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目标。而在这一进程中，存在很多环节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法律的制定、执行、司法体系的完善等。然而，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往往被忽视，那就是要致力于减少“正义距离”。
所谓“正义距离”，顾名思义，是指当一个普通公民在现实中遭遇不公后，能够从公共机构获取正义的最短空间距离和时间距离。空间距离是指地理上的远近，时间距离是指等待时间的长短。无论从哪个维度衡量，“正义距离”过长都是当前依法治国中面临的重要问题，而缩短“正义距离”，则成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也应该是重要的衡量指标。
“正义距离”过长将带来严峻社会问题
当代中国一个普遍现象是普通公民的“正义距离”过长。以现实为例：大量公民在遭遇到不公正对待时，为什么不就近寻求解决而是采取越级甚至到中央上访的方式？这正是因为，在广大普通公民基于现实生活而形成的认知中，作为最高政府所在地的首都才是正义之源，才能够解决自身所遭遇的不公问题。从这个意义来讲，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南北东西都愈五千多公里的庞大国家而言，如果只有首都才是正义之源，那么无论如何，这个“正义距离”都是极长的。
而从时间距离而言，如果公民在现实中遭遇的不公正境遇，要花费几年乃至数十年的时间才能够得到公正对待，这一时间维度的“正义距离”也是极长的。
“正义距离”过长虽然好过没有正义，然而其对于整个国家、社会，乃至普通公民的危害都是极大的。就普通公民而言，“正义距离”过长，使得正义的获得成为一个虽然存在但是极为遥远的现实，那么普通公民在遭遇不公后，由于遥远的“正义距离”，大部分只能选择忍耐，或者采用自己的手段私下解决（往往是不合法的），只有当遭遇了极为重大不公对待时（如涉及生命、人身安全、基本生计等），才会选择迈过遥远的“正义距离”去寻求正义。这就使得大部分普通公民所能够获得的正义远少于非正义，很可能导致个人普遍对社会正义这一国家应向全体公民所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失去信心，进而对提供公共服务的主体——政府失去信心。
缩短“正义距离”的现实对策
缩短“正义距离”需要从各方面进行系统努力，如司法体系的深入改革和完善。然而在此基础上，从最直接的角度，还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树立全社会对正义的信心、信念和信仰。树立全社会对正义的信心、信念和信仰，是缩短“正义距离”的观念基础。其中信心、信念主要指普通公民的观念，即要通过各种努力树立普通公民对能够实现社会正义的信念，并建立对政府（包括司法体系）实现正义的信心，当然，这首先要求政府通过努力恢复公民对政府的基本信心和信任。信念和信仰主要针对政府（包括司法体系）和其他公共机构而言，要树立实现正义作为政府和其他公共机构的核心信念，并进而内化上升为自身信仰。
将追求正义纳入各级政府首要执政目标，视为首要的公共服务。追求正义是镌刻在人性中的本能，如果政府不提供正义服务，人们就要通过别的方式或者途径实现正义。因此对政府而言，不仅要在观念上将正义作为自身的信念和信仰，更要在实际行为中将实现正义作为首要的执政目标，要将正义视为首要的公共服务产品，并通过各级政府的努力，实现正义作为公共服务的就近覆盖。要像对公民实现医疗、教育、公共交通覆盖一样（如500米内必有公交站点），实现全社会的正义服务的就近覆盖，要让每位公民都能够在最短的距离内（如每个较大社区都有法律人员进驻或巡回等），能够享受到就近方便的正义服务。
加强基层司法力量配置，扩大政府正义服务的基层配置。缩短基层的正义服务距离，就要加强基层相关公共服务力量的配置，其中尤其是要加强司法体系的基层配置，要扩大基层法律宣传、教育、咨询、审判人员的配置。要让普通公民在知法、懂法、信法的基础上，习惯于寻求和接受法律体系的帮助和裁决。
扩大法律援助渠道。缩短“正义距离”不是政府一家的事，而是全社会共同的事业，要动员全社会力量的参与。受公共财政和编制的限制，当政府不能无限扩大基层司法机构的公务人员数量时，社会力量就成为重要的参与力量。其中最重要的是要通过社会机制扩大就近法律援助渠道，这主要包括扩大各种法律宣传、教育、咨询、代理人员机构（如律师事务所和相关社会组织等）的发展和配置（如每个较大社区都有律师服务），使其成为普通公民与司法机构的沟通桥梁，并进一步扩大正义服务的覆盖面。在这一基础上，除了依赖于社会、市场机制自身的建设和发展，政府也应该积极通过引导、培训、补贴、购买公共服务等措施来支持社会组织的基层法律服务，从而促进相关组织的发展，履行政府提供正义服务的基本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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