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文化遗产是人类创造并延续的传统，蕴含着人类存续与发展的重要意义。然而在如今时代、权力、商业等因素的操控中，遗产成为一种被出售的传统，特别是20世纪以来大规模的群众旅游，为这一传统的出售提供了巨大的消费群。以遗产作为品牌的遗产旅游，一方面体现了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并置；另一方面，旅游者对遗产传统文化的消费本身根植了现代性对这一文化的损害，如何消费传统的问题成为关系人类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
关键词：遗产；旅游；遗产旅游；传统；现代
一、遗产：一种被出售的传统
1．遗产的本原：传统性
遗产（heritage），就其本质属性而言，总是与继嗣、继承（inheritage）联系在一起，它是从祖先那里一代一代传承下来，附着其上的是关于过去的历史文化传统。传统（tradition）其最早的词源可追溯至拉丁文tradere，意指交出、递送，于14世纪出现在英文当中。虽然传统（tradition）在现代语境之下，有不同的含义，但其中有一个明显的含义就是指“代代相传的事物”，这一含义也普遍出现在16世纪的英文中。传统融入了祖辈的各种智慧、技艺与知识体系，遗产承载了祖辈的这些传统，并以各种“物”的形式，通过继嗣制度、亲属关系世代传承。1983年第一届国家遗产会议（National Heritage conference）中对遗产的定义，体现了其传统性本质：“它是由祖辈保留下来并传给现代，并且希望能继续传承给后代的事物”。（注：National Heritage Act 1983， HMSO， Londan）
在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中，传统分为大传统（great tradition）和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在其《乡民社会与文化》（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一书中首次提出了这两个概念，用于分析复杂社会中不同层次的两种文化传统。大传统是指由政治精英、上层士绅、知识分子代表的所谓主流文化的社会价值，小传统是指在地方、村落中形成的民间文化（folk culture）的社会价值。遗产本身包含了大小传统相互依赖与作用的关系。小传统为遗产注入生命力和维他命，遗产正是在小传统这样的民间文化土壤中生成，并且不同地方的民间文化赋予了遗产各式各样的形态，小传统是遗产的本质所在；大传统为遗产注入现代性的价值，赋予遗产以活力，使遗产魅力得以彰显，让遗产从小地方走向大世界。
丹尼尔·贝尔强调，对一种文化的生命力来说，传统变得至关重要，因为它提供了记忆的连续性，这些记忆告诉我们，前辈在面临相同生存困境时，是如何应对的。（注：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严蓓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指出，传统具有三种功能：1．是使各个真实的或虚假的共同体的社会凝聚力或成员资格得以确立或象征化；2．是使制度、身份或是权力关系得以确立或合法化；3．是使信仰、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得以灌输和社会化。（注：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传统的发明》，顾杭等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遗产本质属于传统，相应的，也就具备了这些功能，而这些功能隐含着特定群体对共同价值与制度的认同，这样便将地方性与特殊性赋予了传统，从而使遗产蕴含了对于特定群体存续与发展的重要意义。
2．遗产传统性的原生形态与扩充形态
就在几年以前，“遗产”还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词汇，安于其所在、所属之处，并不张显其所扮演的角色、所指涉的特定内容。然而，就在短短几年间，人们似乎突然间发现了遗产的价值与用途：遗产能树立形象、遗产能带来金钱、遗产能换来声誉、遗产能招徕游客。于是，各种国际／国内组织，发达／欠发达国家，官方／民间机构，慈善／商业团体等纷纷加入到遗产的立法、管理、申报甚至炒作中来，并在全球化的推动下，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遗产造势运动。随之而来的是，遗产的概念在时代、权力、商业等因素操控中，发生了扩充和延伸。遗产原生的传统性被赋予了新的，更为多元的内容。Tunbridge和Ashworth将这种传统性的扩展归纳为五种类型：1．成为任何遗物和遗迹的同义词。例如，法国文化部就对遗产的概念进行扩张，可以包括乡村的洗衣房、小教堂、民间歌曲、话语方式、手工艺；2．任何建筑、区位和地方都能通过“个人记忆”、“集体记忆”和“国家记忆”在今天被附着上关于过去的文化概念成为遗产；3．它已不单单指涉过去的物和工艺，而扩展到无论过去还是当前生产的、积淀了传统文化和技艺的产品。4．过去的，或是特别的、典型的“遗产地景”或“遗产动植物”能够作为国家、地方的标签或是象征。比如，英国哥伦比亚的“遗产树”或美国纽约的“遗产鱼”，它们都被认为比起其他的物种更为原生和历史更长，可作为一种标志性的遗产代代相传。5．成为基于货品和服务买卖的商业运动，被称作“遗产工业”。（注：Tunbridge，J＆Ashworth，G．J： Dissonant Heritage：the Management of the Past as a resource in conflict，Wiley，Chichester，1996，p．1－3．）
3．遗产的出售：传统的生产与销售
遗产运动与遗产工业（heritage industry）在当今时代的并置，使遗产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作为生产和向外出售的文化产品。遗产能成为文化产品用于销售，从遗产自身的角度而言，在于这些作为“物”的遗产本身所负载的传统的知识体系，包括意义、价值、认知、记忆、神话、故事……它们赋予遗产以灵魂，给予遗产以养料，正是源于这些传统，才凸现了遗产的魅力与特色，使其能迎合消费者对遗产的想象，触动外界对于遗产进行文化消费的欲望。
对于遗产传统的生产与销售可拆分为以下三个步骤：1．选取资源。由于遗产传统性形态的扩充，可作为遗产的资源多种多样：各种人文、自然景观，历史遗物、遗迹，仪式庆典、建筑样式和风格、音乐舞蹈、民间饮食、服饰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资源并不是在其历史脉络中被偶然选作为遗产，而是被蓄意选择的。保留什么、替换什么、强调什么，背后都是由各种权力关系依据不同目的进行操控。2．解释传统。被选择的遗产资源是否能进一步转化为产品，关键在于对遗产的“解释”（interpretation）。解释赋予遗产以经济资本的价值。Walsh－Heronand Stevens将“解释”定义为“讲故事的技巧”。当解释用于为遗产讲故事（telling story）时，它不仅仅作为传递信息的方式，而重要是谁在讲故事？为什么讲故事？讲故事给谁听？于是问题就变成“什么样的故事讲述给什么样的听众？”遗产工业中，“解释成为被市场所制约的一部分。”（注：Robert Hewsion：Heritage：An Interpretation，in David L．Uzzell：Heritage Interpretation，volume 1 The Natural and Built Environment，London：Belhaven Press， 1989，P15．）因此故事的讲述者变成了权威、商业组织机构；讲故事的目的在于经济利益；听者成为大众消费群。故事本身也随之演变成了一种“权力话语”，在市场导向下，通过遗产解释，资源被进一步整合形成“遗产产品”（heritage product）。3．出售传统产品。这些遗产产品并不仅仅只是遗产的物质形式，还包括附着其中的各种传统文化因素，在经过遗产的解释与建构之后，一同用于出售。
二、旅游：消费传统
1．“群众旅游”（mass tourism）时代的到来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旅游者人数在世界范围内迅猛增长，据世界旅游组织统计，全球的旅游人数从1950年的2500万增长到2004年的7．6亿，每年都保持着平均7．1％的增长速度，如果这种稳定的增长势头持续下去的话，那么到2020年，国际旅游者预计将达到16亿（WTO，2004）。这表明旅游在经历了18世纪的贵族神圣旅游（great tour）和19世纪的中产阶级旅游（middle－class tour）时代之后，迎来了大规模的“群众旅游”（mass tourism）时代。（注：Malcolm Crick：Repres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Tourism in the Social Sciences：Sun，Sex，Sight，Savings，and Servility．In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Vol．18（1989），p．307－344．）
群众旅游以现代工业社会为背景，而现代性是这一社会的核心，现代性的概念分为两个层面：精神层面和外在结构层面。现代性的精神层面，正如吉登斯认为的那样，它超越了自己的过去，不为传统、风俗、习惯、期望和信念所禁锢。它是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差异状况，以某种方式打破了从前的一切。现代性成为生态环境破坏、人际关系冷漠、人的片面发展以及各种社会冲突的深层根源，造成了巨大而深邃的现代人的精神黑洞，现代人相信或是幻想只有到远离都市，避开现代社会到前现代社会中去找寻他们失落了的精神家园。（注：［美］安东尼·吉登斯，田禾译：《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现代性的力量使旅游成为人们逃离现代生活的有效方式。另一方面，现代性外在结构中，便捷的交通系统、酒店设施、各种行业部门的链接配合，移动通信等，为大规模的旅游活动提供了充分的物质基础和准备。
2．消费的口味
在现代性的语境之下，人们从过去单纯对物品使用价值的消费转化为对物品中所蕴含的文化的消费，鲍德里亚将其称之为对商品符号性质的消费，在鲍德里亚（Baudrillard．J）看来，今天用于消费的商品，在现代资本主义交换价值支配下，原有的使用价值消失了，而成为索绪尔意义上的符号，因此，消费决不能理解为对使用价值、实用用途的消费，而应看作是一种具有符号性质的消费（注：Baudrillard．J：《记号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引自《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迈克·费瑟斯通（Featherstone）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版，第124页。）。这种符号性质的商品消费，与奇异、美、浪漫、奢侈、时尚等各种社会文化意义联系在一起，将消费的性质从实用转向文化，以满足不同群体或个人的不同需求。
同样，旅游者在现代性的背景之下，也明显的体现这种消费的符号性质。在现代性的背景下，现代性的工业大发展，造成了一系列的城市病：街头拥挤堵塞、污燥不堪、混乱无序，人际关系淡漠、日常生活单调重复、工作压力大……马康纳（MacCannell）指出，在这样的状况下，现代人产生了对现代社会的“疏离感”，并且希望能逃避或摆脱这种“疏离感”，现代人相信或是幻想只有到远离都市，避开现代社会到前现代社会中才能寻回他们失落了的精神家园，他们渴望到逝去的岁月和异文化中寻找“真实”。所以经济生产越发展，人们就越会陷入到一种对于古老传统“怀旧”（nostalgia）的情结中。人们希望追溯这些古老的传统，放慢生命过程的“脚步”，寻求一种“最为可靠的、有据可循”的心理状态。（注：彭兆荣：《旅游人类学》，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122页。）
三、遗产旅游
1．遗产旅游：传统与现代的共谋
一方面，遗产属于传统，遗产的本质属性也在于其传统性，而遗产的传统性又可以在当前情景之下，通过上述的程序运作，转化为产品投入市场进行交易，而另一方面，群众旅游时代的到来，伴随的是人们对于传统的怀旧与迷恋。如果说19世纪的工业社会是对传统的破坏，那么从20世纪开始，人们则试图通过挖掘新的方式来寻求与传统的交流，旅游者也转向通过追溯传统价值来寻觅“真实”（authenticity）与“认同”（identity）（MacCannell 1976，1992；Urry 1990）。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背景之下，遗产与旅游的联袂也似乎变得理所当然、水到渠成。于是遗产旅游——作为一种特别的旅游类型，伴随着人们对于传统的生产与消费，登上了展演的舞台。
由传统的遗产与现代的旅游结合而成的遗产旅游品牌，投入到大众旅游的消费领域之后，便呈现出巨大的发展规模和迅猛的发展速度，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统计，1998年，全世界有近5亿人游览了552个世界遗产地。（2002）遗产旅游已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重要旅游形势和趋势。例如，宾夕法尼亚州，一个拥有全美国最多的国家级遗产的地区之一，遗产旅游占了该州旅游总类的20％，遗产旅游者在1997年为该州的经济贡献了近55亿美元。（旅游周刊1999）（注：戴伦·丁·蒂莫西、斯蒂芬．w．博伊德著，程尽能主译：《遗产旅游》，旅游教育出版社，2007，第11页。）
2．体现：遗产景点的建构
“建构遗产”（built heritage）的含义，长期以来仅仅和纪念物与历史建筑的保护、修护有关，这些纪念物和历史建筑因为蕴含显著而非凡的价值而受到各项法律的保护，比如，古纪念物法（Ancient Monument Acts）、国家遗产法（National Heritage Acts）等，这些法律促进了人们对于遗产的保护意识和实践。
将“建构遗产”与旅游联系在一起，则是最近的事情。为了迎合旅游而进行的遗产建构，其结果是产生不同类型的遗产景点。这些遗产景点被归为自然与文化两种类型（Hall and McArthur 1993； Herbert 1989；Yale 1992；Zeppel and Hall 1992）。在文化范畴中，遗产景点包括物质形式（material forms）和非物质形式（immaterial forms）；物质形式包含存放于博物馆用于展示的各种纪念物、历史或考古的遗存以及工艺品；非物质形势包括表现的观念、传统和艺术、历史上杰出的事件和人物、特别的生活方式、文学和民间传说等。在自然的范畴中，遗产景点包括花园、地景、国家公园、山川、河流、岛屿以及各种动植物。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文化的或是自然的遗产景点，或多或少都经过了新的、后天的“解释”（interpretation），Tilden强调“解释”在这里是一种技巧，它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说明”（instruction），而是为了“促销”（promotion）。通过赋予它们象征性和标签性的属性，以增强他们作为遗产这一品牌的号召力和对旅游者的吸引力。普伦蒂斯（Prentise．R．C）于1994年提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遗产景点的分类（注：Prentisc．R．Cheritase：a key sector of the＂new＂tourism摘自《遗产旅游》，戴伦·丁·蒂莫西、斯蒂芬．w．博伊德著，程尽能主译，旅游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1页。）：（见表1）
表1 遗产景点的类型
3．遗产旅游：传统与现代的背离
遗产旅游中传统与现代的共谋关系，推动了遗产旅游活动和规模的迅速扩展，遗产品牌本身所蕴含的巨大的符号价值和独特的传统魅力，在吸引了大量旅游者的同时，也为遗产地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但是，也正是由于这种传统与现代在遗产旅游中的共置，在遗产旅游的光鲜外表之下，伴随了种种冲突与矛盾：遗产的破坏、“商业化”（commnodification）、“真实性”（authenticity）的扭曲、“认同”（identity）危机等。
法语里的现代性（modernite）指现代性的体验。弗里斯比（Frisby．D）指出，现代性是指现代生活的质量，它是与传统的断裂，是一种对新奇事物的感觉。（注：迈克·费瑟斯通（Featherstone）：《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68页。）人们对于现代性的体验体现在消费的方式与风格中。罗蒙·威廉斯指出，消费总是与“摧毁、用光、浪费、耗尽”联系在一起。从古典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个人日益增长的商品欲望，使消费成为所有产品的目的。社会化商品的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又使得个人的这种欲望得以实现，从而助长了社会的一种倾向，形成了特定的价值系统，消费文化遂以产生。遵循享乐主义、追逐眼前的快感、培养自我表现的生活方式、发展自恋和自私的人格类型，都是消费文化所强调的内容。（注：克·费瑟斯通（Featherstone），刘精明译：《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223页。）
图1 达式遗产旅游中冲突的庄家双方
在遗产旅游中，当旅游者负载着现代性消费文化的价值取向，前往遗产目的地时，必然会与遗产中暗含着特定族群存续与发展的传统产生各种对峙与背离。一方面，旅游者前往遗产地进行遗产的文化消费，其身份仅仅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是一个没有介入到地方文化结构中的外来者（out of culture）。他身上并没有承载着对遗产传统保护和传承的责任与义务，如果他们缺乏足够的旅游道德水平和素质，那么在对遗产进行消费的过程中，很容易对遗产造成污染和破坏。另一方面，为了迎合旅游者的消费需求和消费活动，各种政府、商业组织机构介入到遗产旅游景点的创造与开发过程中，这种人为的、为了迎合旅游者消费需求和活动而进行的遗产生产，往往忽略了遗产真正的创造者和传承者。“旅游者前来体验文化的过程，与文化被遗产旅游工业所操弄的方式，将会持续不断地出现矛盾”。（注：Robinson，M：Culture Conflict in Tourism；Inevitability and Inequality，in Robinson，M and Boniface．P：Tourism and culture conflicts，CABI publishing，Oxon，UK p．1－33．）“这种冲突不仅仅是由于旅游者与当地不同的文化属性，更为重要是来源于遗产和传统生产与制造的合法性和对文化的商业消费”（注：Robinson， M：Tourism Encounters：Inter and Intracuhural Confliets and the World＇s Largest Industry，Traditonal Dwellings and Settlement Review，X（1），P．31．）。Rami Farouk Daher把来自遗产外的各种权力、商业的操控主体成为“权力庄家”（empowered stakeholder），把遗产当地的文化群体成为“边缘庄家”（marginalised stakeholder），用两者的对立关系来体现和分析遗产旅游中的矛盾。（注：Dahcr，R．F．：Dismantling a community＇s heritage．In Robinson，M．etc．（ed．）： Tourism and Heritage Relationships：Global，National and Local Perspectives．Gateshead：
遗产旅游中这种传统与现代、权力与地方的矛盾冲突表现为：1．大多遗产旅游与保护项目所声称的以促进遗产地发展为目标的口号，实际只是对当地社区的一种催眠（dormant）和麻痹（drugged），它往往只考虑到遗产地短期的利益而忽略了其长期的发展；2．贪婪的投资者在对遗产地的开发项目上，往往只考虑经济效益，造成遗产的“商业化”（Commodifying）和“博物馆化”（museuming），而从中所得的利润丝毫没有返回遗产所属地；3．盲目的依赖国外资助机构，而没有引起遗产地政府的关注和重视，使得许多有益的项目没有实施，而仅仅堆放在政府机构的书架上；4．忽略遗产背后活态的文化主体，只是一味地强调过去与历史来迎合旅游者的怀旧情结，限制和禁锢了当地的发展；5、在遗产工业中几乎没有什么项目兼顾了遗产所属地这些“边缘庄家”的利益。
4．如何消费传统
当消费文化所伴随的是享乐、体验、感觉、自私等特点时，对于被消费的“文化”本身而言就是一种灾难。消费文化与禁欲、勤奋、节减、远见等传统古训背道而驰，造成了人们精神的空虚与信仰的缺失，难怪丹尼尔，贝尔会指出：现代性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注：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严蓓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6页。）信仰的缺失使人们只活在当下而不考虑未来与存续，并且用即时的享乐主义和自我表现的生活方式来弥补精神的空白。遗产旅游中，一方面遗产传承着地方得以存续的价值、记忆、认同等传统体系；另一方面，旅游者对遗产文化的消费本身根植了现代性对这一文化的损害。所以，如何消费传统的问题，自然而然成为我们首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格拉本教授在对相关问题进行讨论时用了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篇名：“学会消费：什么是遗产与何时成力传统？”（learning to consume：what is heritage and when is it traditional？）（注：Graburn，N．H．：Learning to Consume：What is Heritage and When is it Tradition？In N．ALSayyad（ed．）： Consuming tradition，Manufacturing Heritage．New York：Routledge，2001．p．68－71．）。“消费”与其说是行为，还不如说是观念性认知。现代人早已学会消费石油、天然气、煤等“自然遗物”，那么，学会消费传统、消费文化、消费遗产、是否也应成为现代人必修的课程？这值得我们反思。格拉本借引著名人类学家道格拉斯的《洁净与危险》（注：Douglas，M．：Purity and Dang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66．）一书中以色列人对动物的分类为例，从人类对动物的分类入手进行分析：那些和人类很亲近，即与人同居同栖、朝夕相处的宠物绝对不能吃；而在农场里被驯养的动物和在牧场生活的野生动物和鸟类则可被任意宰杀。某些“陌生”的动物，野生的或是属于动物园，总之，不常见于人类熟悉的环境里的动物亦被认为不能食用。他的意见是，对遗产的消费也应该有禁忌。
罗切伯格—哈尔顿（Rochber－Halton）引用涂尔干《宗教生活基本形式》（注：爱弥儿．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史宗主编《20世纪西方宗教人类学文选》，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中将事物和空间进行神圣／世俗二分的观点，将现代性的这种文化消费同神圣性联系在一起，他认为既然神圣性的社会情感、集体表征具有深层次、持久性的特点，那么一旦正式的宗教衰落了，体现神圣性的象征符号也就进入到了世俗的过程中，正如涂尔干所说，一切都可以神圣化，那么当商品脱离物的具体形式，而具有文化象征意义时，对于商品的使用者来说，便也具有神圣的性质。赋予文化消费对象以神圣性，将其转换为一种弥足珍贵的所有物。（注：Rochber－Halton：《意义与现代》，引自《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迈克·费瑟斯通（Featherstone），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65页。）促进大众对于文化商品的珍惜和重视，引导一种健康的针对传统文化的消费方式。
文化遗产是人类创造并延续的传统，人类必须格外珍重；文化遗产是人类进行自我反思的镜像，必须特别珍视；文化遗产是人类不可多得的财富，必须倍加珍惜。
（本文原载《广西民族研究》2008年3期，第33～39页，文中图表等请参见纸质原媒）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