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世荒唐：
将文盲和孔子并尊的天启时代
“孔孟之门，昔为邪慝冒借之窟，今日何由清明？是厂臣驱蔓延之邪党，复重光之圣学，其功不在孟子下。臣等涵濡厂臣之教，佩服厂臣之训，念帝都为起化之地，国学为首善之区，伏愿于监西建厂臣之生祠……”
这是篇文采飞扬与激情满怀的奏疏，说的意思是：过去政坛鬼魅聚集，学界奸臣满坛，今天却是政治开朗学术清明，这崭新局面是谁开创的呢？能够开创如此新局的人，居功至伟，其功绩超越亚圣孟子，可以与圣人孔子日月同辉，我们全体干部佩服他，要聆听他的教导，希望在文明首化之地，京城最高学府国子监旁边，给他建一座生祠以供瞻仰。
文章中，政坛“昔之魍魉”，指的是东林党杨涟等人；那个被大书特书、驱除了政坛“邪党”的“厂臣”，既不是国学大师，也非国家正式领导人，而是一个大字不识的太监头子——魏忠贤。
明天启七年即公元1627年五月，以知识分子代表自居的国子监监生陆万龄写下了这篇“魏忠贤之歌”。向皇上提出建魏忠贤配祀孔子，说魏忠贤诛杀东林党犹如孔子之诛少正卯，以魏忠贤的所作所为可以和孔孟比肩，应该给魏忠贤祠堂配祀孔子——将孔子放到魏忠贤塑像旁边，一起祭拜。
一个以儒家思想立国的天朝，竟把一个大文盲扶上神坛，可谓绝世荒唐。更荒唐的是，当时国家名义最高领导人——天启皇帝朱由校竟然准奏，批准将魏忠贤像供入国子监，与孔子并尊。
表态与跟风向来是历代中国官场的常见把戏。有了马屁精开先河和皇帝首肯，各地官员纷纷上书，争先恐后打报告，争建金碧辉煌的魏祠。
魏忠贤开创了中国历史个人崇拜的新时代，创造了两项历史记录——1、活人被塑像祭拜；2、睁眼瞎（大文盲）与孔子并尊。
其时，各级军政要员在魏氏生祠里，举行各种庄严盛大的祭拜活动。他们在魏忠贤塑像前三跪九叩，山呼“九千岁”。
天启皇帝亲自给魏忠贤许多生祠题了词，如山东巡抚李精白给魏忠贤建的生祠，皇上题的词是“隆禧”。地方官员随声附和，比着唱颂歌。御史梁梦环称颂魏忠贤是“德被四方，勋高百代”，大臣刘徽连续上了11道奏疏，内容都是歌颂魏忠贤“尧天帝德，至圣至神”。
就连战斗英雄、辽东巡抚袁崇焕，也不能免俗。天启六年十月，袁崇焕上疏称颂魏忠贤，读之肉麻：“厂臣魏忠贤功在社稷，海内之共见共闻，无容职赘……浞古内臣谁有出其右者！”
袁崇焕崇拜魏忠贤是否出于真心？无从考证。但是，一些人确实死心塌地崇拜魏忠贤。比如有一位叫曹钦程的，位列魏忠贤“十狗”之一，后来魏忠贤讨厌他了踢出十狗之列，不让他当狗了，他却抱着魏忠贤的大腿使劲地喊爹爹：“君臣之义已决，父子之恩难忘。”
个人崇拜在中国不算什么新鲜事，但魏忠贤取得的个人崇拜“成就”，可谓是前无古人、后难来者。他以一个大字不识的残缺之身，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令很多感到不可思议。
其实，关于魏忠贤个人崇拜的“奥秘”，很好揭开。
那些对魏忠贤五体投地的官员，说到底，他们崇拜的不是文化，而是权力。自古中国，在权力面前，文化从来都是附属品。天启晚期，“清除”了东林党的大明政坛，虽然名义国家最高人还是皇帝朱由校，但实际上，已经进入“魏忠贤独裁”时代。魏忠贤的角色定位，应该是“执行皇帝”。虽然他一个大字不识，但是“准皇帝”啊，纵观历代历朝中国皇帝，又有几个有文化呢？“刘项原来不读书”嘛。所以在“准皇帝”面前，“文圣”孔子成为配角，不值大惊小怪。
天启时代的“魏忠贤热”，给当时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造成了两个严重恶果。
一是“读书无用论”兴起。东林书院掀起的“读书风”被魏忠贤时代的“自宫潮”取代。很多寒门子弟找到了“升官发财”捷径，不用刻苦读书，自阉后进宫当太监便可作威作福、荣华富贵、一劳永逸。
二是信仰混乱。以儒教立国的大明王朝，在立国之初，是排斥文盲太监干政的，熟料，天启年间，太监却成了中国最上层政治力量。而他们是一群没有政治理念的庸俗势利集团，崇尚的是“权”和“利”，这与儒家正统价值观“仁义礼智信”背道而驰，彼时大明，“文圣”成了“文盲”小三，标志着“国家信仰”业已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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