的棍子打人，这其实是不正常的社会现象。
有时道德会被用来损害合法利益。有当事人因合法权利受到侵害而请求法院主持公道，却被告知必须与加害人达成和解，还在和解不顺利时被一再要求作出让步，理由是“讲和谐”，“顾大局”。请问一个公民连合法权利都得不到保护，甚至连一个公道的说法都没有，却要去承担“和谐”、“大局”的道义责任，是不是太荒唐？这不是第二次伤害又是什么？
有时道德会被用来干扰法定职责。比如某个星期五到机关办证，却发现机关工作人员都去“义务植树”了。对老百姓来说，机关干部做好本职工作、履行法定职责就是最大的“善”，如果本职工作没做好，“义务植树”岂能弥补？再说，周五是法定工作日，靠纳税人发工资的，这“义务植树”到底是哪门子的“义务”？
有时道德会被用来掩盖人为过失。对反劫机的英雄进行表彰和奖励并不错，但不能转移人们对事件责任的注意力。雷管和藏有暗器的手杖是怎样带上飞机的？机上安全员为什么未能在第一时间发现成群涌向前舱的歹徒？
有时道德会被用来纵容权力腐败。善良和宽容是道德的基本内容，但对权力，是既不能善良，也不能宽容的。对权力多一些监督和规制，多一些批评和挑剔，让权力学会自制和自律，甚至不得不自制和自律，老百姓的日子或许能更安稳。
老祖宗庄子讲：“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说的是泉水快干了，小鱼被困在小水洼，为了生存下去，彼此从嘴里吐出泡泡，互相湿润对方的身体以获得生存，但与其如此，还不如回到大江大湖，即使彼此相忘也快乐。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两个道理：第一，当人们不能不靠守望相助过日子的时候，往往意味着大环境包括制度环境存在问题；第二，对一个热爱自由的公民来说，靠别人的善良和同情生存，哪里比得上靠契约、规则和法治生存那般踏实，那般自在，那般泽惠子孙后代？
（2012年第11期《同舟共进》朱征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