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永远都不是改革最好的手段，由愤怒在后面推动的事务总是走不远
我们曾经是愤怒青年，我们立志要做很严肃的事。愤怒使我们严肃，严肃又反过来让我们愤怒。
可是我们那一代台湾的愤怒青年们最喜欢看的电影，毕竟还是成龙的《警察故事》，小说则是金庸的《鹿鼎记》。不是什么正经的革命物语。这里有一个我们自己不了解的决裂。我们想当正正经经的英雄，可是心底真正喜欢的毕竟还是那些滑稽突梯，带有幽默感的“反英雄”。
成龙的电影主角和韦小宝是“反英雄”而不是“非英雄”。他们最终做到的都是英雄事业，不过他们本身一点都不像英雄。不像传统印象里的崇高、雄伟英雄。但他们又不是小人物。
我们不太去认真计较这份价值上的决裂。我们简单地把英雄看作是“真的”，“反英雄”则是小说剧作表演者的虚构假造。直到有一天，我们读到哈维尔写的：
事实上，我们没有笑就简直无法做严肃的事，如果一个人必须在考虑他们要面对问题的严肃性的时候再加强他面部表情的戏剧严肃性，他这个人恐怕早已僵硬为化石或变成他自己的雕像了，而这个雕像又怎能写出另一篇宣言和完成另一件人的任务？
如果你不愿意溶化在自我严肃之中以至于在每一个人眼中变得十分滑稽，那么你势必具备一种自觉──对于自己的可笑和无足轻重的自觉心，如果失掉了，你的行为也失去了它的严肃性，一个人的行为真正变得重要，正因为他清醒地自觉到所有人的行为都是有时限的，稍纵即逝的，只有这种自觉心可以使一个行为显得伟大，而真正的意义轮廓，只有从荒谬的底点才窥测得出来，其他的一切都是浮面的……。
这一段话太精彩了，无从节录起，只好照抄照写。读到哈维尔我们才明白，真假关系需要整个颠倒逆反过来。“反英雄”之所以可爱，不是因为小说家创作家格外会捏造，而是因为他们才接近真实。他们不断自我揶揄、自我调侃，在大庭广众间暴露出缺点弱点与盲点，在笑声嬉闹中，我们于是意识到他们是有限的，从种种限制里呈现出他们所作所为的真正价值。
严肃的英雄感受不到“自己的可笑和无足轻重”。他以为自己就是历史、自己就是革命就是主宰。那么庞大的预期、自我矜张，反而在比较下看出他能做的原来那么渺小、那么不完美。严肃的英雄才是虚张声势、才是假的，也才是可笑的。不过我们笑不出来，因为看不透里面的笑话本质。
我们欠缺对笑话本质的掌握能力，所以才在误会中崇拜英雄。帕兹(Octavio Paz)说：“幽默不是人远古以来本有的东西，它是后来发明的。幽默不只是嘲讽、讥笑，而是一种特殊的东西，使所有被它接触到的变为模棱两可。”
我们才刚刚开始学习体认模棱两可，我们还是以为模棱两可应该或可以躲开的，我们不知道模棱两可是生命中的常态与大宗，只有在幽默里，接触得到关于模棱两可的真理。惟有懂得幽默，懂得了严肃的英雄的可笑处，我们才真正从教条里解放。或者如同昆德拉说的，“对他人好奇……试图理解与他自己的真理所不同的真理。”
我很庆幸自己不再是个愤怒青年。但我经常带着些感伤地感受到，周遭有那么多自觉或不自觉的“愤青”。他们有那么多发泄不完的愤怒，整个人像是用愤怒情绪做成的。因为愤怒，所以只要有人认同他的愤怒，他就会很容易地跟人家接近，接近了许多不见得值得接近的人。因为愤怒，所以不断地寻找可以投射愤怒的对象，投射了许多更不值得投射的对象。
这些对现实不满、带有改革想法的青年，大可活得更复杂、更丰沛些。可以多些幽默、多些嘲讽、多制造出这些人应得的笑声给他们。愤怒，永远都不是改革最好的手段，而且由愤怒在后面推动的事务，总是走不远。
要有一种不以立场，而以人格来看人的品味；要有一种从对抗中获得乐趣的放松，改革才能走得远，才真正能得到影响、改变社会的效果。这，是一个曾经当过“愤青”的人的真切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