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领导者，选官用人是件挺重要的事。从原则上说，当然要出以公心，选贤任能。问题是所荐之“贤”未必贤，彼时的“贤”也可能现时“不贤”。社会是复杂的，人也是复杂的，那么一旦发现自己用人失误，该怎样对待？
唐文宗（李昂）时的宰相李石，为官正直清廉，但他有一次就用错了人，误荐了一个贪官。据《资治通鉴 卷 245》记载，唐开成元年（公元636年），李石认为金部员外郎韩益通晓财务，便向唐文宗推荐他兼管度支的文案工作（掌管全国财赋的统计与支调）。不料韩益上任不久，就利用职务之便，“坐赃三千余缗”，贪污了三千多贯钱（一千文为一缗，即一贯）。
这当然是李石始料不及的，自己荐用的能人居然是个吞食国财的蠹虫，这还了得！李石认真查实后二话没说，毫不犹豫地下令逮捕了韩益，将韩益交刑部审理。李石没有因为韩益是自己荐用的属下就姑息宽容、网开一面，而是果断地秉公查处，毫不留情，把这事做得十分漂亮、干净。
然而，“韩益事件”的曝光势必波及李石，被荐者犯了罪，举荐者无论如何也脱不了干系，起码要问他一个“用人失察”、“用人不当”之罪。不过，李石当时倒不是怕受牵连而影响自身的荣辱进退，而是觉得自己错用了人，难辞其咎。于是，他向皇上坦然上奏说：“我原以为韩益‘颇晓钱谷’，善于理财，所以才委之以重任，但万万没想到他这样贪心！我有用人失察之过啊，请陛下治臣之罪！”文宗听了李石自责的话，不但没有怪罪他，反而抚慰道：“只要认为一个人真正有才能，就应当任用他；发现他有过失，就加以惩罚。你先用了韩益而后又抓了他，这正是‘知人则用，有过则惩’，你都做得对呀，何罪之有！”接着，皇帝又赞赏他说，“你对自己所用的人不掩其恶，可谓至公矣。以往，朝中大臣对自己任用的官员，喜欢掩饰他们的过失，不愿让别人弹劾，这实在是朝廷的一大弊端！”
当时，宦官专权，朝政混乱，少数握有用人特权的大臣往往任人唯亲，把自己任命的属下视为心腹亲信，结党营私，沆瀣一气，于是便产生了“曲蔽其过，不欲人弹劾”的官场病。显然，这位文宗皇帝并不糊涂，他看到吏治腐败，积弊很深，而自己受制于宦官，欲有所为却无力回天，因而内心十分忧虑。现在好不容易出了一个贤相李石，既不随波逐流，又那么心胸坦荡，严于律己，用人不徇私护短，这怎能叫唐文宗不十分感动万分喟叹？
平心而论，李石开始任用韩益并没有错，这不能完全责怪他没有识人之明，或许韩益就像如今某些“问题官员”一样，常给人以假象，实则“外廉内贪”；或许环境、地位和权力变了，经不住诱惑，才由廉变贪；也可能有“潜伏期”，伺机而动……对这种种“变数”，李石怎能做到料事如神？好在李石一经发现所用之人出了事，便当机立断，及时采取措施，该抓则抓，该关则关，绝不手软，显示出不计个人荣辱，敢于担当的磊落之风。韩益当然是咎由自取，后来，到了当年十一月，韩益被贬为梧州司户，遭到了应有的惩处。
李石的这则用人轶事耐人寻味，足见知人不易，用人尤难。作为用人者，既要用人不疑，又要对被用者勤加考察，并实施有效的权力监督，才能避免或少犯用人失误。现今一些地方，下面出了事，上面总有人扛着护着，原因就在于有的上司怕下级有事影响自己的政绩官声，有的上下级之间利害攸关，所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所以，竭力捂盖子，甘当保护伞，封锁消息，百般回护，四处打点，八方通关，文过饰非，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可谓形形色色，花样翻新。由此看来，李石用人的气度实在令人肃然起敬，他任用官员“不掩其恶”的胆识，以及襟怀坦白、不蔽不私、一心奉公、敢于担责的人格魅力，仍可作为我们反思用人的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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