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东在《胳膊拧得过大腿》一书中讲过一个“红包批评家”们丢人现眼的故事：一次，何东作为旁听客，参加了一个小女人散文集的“研讨会”。那天，聪明的女作者不知从哪儿找到了一位大款，专门出钱为她包办了这台很排场的“研讨会”。当何东赶到会场，屁股还没坐稳，就有一位负责会务的半熟脸先生，走上来很急切地对其耳语说：“发言，赶紧发言！”何东不解地忙惊问：“为什么非得发言？”那位半熟脸先生环顾左右低声说：“发言，给钱！”何东又问：“要不发言呢？”他摇摇头说：“不发言就不给钱。”于是，何东再环顾四周，只见许多经常在报刊杂志上对各种作品发议论、做评价的著名批评家们都争先恐后地赶紧发言，而且全是毫无保留的溢美之词。如此“研讨”之后，结果还是没有真的给钱，原因是上级刚颁发了新文件，凡召开发布会和研讨会一律不得发红包。最后是所有到会的“著名”评论家，全被领进临近一家小百货店，给每位“批评家”一人买了一条蓬松棉大花被，还附加一个带扣盖的高级垃圾桶。何东揭开的文学批评的一朵花絮，让我们看到，区区一点蝇头小利，轻而易举地就将许多文学批评家们击倒在地，让他们乖乖地向金钱举起了白旗。
“红包批评”直接污染的是文坛，受害的是无辜的读者。那些所谓的著名文学批评家和学者们利用自己的名气，与作家和商家们共同勾结，对广大读者进行的误导，常常使人们无所适从。就像《北京文学》副主编师力斌所说：“现在好的批评难觅，快评、浅评、乱评、滥评、网评、报评、圈评、商评随处可见，把读者搞晕了，不知道该听‘豆瓣’还是该听‘新浪读书’，该信批评家的还是信‘微博达人’的。”在我看来，“红包批评”固然可恨，但当今某些学院派文学批评给文学带来的危害却很少为外界所知。打开当今众多的文学学术期刊，其上面发表的文学批评和学术论文，简直就像是孔乙己对茴香豆的“茴”字的研究成果一样酸腐无聊。除了拼命掉书袋、浪费钱和糟蹋纸张以外，对于作家的写作和文学的发展没有丝毫的意义。
与之相反的是，在当今的学术界，越是像这样“缺乏修养”，故弄玄虚的文章，就越是受到学术界的青睐和追捧。倘若谁要像李长之和李健吾那样不滥用文学术语，不装腔作势地写文学评论，肯定要被认为是没有学问的雕虫小技，而不能申报学术成果，获得教授职称的。于是，那种动辄就将海德格尔、福柯、罗兰巴特、巴赫金、萨义德等外国学者的文章生搬硬套，像注水猪肉一样大段大段地注入到自己的文章中，越是不说人话的“太空语”和让人脑袋发晕的文章，就越是被看成是高深莫测的优秀学术论文。例如笔者最近在某著名的学术期刊上读到的一篇题为《失语者的出场：打工诗人的符号自我》的文章。该文在“摘要”中写道：“1980年代以来的打工诗歌，在内与外的张力之间，表述打工诗人的情与网。打工诗人通过语言的弱编码，追溯打工者的身份，从而实现打工诗人的符号自我。打工诗人的自我符号，是把自己对象化，从而理解打工者自身。从符号学切入打工诗歌的解读，有助于理解打工诗歌组合意象与聚合意义。”紧接着，该论文作者就在论文中侃侃而谈：“组合轴与聚合轴是符号学中出现的‘双轴’。雅柯布森在1950年代提出：组合轴可称为‘结合轴’，功能是邻接与粘合；聚合轴可称‘选择轴’，功能是比较与选择。打工诗人通过意象的邻接与黏合，组成中国打工诗歌的组合轴；通过比较与选择，寻求打工诗歌的聚合意义。通过邻接与粘合，中国打工诗人群创造了具有打工印记的诗歌意象群，大部分为‘异乡’组合意象群，‘沧桑’组合意象群，‘时间’组合意象群，‘故乡’组合意象群。”……从这些绕口令一样的文章我们可以看出，该文的作者简直就是下决心要将学术论文写成罕见的“天书”，发誓不让任何一个读者能够看懂。
读罢以上这种为学术而学术的“论文”，真不知道该文的作者究竟想要表达什么意思。尽管该文是用中文撰写的，但读起来，仿佛就像是在面对着一堆古老的玛雅文和印第安文字一样，根本就不知所云。更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就是这样让人摸头不知脑的学术论文，却属于某大学“创新项目”中的研究成果。真是不看不知道，当今学院批评热衷于“屠龙术”和“忽悠术”之荒唐可笑，驴唇不对马嘴的文学研究方法，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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