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我开了个博客，博客的置顶处有个栏目叫“小村寄语”，上面写着一首四句自由体诗，诗云：“红花须得绿叶衬 ,树干少枝不茂盛。曲径通幽藏娇秀， 莫图闹市弃小村。”因为博客的定位是为心理困惑的人们写一些文字，所以这首小诗是劝哪些有心理困惑的人们不要为自己定位太高，当个平凡人，做点平凡事，过好平凡日子就行。诗文虽然没有要求有心理困惑的人们去过隐居生活，但字里行间却也不乏包含有这层意思。由此，近日我想到了“为官隐居”这个话题。
为官者隐居，或者说做官后当“隐士”，在我国历史上向来被文人墨客所推崇。但近来接连在媒体上看到几位“隐士”的故事却让我眼睛一亮：现代为官者竟也有过起了隐居生活的！比如，只有51岁的湖南省益阳市政协副主席陈延武不到法定退休年龄于去年12月辞职告退，走上了从医之路。此前8月，不到50岁的安徽省霍山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潘家东辞去副县长职务，从事医疗管理工作。去年以来，像这样的官员辞职者还真的不少。在今天这个信奉“以官为大”、追求物欲的时代，能够辞官隐退，从事自己所喜爱的职业，还真是有点让人刮目相看。
关于“为官隐居”的启蒙，我是年轻时代经由文学作品完成的。历史上有个文学家陶渊明。他生于一个衰落世家，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曾做过几年官，却因“质性自然”，不愿“以心为形役”、不肯“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而解绶去职，过起了躬耕自足的田园生活。窃以为，陶渊明《桃花源记》里的“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恐怕就是隐的至高境界了吧。还有就是“梅妻鹤子”的林和靖先生，也是隐入化境的典范。真正的隐，是内心的隔绝尘俗，就连“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对于“五斗米”和“折腰”之类的凡尘俗事，恐怕也无法做到十足的淡定。
古往今来，“为官隐居”隐得最绝妙的当属“终南先生”卢藏。在我看来，文人墨客要追求真的隐居，做真的隐士，过真的隐居生活，找个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住下来不就完了，可卢藏这个人很会挑地方，专门到皇帝眼皮底下的终南山“隐居”。 卢藏的隐居之意不在于隐，而在于求官。卢藏后来终于如愿以偿，被武则天宣召为官。他还劝朋友如法炮制，结果反被讥笑一番，在历史上留下了“终南捷径”的成语。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我国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曾经有一段时期“拼爹”还不如“拼隐”。
“以隐求仕”不过是封建社会文人墨客曲线升官的一种“捷径”。很多隐者“若隐若现”，往往在入世与出世之间玩暧昧。姜太公渭水垂钓、诸葛亮南阳躬耕，在很大程度上不就是为的韬光养晦、待价而沽，玩的是“求官”艺术吗？用“隐”的“套数”，把“老板”的胃口吊出了，才能谋个好官职、好待遇。这就是“隐”的虚伪。而真正的隐居山林者，恐怕是极难找得到的。因此，“以隐求仕”具有很大的欺骗性。这无疑给管官的人和管官的机构增加了识人的难度。从这个角度看，如今选人用人，切莫被“随驾隐士”的若隐若现蒙住了眼睛，被裙带关系的枝枝蔓蔓缠住了手脚。
如今，为官者隐居有各种类型，但不管何种类型都多少带有一些“功利主义”色彩。如果真想“隐”的话，虽身在“为官闹市”也可为人不觉，即传说中的“大隐隐于市”。那些所谓的为官隐士者看破红尘后隐居于山林之中只是形式上的“隐”而已，而真正达到物我两忘的心境，反而能在最现实的“为官闹市”中排除嘈杂的干扰，自得其乐，大智若愚，淡然处之，不为私心所扰，不为名利所累，不为物欲所惑，干好自己该干的事情，做好自己该做好的事业，这样的为官者隐居才是心灵上真正的升华所在。
从更广的角度看，身处“为官闹市”而不争，也是一种“隐”的境界。在现实生活中，有的官员沽名钓誉，为了获得上级的赏识，不惜搞一些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有的在工作上不思进取，得过且过，满足于做“太平官”，职位上却总在争高低；有的为了争得官位和谋取利益，甚至不顾廉耻，不择手段，把党纪国法抛在一边，大肆损公肥私，索贿行贿，贪赃枉法。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究其原因，实际上就是没有“隐”的境界，都在于其扭曲的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在作祟。
老子云：“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不争实则是一种“隐”的胸怀、一种“隐”的智慧，更体现了一种“隐”的境界。官员作为人民的公仆，就应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不争官，不争名，不争利，时刻把欲望降低一些，把得失看轻一些，把名利看淡一些，在学习上只争朝夕，在工作上创先争优，在生活上知足常乐。唯其如此，才能涵养淡泊情怀，提升为官境界，最终赢得群众的认可和爱戴。
自古以来，世人都说隐居好，唯有名利忘不了。在现代社会，我们的官员能够摆脱浮华与物欲，不以官为大，不以名求利，不贪图享受，一心谋事业，苦中求乐，乐在其中，这才是真正的为官之隐者，也是真正“为官隐居”的最高之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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